三百多年前，他“发现”了北京中轴线

北京作为“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其所展现的宏大与辉煌，对欧洲充满着巨大诱惑。而南达永定门，北到钟鼓楼的中轴线，以其跌宕起伏的建筑形象和纵横捭阖的空间气度掌控了整个城市，给海外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可·波罗眼中的大都城

13世纪末，马可·波罗在欧、亚、非三大洲进行了长达25年的探险旅行。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元大都（今北京）度过了9年时光。由于马可·波罗在元大都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阅历，对大都相当了解和熟悉，因此在他回到意大利故乡后，经他口述，别人帮助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行纪》自然留下了他对大都城的许多美好回忆。我们今天仍能从他绘影绘声的描述中，依稀看到元代中轴线的景象。

根据《行纪》记载，元大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这一段与古代文献记载颇为吻合。大都城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都有统一的标准，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平行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可容9车并行，胡同宽约6到7米。“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马可·波罗认为，大都城市的中心为钟楼，《行纪》记载：“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

作为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马可·波罗对元王朝的皇城与宫城都有细致的描绘。《行纪》记载皇城：“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质言之，周围共有四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皇城的南面开辟有五门，“中门最大，行人皆由两旁较小之四门出入。此四门并不相接，两门在墙之两角，面南向；余二门在大门之两侧，如是布置，确保大门居南墙之中。”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南，“南面亦辟五门，与外墙同”。

在大都城中轴线上，元代皇帝登极及正旦、祝寿朝会的正殿，称为“大明殿”：“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马可·波罗感叹：“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大明殿“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

这些记载与国内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一书中有对元朝典章文物制度的记录，记载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高九十尺，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磶，文石甃地，丹楹金饰，龙绕其上。”《行纪》所述宫殿顶瓦涂以彩釉，也与后来考古发掘元宫所得材料一致。

在欧洲对远东的认识研究中，马可·波罗是后古典时代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而《行纪》中对元大都的生动描绘，唤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也点燃了他们向东方不断探索的热情。

他“发现”了北京中轴线

新航路开通后，伴随着欧洲传教士与使者的进入，中国的政治制度、道德宗教、文化艺术被陆续介绍到欧洲，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博大精深、充满魅力的东方文明体系。中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激起一场席卷欧洲主要国家的“中国热”。作为国都所在，北京成为欧洲使者描绘记录的重点。

从1598年利玛窦首次入京开始，到1700年，百年间进入北京的耶稣会士有数十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1598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前后两次进京，并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作为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的开拓性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书中，利玛窦已经注意到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他记载：“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其建筑的雅致和优美由于它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这可能是第一位关注到北京传统中轴线并明确提出中轴线作用的“海外人士”。

1654年，荷兰使者约翰·尼霍夫出使中国。他不仅记录了当时出使经过与中国的风土人情，还绘制了许多水彩图稿，这些资料被整理为《荷使初访中国记》，成为18世纪流行欧洲的中国景象参考脚本，诸多艺术家与建筑师以他书中的中国图像为蓝本，营造想象中的中国风情。尼霍夫记载紫禁城：“这个皇宫为正方形，方圆十二里，但需步行三刻钟，位于北京城的第二道城墙之内……这个皇宫的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个大门，所有建筑物沿十字形中轴道路分布，很整齐地被分成几个部分。”

在尼霍夫所绘《北京皇城平面图》中，可看到由围墙所环绕的紫禁城中央有一条清楚凸显的主轴线，在这条南北向轴线上布置有诸多宫殿。除了这条南北向的纵轴线外，还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轴，呈现出十字交叉的平面布局，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交叉处为开阔的广场。

尼霍夫等人虽然获准进入中国皇城，但不准随意行动。所以书中北京皇城平面图并非其亲眼所见、实地测量绘制，与皇城真正面貌有很大出入。但从尼霍夫书中版画所呈现的中国皇城，可看出他已真正理解中国城市布局的方格原则，且指出了京城这条由南到北的宏伟中轴线的重要性。这幅京城图与真正北京城面貌相差甚多，却也把握了北京都城规划中的关键要素，包括方格布局、位于中心位置的宫城、皇城与中轴线等。

五百年前的“北京通”

