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路青海路44号周湘云住宅旧址

周湘云住宅位于南京西路青海路44号,建于1935年,1936年竣工,新瑞和洋行设计。屋主周湘云为当时上海的房地产巨商、大富翁周湘云。1950年秋,这座花园住宅由国家租用,给华东局外贸机关使用。数年后,华东局外贸部迁往新址,这里就成为岳阳医院第五门诊部,后改为岳阳医院青海路门诊部至今。


住宅所占地块狭长,南端为祭祖的祠堂,北端由点状的主楼和条状的后楼组合而成。建筑是现代式样的三层楼房,立面以水平线条为主构图,体型活泼、错落有致,淡绿色釉面砖饰面与庭院绿荫呼应。


主楼吸收中国传统的三间两厢房平面布置的手法,中央进门大厅设精致活络的拉门和特殊的酒吧。右侧为会客室,左侧为餐厅,走过宽阔的穿堂,便是后厅。穿堂左右两角设衣帽间,左侧是小餐厅,右侧为事务室即账房间,房内还设两个储藏室。该宅总体布局紧凑,建筑平面设计合理、立面简洁活泼。这栋房屋风格独特、造型优雅,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


周湘云故居——位于青海路44号,是一幢现代样式的花园洋房。花园是中式的,除了小桥流水,曲径山石之外,还有几颗古木尤为引人注目,住宅强调水平线条,以淡绿色的釉面砖饰面,平屋顶,四周砌女儿墙围护。卫生间的浴缸已有近70年历史,但至今看来也不算落伍,特别令人惊慕的是三层小楼竟安装了一台当时罕见的电梯。这幢四层楼房,大小52间房间,造价法币40万,这以抗战之前的行情看,可称得上是价格奇昂了。这幢昂贵的住宅曾被周湘云之子周昌善讥讽道:“人家一座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北楼)造价也不过40万!”。


当时上海除了外滩一带的银行大厦和洋行大楼,一般楼房里极少安装电梯,而周湘云的这幢四层楼的住宅建筑却是地道的西洋风格,建筑占地450平方米。楼内居然安装了当时希罕的电梯,直通房顶。长方形的主体建筑配以圆弧形的“船厅”,它可以与有着远东第一豪宅美誉之称的吴同文的绿屋相媲美。


 周湘云住宅于1999年9月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大门入口处


墙壁上面的图案


墙上的铁牌刻着新瑞和洋行建筑设计师戴维斯·布鲁克和格兰的名字、1937年建造。


     关于上海滩一号汽车的故事,是老上海们酒后茶余最有兴味的话题之一,那是著名宁波富商周家的事情。但是很多人把这个拥有一号汽车的周家与开出租车行的周祥生混为一谈。其实他们不是一回事。周湘云家族有“房地产大王”之誉,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人的名册上排名第五。拥有第一号汽车牌照的是周湘云的弟弟周纯卿,时间长达40年之久。俗话说“树大招风”,周家有地、有房、有钱、有一号汽车,这在处处以猎奇为时尚的旧上海,故事就被越“炒”越多,甚至张冠李戴,不是周家的事也说成是周家的,还传出犹太巨商沙逊与周家打官司的事,说是官司一直打到英国皇家法庭……都是为了一号汽车!

  根据笔者的独家专访,发现打官司的事是有的,但不是为了一号汽车,也不是与沙逊对阵。周家的故事,还得从周湘云的父辈说起。
  三个穷兄弟闯荡上海滩

  周湘云的父辈有兄弟三人,老大子龄字咏春,老二子镕字文涛,老三子莲字莲塘。周湘云的曾祖父是当地名医,鸦片战争之后已趋败落,三个兄弟为生计所迫,先后乘了鸭蛋船(一说是运载鸭蛋的小船,另一说是船小如鸭蛋),随着当时“农村包围城市”的淘金队伍,从宁波闯进了上海滩。

