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关于白乐天

　　乐天歌新声[长恨][琵琶]情

　　晚秋闲居

　　白居易

　　地僻门深少送迎，披衣闲坐养幽情， 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一）

　　1955 年 11 月，片山哲先生来中国访问。我们几次见面，差不多都谈到 了白乐天的诗。
　　他对我说，他在从事写作，准备把白乐天作为“大众的诗人”，进一步 向日本人民介绍。白乐天的诗是日本人民所最感亲切的，对于日本平安朝文 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传到日本的诗，大体上是属于花鸟风月的一部分， 白乐天的最得意的重要部分，如像“新乐府”、“秦中吟”、闲适诗之类， 却没有得到重视。
　　他对我说，白乐天的《新乐府》是传达劳动人民疾苦的正义的呼声。其 中有一部分，如《母别子》、《时世妆》之类，所歌咏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日 本目前的现实。这样歌咏劳动人民疾苦的诗人是不朽的。白乐天是深切地同 情劳动人民的；他的心境洁白，没有自私自利的污浊的想念，他的这种心境， 也充足地表现在他的闲适类的诗中。白乐天是“大众的诗人”，是“为劳动 人民祈幸福的和平诗人”，是“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诗人”。
　　他对我说，就为了这样，他愿意把这被闲却了的、为日本人民所未知的白乐天的真面目介绍出来，让日本人民能够知道白乐天的全面，从他的诗里 得到应有的教诫，并且也希望把这一工作作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媒 介。
　　片山先生对于白乐天的评价是正确的，通过白乐天的介绍所想达到的希望是恳切的，他要我为他的著作写一篇序，因而我也就毫不推辞地接受了这 项愉快的任务。

　　（二）

　　白乐天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他生在唐德 宗、唐宪宗时代，所谓唐代的“中兴时期”。同时代的文人，在散文方面有 韩愈、柳宗元，在诗歌方面有白乐天和他的亲友元微之与刘梦得。散文中起 了划时代的改革，诗歌中也起了划时代的改革。其主要精神，就是要使散文 与诗歌从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和现实接近一些，更和 人民接近一些。
　　韩、柳的散文改革，在文学史上是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发展的，所谓“唐、 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文体，在中国一直支配了一千多年。被苏东坡称颂为“文起八代之衰” 的韩愈，在中国的旧时代也是一直被尊崇着的。
　　但是元、白在诗歌方面的改革，其被重视的程度，却没有像在散文方面 的这样的盛况。

　　（三）

　　元、白在诗歌方面的改革，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上的改革，另 一方面是内容上的改革。形式上的改革便是使诗歌平易化，采用人民的语言， 更多地包含叙事的成分，而又注重音韵的优美，使人民大众容易了解。白乐 天的《长恨歌》、《琵琶行》和元微之的《连昌宫词》便是这一改革的典型 代表。当代追随他们的人已经称之为“元和体”。
　　内容上的改革，也就是思想上的改革，便是要使诗歌描写人民的生活， 传达人民的疾苦，要把诗歌作为社会改革的武器，而不是为向上层统治阶级 歌功颂德而诗歌或为诗歌而诗歌。在这一方面的典型作品，便要推数白乐天 的“新乐府”了。“新乐府”的总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为君、为臣、 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是元、白诗歌改革的基本主张。 这就是说：他的写作是有社会目的和政治目的的，是要讽刺朝廷、批评时政， 要为人民说话、歌咏人民疾苦，要言之有物、实事求是的。这种主张，甚至 可以说是诗歌革命。
　　唐代的统治经过了开元、天宝的所谓“盛世”，社会的发展愈益趋向两 极端化。代表着上层统治阶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横征暴敛，穷奢极侈， 使下层被统治阶级日益走向贫困，特别在经过安禄山的叛乱之后，人民流离 颠沛，已经到了不能聊生的地步。广大的人民是有着改革的要求，乃至革命 的要求的。
　　前一代的诗人杜甫已经体会到了这种要求，他的诗歌博得了“诗史”的称号；元、白承继了他，更企图有意识地在诗歌中卷起改革的风浪。在一个 时期内，他们是勇敢地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并实践了改革的主张。白乐天“新 乐府”五十首便是这诗歌革命的实践，那在中国文学中是会永远放着光辉的。

