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丨人,不外乎是他意图成为的那个东西

文 | 让-保罗·萨特

人,不外乎是他意图成为的那个东西。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这第一原则也就是人们所称做它的主观性之所在,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用主观性这一字眼是为了责难我们。但是,我们所讲的主观性的含义,不过是指人类比石头或桌子更高贵而已。因为我们认为“人首先是存在着”这一命题的含义是,人首先是一种将自己推向未来的存在物,并且他意识到自己将自己想像为未来的存在物。人一开始就是一种设计,一种自我意识到的设计,而非一片苔藓、一片垃圾或一朵菜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这一设计之前,天堂亦不存在此类事情。人是他设计所成的东西,而不是他随意想成的东西。因为就“意志”这一词的意义而言,我们通常认为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而这种决定,总是在我们将自己创造成为现在这样之后。我可以想加入一个政党、写一部书或结婚,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较早的、较自发的选择的表现。而这种选择就称为“意志”。如果说存在确实先于本质的话,那么,人就应当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因而存在主义的第一步,就是使每一个人明白自己的本性,并对自己的存在负完全的责任。而且,当我们说一个人应当对自己负责时,我们的意思是他不仅要对自己的个体负责,而且要对所有的人负责。
主观主义这一词具有双重含义,而我们的论敌只是在一种含义上做文章。一方面,主观主义是指个人自己选择自己、自己创造自己;另一方面主观主义是指,人不可能超越人类的主观性。后一层含义是存在主义的根本意义。当我们说人选择他自身的自我时,我们的意思是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不过我们的意思同时又指人在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为所有的人做出了选择。实际上在造就一个我们想成为的那一种人时,我们没有一项行动不是在同时造就一个自己认为应该如此的人的形象。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同时就表明了我们所选择的东西的价值。因为我们决不会选择邪恶,我们总是选择善。同时,决没有一种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善的,而对于全体而言是不善的。
另一方面,如果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存在和我们构成我们的形象是同时的,那么这一形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的整个时代都是适用的。这样,我们所负的责任要比我们想像的可能要大得多,因为这一责任涉及全人类。假如我是一名工人,选择加入基督教商业工会而不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成为了该组织的一员,那么,我会想表明人生最好的事情是顺从,并想表明人的王国并非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件事情就不仅关涉到我个人,我同时想要一切人都顺从。因而我们的行动就涉及了全人类。再举一个更为个人化的例子。假如我想结婚生子,即使这一婚姻仅仅依据于我个人的情况、情感或愿望,我也是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关涉到全人类而非仅仅我自己。因此,我既对自己负责也对其他人负责。我在创造一个我自己选择的人的形象。我在选择自己的形象时也选择了人类的形象。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诸如烦恼、孤寂、绝望一类带有夸张色彩的词语的实际内容。你们将会看到,这些词语的内容十分简单。
首先阐述烦恼的含义。存在主义者说人生来是烦恼的。这意思是指,任何人如果专注于他自己,并且意识到他不仅是他自己所选择的人,而且同时选择全人类及其自身的立法者,那么他会无法逃避自己全面而深切的责任感。当然世间许多人是没有忧虑的,但是我们肯定他们是隐藏着他们的忧虑。他们是在逃避忧虑。当然有许多人相信,当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涉及的仅仅是他们自己。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后果将如何?”他会耸耸肩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确实,每一个人时刻都应自问道:“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看待事情,后果会怎样?”此时,除非自我欺骗,人无法逃避这令人苦恼的想法。那个以“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作为借口的自我开脱责任的撒谎者,他的良心必定不会安宁。因为撒谎的举动已表明了他所否定的事情的普遍价值。
烦恼,即使在他将自己隐藏起来的时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烦恼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亚伯拉罕的烦恼”。你们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天使曾命令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假如那真是一位天使来说道:“你是亚伯拉罕,你应当牺牲你的儿子”,那么事情便毫无疑问。但是任何人首先不免疑惑道:“它真是一位天使,我真是亚伯拉罕?我有什么证据?”