  当时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上海开埠之初,市面上一个铜板可以买5只咸鸭蛋,他们一顿饭还舍不得把一只咸鸭蛋吃完,常常是一只咸鸭蛋要“过”两顿饭。然而,穷则思变。凭着宁波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和精明强干,他们很快发现了上海滩的“金矿”。不几年,兄弟三人就在这块冒险家的乐土上,各自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老大咏春几年后从上海远走汉口(今武汉)经商,先后当了汉口德商禅臣洋行的买办、汉口商会会长、宁波同乡会会长,声誉卓著;老二文涛到上海后,凭着几句跟人家学来的洋泾浜英语,先是在外滩一带做“挑打”生意。所谓“挑打”,就是肩挑着装有零星银元和铜板的货担,经营小额货币兑换的生意人。这个文涛公后来竞从一个“挑打”,发展成一家钱庄老板,而且逐渐发迹,成为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广东路)一带的知名商人,先后独资或与人合伙,共开办了30多家商店。

  十九世纪末,他们三兄弟中后来两个去了武汉,只剩下老三周莲塘留在上海。然而正是这个周家老三,神通广大,不几年竟成了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王,创造了宁波人抢滩十里洋场的种种“神话”。

  周莲塘十年辛苦成巨商

  周莲塘到沪不久,从二哥那里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洋泾浜英语,经人介绍,先是到英商老沙逊洋行里干杂活儿。他心眼机灵,办事勤快,很讨老板喜欢。

  后来一个法国传教士看中他,经常请他帮忙办点私事,他亦能尽心尽意地为之奔跑。这个传教士看他为人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就叫他到法国教会敬修堂(现在老城区还有条敬修路)里来做事,无非也是跑跑腿,做些杂务而已。那时外国人在租界里置房子置地的人很多,但他们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有语言上和办事习惯上的障碍,于是就请周莲塘为之代办。渐渐地,他代办代出了名气,外国人一些土地买卖、宅第建造、改建旧屋一类的事情也来找他,他就乘机拉起了一支建筑施工队伍,为人造房子、修房子,建花园,成了一个大包做头(旧称营造商人)。

  又过了若干年,那位最初赏识他的那个外国传教士,因年迈要回国了,临走时,他把自己名下的一部分房地产送给了周莲塘,就是现在新闸路成都路口的和庆里、燕庆里和肇庆里三处里弄房产的前身。那时上海地产除外滩之外,以南京路(即现在的南京东路)为最高,是名符其实的黄金地段,南京路附近的地价也渐次升高。周莲塘拥有了南京路附近的福州路、广东路、湖北路一带的房地产,自是身价不凡。不久,他的地产公司就在老沙逊洋行挂了牌,赢得了外商的高度信任。这么一来,地方钱庄也轧出了“苗头”,认为他前途无量,纷纷主动找上门来,开给信贷户头。有了金融界的支持,贷款上有了方便和保证,生意上就更加如虎添翼,左右逢源了。所以到20世纪初时,“莲塘记”已在市中心拥有了十几处整块的里弄房地产,生意上一帆风顺,可以“闭着眼睛赚钞票”了。

  飞速崛起的地皮大王

  从周莲塘艰苦创业,中间经水太夫人继续扩张,到他们的大儿子周湘云接管家业时,周家已号称有500万家业,成为宁波旅沪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富商了。

  周湘云(1878-1943)谨慎守成,在房地产上虽没有更大的开拓,但是他的“命”好,遇上了租界里地皮价格几次飞涨的千载良机。辛亥革命前后,上海租界人口大增,房地产价格随之大涨;1924年江浙之战,江浙一带的难民纷纷逃难,有点钞票的人家就躲入租界,再次引起租界里地价大涨;抗战时期更是如此,不仅江浙一带的难民,就连北京、天津的富户,包括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富户,以及北方的各大银行、各大企业机构,都无不拼命往租界里挤,把上海的房地产“炒”得火上加火,而周家的房地产业恰恰都在公共租界里,一下子天时地利占尽,从抗战前的一千万家产,骤升到了抗战初期的五千万,到他1943年去世时,全部家产已达八千万了,名列工部局纳税人的第5名。

  这期间,周湘云之弟周纯卿也成了经营好手。他抓住时机,斥银数百万,买下了现在南京东路西藏路上拐角的一大块土地,即现在与中百一店一路之隔的原大庆里地块。这真是一块顶级的黄金地段,东从云南路,西至西藏路,北部是南京路,西部是九江路,整整一大四方块,又与当时的跑马厅(现人民广场)比邻,所以无论猴年马月,都绝对是块旱涝保收的风水宝地。所以周家以500万元买进后,一香港商人蔡氏欲以800万元购下,周家不卖;蔡又要求入股,共同开发,造高楼,周家仍不干。蔡氏无奈,只好买下马路对面的一块地皮,建了大新公司(即现在的中百一店大楼)。后来又有人出价一千万元,周家仍是不卖。