顺治五年（1648年），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到达北京，此后在北京度过了29年的漫长岁月。与尼霍夫蜻蜓点水似的游览不同，安文思对北京相当熟悉，这里犹如他的第二故乡。1688年安文思于巴黎出版了《中国新史》，书中对北京城市中轴线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在安文思的认识中，“皇城内有二十座宫殿，它们从北到南呈一直线”。对中轴线上的诸多建筑，安文思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如正阳门及棋盘街，安文思记载：“在皇城外层和南城墙之间，乃主要城门所在之地，有一个属于皇宫的大场地，按如下方式设计：当你进入城门，就遇到一条宽而整齐的街道，它本身与城墙一般长，在你穿过它之后，即进入一个四周有大理石栏杆的方形广场。”棋盘街以北，为大清门、T字形宫廷广场：“（大清门）有三扇大门及三个很长、很大的拱形圆顶，其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厅（这里描述的应是大清门的歇山顶）。这些门除皇帝本人出城外从不开放。在这第一座殿的那边（应为北边），是一个宽大的庭院，两边饰有由两百个柱支撑的廊，从门口观看显得宏大和悦目。这个庭院宽有两箭之距，其长超过两倍火枪射程，北接著名的长安街，横跨两厅门。这两厅门得名于它们所在的街道，头一座门叫作长安街东门，另一座门叫作长安街西门。”

安文思虽在记载中将明清名称混用，在建筑分布描述上也有一些瑕疵，不过他还是把握了皇城、宫城中轴对称的建筑特点，沿中轴线逐一介绍皇城、宫城的主要建筑。此时其还未全然了解京城布局的人文、政治、风水等思想内涵，但指出了其系统化、有秩序的城市规划意图。

与中世纪欧洲政治分裂、战事频繁、兵祸连绵相比，中国在与欧洲几乎相同面积的土地上实现了政治的稳定与政权的统一，整体上较欧洲和平、繁荣。来华的使者与传教士将北京比作“希望之城”，成为西方精英文化中的理想城市。中国城市规划中轴线的理念，经过传教士的传播，对欧洲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欧洲各大城市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中，纷纷寻找与建立象征城市新形象的城市轴线。

北京作为“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其所展现的宏大与辉煌，对欧洲充满着巨大诱惑。而南达永定门，北到钟鼓楼的中轴线，以其跌宕起伏的建筑形象和纵横捭阖的空间气度掌控了整个城市，给海外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马可·波罗眼中的大都城

13世纪末，马可·波罗在欧、亚、非三大洲进行了长达25年的探险旅行。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元大都（今北京）度过了9年时光。由于马可·波罗在元大都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阅历，对大都相当了解和熟悉，因此在他回到意大利故乡后，经他口述，别人帮助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行纪》自然留下了他对大都城的许多美好回忆。我们今天仍能从他绘影绘声的描述中，依稀看到元代中轴线的景象。

根据《行纪》记载，元大都“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这一段与古代文献记载颇为吻合。大都城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都有统一的标准，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南北向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平行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可容9车并行，胡同宽约6到7米。“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马可·波罗认为，大都城市的中心为钟楼，《行纪》记载：“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

作为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马可·波罗对元王朝的皇城与宫城都有细致的描绘。《行纪》记载皇城：“周围有一大方墙，宽广各有一哩。质言之，周围共有四哩。此墙广大，高有十步，周围白色，有女墙。”皇城的南面开辟有五门，“中门最大，行人皆由两旁较小之四门出入。此四门并不相接，两门在墙之两角，面南向；余二门在大门之两侧，如是布置，确保大门居南墙之中。”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南，“南面亦辟五门，与外墙同”。

在大都城中轴线上，元代皇帝登极及正旦、祝寿朝会的正殿，称为“大明殿”：“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瞻，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马可·波罗感叹：“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大明殿“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涂满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

这些记载与国内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一书中有对元朝典章文物制度的记录，记载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之正衙也……高九十尺，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磶，文石甃地，丹楹金饰，龙绕其上。”《行纪》所述宫殿顶瓦涂以彩釉，也与后来考古发掘元宫所得材料一致。

在欧洲对远东的认识研究中，马可·波罗是后古典时代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而《行纪》中对元大都的生动描绘，唤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也点燃了他们向东方不断探索的热情。