　　（四）

　　然而，元、白的诗歌革命却是受着了阻挠。 他们所创始的元和体，别名“千字律”，虽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但却为一般的“庄士雅人”所鄙视。有人认为那样的诗“非庄士雅人所为”，甚至想“用法以治之”（见杜牧《李戡墓志铭》）。 这种形式上的改革就已经遭受到“庄士雅人”的鄙视乃至仇视，等于思想革命的“新乐府”，敢于替劳动人民说话，批评统治阶级，那更是胆大妄为，犯上作乱了。因此，这一类的作品在元微之和白乐天自己确实是冒着危 险做的，白乐天的“新乐府”只作了五十首，便没有再发展下去了。关于这 一类的作品，元微之在给令狐楚的信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词直气粗，罪 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这倒是毫无掩饰的真心话。
　　那是当然的。在封建统治时代，要诉述劳动人民的疾苦，引起人们对于 封建统治的怀疑，那当然是不能宽恕的犯罪的行为。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形式改良的“元和体”，虽然遭受到“庄 士雅人”的鄙视，但依然有人摹仿，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含有革命意义的“新 乐府”就差不多完全被抹杀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白乐天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之类的 诗在中国的旧社会中一千多年来都脍炙人口，而“新乐府”和“秦中吟”则 很少有人知道；而在日本社会中，情形也完全是一样。
　　从这里我们更可以了解：在文学改革的运动中同时并起的元、白与韩、柳，为什么后者受到后人极端的推崇，而前者则受到相当的冷落。 理由是很简单的。韩、柳的散文改革，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他们采用古文的形式来宣传封建主义的内容，一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会欢迎他 们。元、白的“新乐府”可不用说，就是他们的“千字律”也太和人民接近 了——一般地都知道“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要想不遭受到“庄士雅人” 的鄙视或仇视，那倒是不能理解的了。

　　（五）

　　白乐天的闲适诗，应该说是诗人在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后退一步。 但这种后退，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对于诗人是应该予以同情，而不能予以责备的。 这种后退，与其解释为明哲保身，倒表示着诗人的高洁，不愿意和恶浊的社会同流合污。 在封建社会中，还没有出现更进一步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尽管怎样聪明的人，虽然对现实社会不满，但受着时代的限制，也是不容易 或甚至不可能看出社会发展的究极的前途的。因而这样的人便不可避免地在 他的思想上发生剧烈的矛盾，以至每每走入悲观、消极，或者闲适、超然的 道路。
　　白乐天在这里也呈出了一个典型。
　　白乐天的社会思想基本上是同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相矛盾的，但又把封建 制度无可如何，有时就只能后退一步求得妥协。白乐天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 接受了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更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产生了他的 闲适类的诗。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白乐天的闲适，是出于不得已的。他是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但因为受着时代的限制，看不出劳动人民的解放的道路，便以一种 “爱莫能助”的心情，而生出了所谓谛观，不愿意在旧社会中随波逐流而超 然自适。
　　在他自行分类的闲适诗里面，有一首《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那是他从四川顺长江而下，出了巫峡，看到了洞庭湖的泛滥，而想到夏禹治 洪水的功绩，因而发生的感叹。诗中有这样的几句：
　　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
　　这就和他所服膺的闲适诗人陶渊明，而有咏荆轲诗的一样，表明他的心 境并不是死心踏地的为闲适而闲适。
　　陶渊明也好，白乐天也好，他们的闲适，是对于恶浊的顽强的封建社会 的无言的抗议！

　　（六）

　　我对于白乐天的看法，就这样基本上和片山哲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因此片山先生要把白乐天作为“大众的诗人”进一步向日本人民介绍，
　　特别重视他的“新乐府”和闲适诗，要把它们译成日本文，我认为是很有意 义的事。
　　片山先生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这样重视白乐天，在白乐天的诗中找到了深远的共鸣，正证明他是存心为日本的人民祈幸福，祈和平，并希望日 本的各阶层能够“毅然有所自立”的。
　　他的这种心境和他的实际行动正相为表里。他在领导着日本人民的保护 和平宪法的运动，并在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争取亚洲的和世界 的持久和平而作不倦的努力，我们对于这样的和平战友是怀抱着衷心的敬意 的。我们愿意加强友好合作，为我们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争取共同的胜 利。
　　片山先生希望他的白乐天介绍能够更进一步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那是 毫无疑问的事。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全世界进步的劳动人民已经能够主 宰自己的命运，像兄弟一样携起手来，向着光辉的远景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了。 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与劳动的日本人民，向热爱祖国和反抗奴役的日本人民，表示虔诚的兄弟的祝福。
　　1955 年 11 月 24 日
　　（原载《文艺报》1955 年第 23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