  那么周家留着这块地要干什么呢?原来周纯卿曾在洋行里工作,西风东渐的影响,使他也有了跑马的嗜好。这块地正好临近跑马厅,他要在这里建楼,一来做生意,二来看跑马。于是,周家在上面建造了著名的里弄住宅大庆里,其中有一栋沿西藏路的楼比其他楼都高一层,据说就是为了他方便看跑马。

  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

  周家二公子周纯卿(1880-1945)与其兄秉性大有不同,其兄周湘云属于“老派”人物,除了做生意就是玩古董,金石书画样样收集;而周纯卿是个标准的“洋派”人物,喜欢玩洋玩意儿,诸如汽车、游艇、跑马,样样都会,而且样样都精。

  据周纯卿的侄女周亦瑛女士(周湘云的女儿)讲,20世记初,一个丹麦籍的医生要告老还乡了,临行时要将他的一辆旧汽车连同牌照一起出让,周纯卿捷足先登,买下了汽车和牌照,把车灯换掉,又在开门的把手处,镶嵌了一个铜质的篆文“周”字,这就是后来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了。

  周纯卿的儿女们如今都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每年春节亲友聚会时,常常有人会问起一号汽车的事情,因他们都是无数次地乘过一号汽车的人。据他们讲,那是一辆黑色的、长方形的轿车(据说是英国名牌车戴姆勒),司机的座位在右边,全车可乘坐12个人,前排4人,后排4人,前排的座位下面有小凳子,拉出来又可坐4人。车内前座和中座之间有一排玻璃窗隔着,有小窗可与司机通话。车前挂的牌照是铜质椭圆形的,黑漆,极其醒目,写的是古罗马的“I”字,号码下刻有S、M、C、(上海工部局的缩写)。这个椭圆形的牌照出自周纯卿自己的设计,而工部局颁发的正式牌照,平时是放在家里的。

  一号汽车的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45年周纯卿的葬礼上。周家人决定让老人再使用一次他生前所钟爱的一号汽车,于是,将老人的遗像放大后供放在车上,作为送葬队伍中的“像亭”,参加了大出丧的行列。出丧的队伍缓缓而行,好在一号汽车此时也开不快了,而且走走停停,好歹总算完成了它的最后一次使命。从此之后,一号汽车就再也没上过街,不久就报废了。

  曾有人在报端撰文说,哈同曾垂涎于一号汽车牌照,甚至发生过明争暗抢的事情。周家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周家与哈同两代人均有交情,老哈同于岁末年初还屡屡借用周湘云的红顶花翎朝服,怎么会对一号汽车有豪夺之举?至于说是沙逊曾为一号汽车牌照而打官司,一直打到香港和伦敦等等,周家人亦听之任之,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

  房产大王的豪宅旧事

  周家到了抗战后期已拥有八千万家产,在三十年代以后的住房非常讲究。周湘云的青海路44号住宅,就是一处极其新潮的西式豪宅。
  这幢房子造于抗战之前。那时除了外滩一带的银行大厦和洋行大楼,一般楼房里极少安装电梯的,而周家的这幢房子只有三层楼,居然也安装了电梯!不仅有电梯,门房间与主楼之间还安装了对讲器。外面有人来访,门房用不着跑到楼上通报的,只需在对讲器里讲一声即可。面朝花园的底层大门还是电动卷帘门,而设在大门旁边的按钮,被一幅精美的雪山图画遮掩着,自家人掀开饰图的小门,可以径直开启卷帘门,若是陌生人,即使来到了门前也不知如何开门。楼里的设备许多都进口的,彩色玻璃是比利时的,大吊灯是法国的,地板是意大利的……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家不仅马桶是抽水马桶,连走廊里的痰盂也是抽水痰盂,用完之后只需用脚轻轻踩一下阀门,痰盂即刻被冲得干干净净。周湘云夫人施通昭的侄孙女施蓓芳女士曾在其中居住了十几年,她说主人房间里有3个秘密的保险柜,除了主人,谁都看不出安在什么地方。楼内有52间房间,有2把万能钥匙,所有房间均能打开……