他“发现”了北京中轴线

新航路开通后，伴随着欧洲传教士与使者的进入，中国的政治制度、道德宗教、文化艺术被陆续介绍到欧洲，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博大精深、充满魅力的东方文明体系。中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激起一场席卷欧洲主要国家的“中国热”。作为国都所在，北京成为欧洲使者描绘记录的重点。

从1598年利玛窦首次入京开始，到1700年，百年间进入北京的耶稣会士有数十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

1598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前后两次进京，并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年。作为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的开拓性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书中，利玛窦已经注意到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他记载：“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其建筑的雅致和优美由于它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这可能是第一位关注到北京传统中轴线并明确提出中轴线作用的“海外人士”。

1654年，荷兰使者约翰·尼霍夫出使中国。他不仅记录了当时出使经过与中国的风土人情，还绘制了许多水彩图稿，这些资料被整理为《荷使初访中国记》，成为18世纪流行欧洲的中国景象参考脚本，诸多艺术家与建筑师以他书中的中国图像为蓝本，营造想象中的中国风情。尼霍夫记载紫禁城：“这个皇宫为正方形，方圆十二里，但需步行三刻钟，位于北京城的第二道城墙之内……这个皇宫的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个大门，所有建筑物沿十字形中轴道路分布，很整齐地被分成几个部分。”

在尼霍夫所绘《北京皇城平面图》中，可看到由围墙所环绕的紫禁城中央有一条清楚凸显的主轴线，在这条南北向轴线上布置有诸多宫殿。除了这条南北向的纵轴线外，还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轴，呈现出十字交叉的平面布局，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交叉处为开阔的广场。

尼霍夫等人虽然获准进入中国皇城，但不准随意行动。所以书中北京皇城平面图并非其亲眼所见、实地测量绘制，与皇城真正面貌有很大出入。但从尼霍夫书中版画所呈现的中国皇城，可看出他已真正理解中国城市布局的方格原则，且指出了京城这条由南到北的宏伟中轴线的重要性。这幅京城图与真正北京城面貌相差甚多，却也把握了北京都城规划中的关键要素，包括方格布局、位于中心位置的宫城、皇城与中轴线等。

五百年前的“北京通”

顺治五年（1648年），葡萄牙籍传教士安文思到达北京，此后在北京度过了29年的漫长岁月。与尼霍夫蜻蜓点水似的游览不同，安文思对北京相当熟悉，这里犹如他的第二故乡。1688年安文思于巴黎出版了《中国新史》，书中对北京城市中轴线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在安文思的认识中，“皇城内有二十座宫殿，它们从北到南呈一直线”。对中轴线上的诸多建筑，安文思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如正阳门及棋盘街，安文思记载：“在皇城外层和南城墙之间，乃主要城门所在之地，有一个属于皇宫的大场地，按如下方式设计：当你进入城门，就遇到一条宽而整齐的街道，它本身与城墙一般长，在你穿过它之后，即进入一个四周有大理石栏杆的方形广场。”棋盘街以北，为大清门、T字形宫廷广场：“（大清门）有三扇大门及三个很长、很大的拱形圆顶，其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厅（这里描述的应是大清门的歇山顶）。这些门除皇帝本人出城外从不开放。在这第一座殿的那边（应为北边），是一个宽大的庭院，两边饰有由两百个柱支撑的廊，从门口观看显得宏大和悦目。这个庭院宽有两箭之距，其长超过两倍火枪射程，北接著名的长安街，横跨两厅门。这两厅门得名于它们所在的街道，头一座门叫作长安街东门，另一座门叫作长安街西门。”

安文思虽在记载中将明清名称混用，在建筑分布描述上也有一些瑕疵，不过他还是把握了皇城、宫城中轴对称的建筑特点，沿中轴线逐一介绍皇城、宫城的主要建筑。此时其还未全然了解京城布局的人文、政治、风水等思想内涵，但指出了其系统化、有秩序的城市规划意图。

与中世纪欧洲政治分裂、战事频繁、兵祸连绵相比，中国在与欧洲几乎相同面积的土地上实现了政治的稳定与政权的统一，整体上较欧洲和平、繁荣。来华的使者与传教士将北京比作“希望之城”，成为西方精英文化中的理想城市。中国城市规划中轴线的理念，经过传教士的传播，对欧洲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欧洲各大城市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中，纷纷寻找与建立象征城市新形象的城市轴线。

来源：北京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