有一位患错觉病的疯女人说有人打电话给她,并给她发布命令。她的医生问她:“那个跟你谈话的是谁?”她回答道:“他说是上帝。”实际上她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就是上帝?如果有一位天使来到我身边,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就是天使?如果我听到声音,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声音是来自天堂而不是地狱?是来自我的潜意识?还是或许只是一种病态?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声音是向我说的?有什么证据表明我是被派往将我的选择以及我的关于人的概念强加于人类之上?我永远不会得到任何证据或迹象使我确信事该如此。假如有一个声音向我说话,那么也总是由我来决定这是否为天使的声音;假如我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好行为,那么也是由我选择说这行为是善而不是恶。
固然,我没有选做亚伯拉罕,即便如此,在每一时刻,我也必须在行动上做出示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他每发生一件事情,都好像是全人类在用眼睛盯着他,并且要他用他的行为来引导他自身。每一个人都应当自问道:“我真是属于这样一类人,有资格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成为人类的表率?”如果他不这样自问,那么他便是在掩盖自己的烦恼。
显然,这里所谈论的烦恼,是不会导致清净无为的。这是一种很单纯的烦恼,是任何有责任感的人都会熟悉的。例如,一位军官负责组织一场进攻,并使若干士兵送命。他选定这样做,而且大概只是由他一人做出的选择。毫无疑问,命令是来自于上级,但是,它们太宽泛了,需要由这一军官来领会,而且十条、十四条或二十条人的生命就维系在他的领会上。在做出一项决定时,他必定会具有烦恼。所有领导人都会知道这种烦恼,但是这种烦恼不会阻止他们的行动,相反却正是他们行动的条件。因为这说明他们设想到了许多可能性。当他们选定了一种可能性时他们明白这种可能性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它被选中了。存在主义所陈述的烦恼就是这种烦恼。而且通过被涉及其他人而负有直接责任这件事,这种烦恼就更加明确了。它不是一道将我们与行动隔离开来的屏障,反而是行动本身的一部分。
当我们谈到孤寂——这是海德格尔爱用的字眼——时,我们的意思只是说上帝不存在,并且我们必须面对上帝不存在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存在主义强烈反对一种想用极低的代价去消灭上帝的世俗伦理学。大约在1880年,一些法国教师竭力想建立一种世俗的伦理学。它这样主张:上帝是一个无用而又昂贵的假设,我们要摒弃它。但是与此同时,为了建立一种伦理学、一种社会和一种文明,认真对待某些价值并将其视为一种先天的存在,这又是特别重要的。诚实、不撒谎、不打妻子、要有儿女等,必须被视为是先天的义务。因此,我们还需采取一些简单的方法以指明,尽管上帝不存在,但这些价值仍然是存在的,它们被铭记在理念的天堂里。换言之——而且我们相信这是在法国所称为过激派的思想趋势——上帝不存在,一切不会因之而变化。我们自己将会发现同样的诚实准则、进步准则和人道准则。我们将会把上帝作为一个过时的假设处理掉,而使其无声无息地消逝。
相反存在主义者认为,上帝不存在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在理念天国中寻求价值的一切可能性都将消失。先天的“善”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再没有无限和完美的意识去思考它了。也没有一个地方写着“善存在着”、“我们必须诚实”、“我们决不能撤谎”,因为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仅有人(而没有上帝存在)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的确,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将被容许。结果人变得孤寂。因为不论在其内心还是身外,他都不会发现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他不能为自己寻找借口了。
如果存在的确先于本质,人就无法参照一固定的和已知的人性去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会找不到什么价值或命令以证明我们行为的正当性。因而在光辉的价值世界里,我们找不到借口和辩解。我们孤零零一人,没有托辞。
当我说人是被逼的自由时,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那样。说是被逼的,因为人并没有创造自己,然而在其他方面又是自由的;因为一旦他被投入这个世界,他就要对他所做的一切负责。存在主义者并不相信情感的力量,他不相信这样的说法:荡涤一切的情感是一种破坏性洪流,人因之而注定会做出某种举动,正因如此其行为是可恕的。存在主义者认为,人是要对自己的情感负责的。
存在主义者并不认为人要在世界中发现一些指导自己方向的征兆,以便以此来帮助自己。因为他认为这些解释是依自己之所好的。因而他认为人无所助,而被迫在每一时刻创造人。庞吉(Ponge)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讲道:“人是人的未来。”的确如此。但如果认为未来存在于天上,而且上帝知道这未来是什么,这种理解就错了。因为这种将来真的将不再是一种将来。如果这样理解:不管什么人,都有一种须加创制的、未经开垦的未来展现在他面前,那么这话就说对了。不过,这时我们又是孤寂的……
因此在自由本身所蕴涵的追求自由的意志之名下,我们可以对那些企图掩盖他们的存在的绝对任意性和绝对自由做出判断:对于那些假装正经或借决定论的措辞来向自己隐藏他的绝对自由的人,我将称之为懦夫;那些企图表明他们的存在是必要的(其实这是人出现于地球上的偶然现象)人,我将称之为小人。但不论懦夫还是小人,都只能以严格的而无偏见的观点加以评判。
因此,尽管道德规范的内容是千变万化的,但是其中有一种形式却是普遍的。康德说,自由要求自身以及他人都自由,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形式性和普遍性足以构成一种道德规范。与之相反,我们认为,过于抽象的原理不能够用以决定行动。让我们再以那个学生为例。试想在什么名义下,在什么伟大道德教条名义下,能使得他心安理得地决定抛弃他的母亲或决定同她待在一起呢?这是无法决定的。内容是具体的,因而也是无法预料的。但是总有一些可以发现的因素。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弄清楚已经得到的发现是否是在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