  老二周纯卿在南京西路806号的住宅更以规模大、式样新著称。花园里有前花园、后花园、网球场,花园里有小桥流水和茅亭、假山,停车场上可停放一二十部轿车。主楼是一幢五开间的大花园洋房,楼内大客厅、小客厅、大餐厅、小餐厅、跳舞厅、更衣室、弹子房,一应俱全。

  这幢房子在解放初还起过不小的政治作用。由于周纯卿的三女儿周素琼嫁给了盛丕华的儿子盛康年,盛康年的到来,为这房子带来了新的生活内容。盛康年当年在大学时就已接触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潘汉年同志做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他原先公开的身份,是他父亲盛丕华参与投资的一家制药厂的经理,而实际上是以此职业作为掩护,主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初为了安稳工商界的人心,陈毅市长提出,要跟上海滩尚未走的工商界代表人物见见面,请盛康年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既不能太显眼,也不能有失体面。盛康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市工商联的秘书长,就把这次重要的会见安排在了周家的这幢大房子里,一来地方宽敞,花园里可以停车,二来环境隐蔽而且幽雅,既便于做安全保卫工作,又不失体面。这是解放上海之后,新生的市政府领导人与工商界巨头的第一次见面,领导方面有陈毅、潘汉年等,工商界代表有荣毅仁、刘鸿生、经叔平、郭棣活等。公私合营之后,周家人搬了出去,这儿成为静安区少年宫。几年前有关部门将之拆除另造高楼,据说拆除时施工单位费了不少劲,使用了特殊的爆破技术才炸掉的,可知当年造得很牢固。

  周家小姐的新使命

  周家第三代中,周湘云生有一子三女,儿子周昌善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大女儿周亦珍嫁苏州洞庭山人沈延林,亦是上海滩房地产巨商;二女儿周亦瑛,嫁宁波人王逢年(正锡),亦富家子弟,三女儿周亦玲待字闺中。

  周纯卿有2儿4女,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时他们从南京西路806号搬出,各自参加了专业工作。其中三女儿周素琼是位较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周素琼因公公是著名民主人士盛丕华,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丈夫盛康年是潘汉年副市长的得力助手,出任工商联秘书长,担任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周素琼在这样一个新环境里,也有了新的使命。她常陪丈夫出入公开场合,亦常到工商界人士家去串门。公私合营时,她与丈夫一起,率先加入公私合营,同时去做其他亲友的工作,加速了政府的工作进程。盛康年曾对她说:“你现在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是工商家庭的小姐,又是国家干部的妻子,在公私合营工作中可起示范作用。我们在会上做不通的工作,你若把太太的工作做通了,回家枕边风一吹,也许就通过了。”于是周素琼按丈夫的安排,常去与过去的旧友家聊天,做太太们的思想工作。刘靖基先生曾主动来找周素琼,请她去做自己太太的思想工作。于是刘家已经转移出境的资
金,后来又转回来了。

  可惜盛康年先生在“潘扬冤案”发生之后,精神和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由于思想上想不通,又不便于向组织打听,只好一个人喝闷酒。他过去烟酒不沾,而现在整天喝酒浇愁,喝酒多了把胃喝了,整个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终于于1965年,怀着一颗愁苦不解之心离开了人世。十年浩劫当中,虽然他已经去世,却仍被打成了“荣(荣毅仁)盛(盛康年)小集团”的主要分子,备受批判,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获平反。

  现年93岁的周素琼女士谈起往事无限感慨,她说自己的丈夫盛康年是个最最要国家好的人,现在国家这样发达兴旺,盛先生虽然没能看到,而自己替他看到了,盛先生若地下有知,肯定会非常高兴、非常欣慰的。周女士现在独自住在上海西区武夷路,身心开朗,耳聪目明,常常出席民主人士和政协部门的社会活动,还常常做善事,对于一切都见怪不怪,对一切都容易理解,因为她已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了。别人问起她的长寿之道,她告诉人家说:“我的人生观就是助人为乐、自得其乐、知足常乐。老年人顶顶要紧要晓得,凡事要想得开,看得远,不要斤斤计较一些小事,要多替别人着想。从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烦恼的事情就会减少很多。要晓得,一个人健康、快乐就是幸福!”
 
 
 作者:宋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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