让我们举例来看一看下列两种情况。你将会看到在内容的哪些方面相同,而哪些方面又有些差异。以《弗洛斯河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为例。书中写了一个年轻的女子马吉·塔利维尔,她是一个满腔热情的女子,而且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爱上了一个名叫斯蒂芬的青年,而斯蒂芬却与一位不出众的女子订了婚。这位马吉·塔利维尔并非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人类的团结而牺牲自己,放弃了自己心爱的男子。而司汤达的小说《帕尔玛修道院》(Charterhouse of Parma)中的人物桑瑟维利娜,她相信人的真正价值在于情感。她会说一种伟大的爱情是值得为之牺牲的;她也将会说那种将斯蒂芬与那位年轻的傻女子结合在一起的平凡的夫妇之爱是不合人意的。她将选择牺牲那女子以实现自己的幸福,也正如司汤达所表现的,她甚至准备为了情感而牺牲她自己,如果生活要求她这样做的话。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两种鲜明对立的道德。但我们认为二者是完全等同的事情。因为二者所设置的目标都是自由。
你可以想像两类极为相似的态度:一个女子出于相让宁愿放弃她的爱情;而另一个女子出于性欲,宁可不顾她所爱的那个男人的先前婚约。表面上看来,这两种举动类似于我们先前举的那两个例子。然而,它们却完全不同。桑瑟维利娜的态度很接近于马吉·塔利维尔的态度,而与那种贪婪的掠夺态度相差甚远。
由此你会看到第二条反对理由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人可以作任何选择,只要他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水平上进行的。
第三条反对理由如下:“你从这个口袋内驱除一件东西,而又将其放入另一个口袋当中。这意思是说从根本上讲来,价值是不严格的,因为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对此,我的回答是:我很遗憾,实际过程就是如此。假如我们除掉了上帝、天父,那么,总得有一个人来发明价值。你不得不实事求是。而且说我们发明价值,其意义无非是:生活没有先天的意义。在你出生之前,是不存在生活的,生活的意义是由你来赋予的。价值无非是你选择的意义。这样,你会看到创造——人类共同体是可能的。
我提出存在主义是否是人道主义这一问题,曾受到别人的谴责。那些人谴责道:“你曾经在《恶心》(Nausea)中说过人道主义者都是错误的,你曾嘲弄过人道主义,而现在为什么又回到了人道主义问题上来了呢?”实际上,“存在主义”一词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人道主义是一种学说,它主张人是目的并具有更高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在考科托的小说《环绕世界八十小时》(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Hours)里体现出来。小说中一个人物在驾驶飞机飞过群山时喊道:“人真是了不起。”这意思是说,我个人虽然没有制造飞机,但我将从这一特殊发明中获得个人好处。而且我作为人而言,认为自己应对某些特殊人的成就负责,并以这些成就为荣。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据一些人的伟大成就来赋予人类以价值。这种人道主义是荒谬的,因为只有狗或马才能够有资格对人类做出这一总体评价。而且它们也是谨慎地而未曾做出这样的总体评价——至少以我所知,它们没有做过。
但是,也不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人类做出评价。存在主义从来不做这样的判断。存在主义者从不把人类当做目的,因为人总是处在造就之中的。我们也不像奥古斯特·孔德那样,认为有一值得顶礼膜拜的人类。这种对人类顶礼膜拜的结果是孔德的,也可以说是法西斯自封的人道主义。我们是不能够接受这种人道主义的。
但是,存在主义还有另一种意义。其基本内容是这样的: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通过投出自己并将自己消融于自身之外,他造成了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追求超越的目的,人才得以存在。人,处于超越的境地,并且仅仅利用与这一超越有关的事物,他实际上就处于这一超越的中心。除了一种人的宇宙,人的主观性的宇宙之外,别无其他宇宙。这种超越性和主观性的结合,就是我们所谓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此,“超越性”作为人的一种构成要素,不是在“上帝是超越的”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的,而是作为超越自我来理解的。所讲的“主观性”不是指人封闭于自身,而是指他总是将自己展现于一种人类的宇宙中。之所以称为人道主义,是因为我们想提醒人们,只有他自己才是立法者;在他处于孤寂之时,只有由他自己才能做出决断;人要完全成为人,不能靠返求于自己,而在于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才恰恰是解放、体现自己的东西。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明显看出,再没有比对我们的责难更不公平的了。存在主义只不过是力图从一个连贯的、无神论立场推导出其中的全部结论,而决不是将人们推入绝望之中。假如一个人像基督教徒那样将每一种不信仰的态度都称为绝望,那么绝望这一词便失去了本原意义。存在主义并不像无神论那样疲于宣称上帝不存在。而且它宣称即使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也不会因之改变。至此,你已经清楚了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上帝存在,而是我们认为关于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争论的焦点。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种行动的学说。基督教徒没有将他们的绝望与我们的绝望区分开来,而称我们是令人绝望的。他们的这一做法是不诚实的。
让-保罗·萨特丨文,吴玉军丨译

选自《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

东方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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