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一国文”是怎样一门课？

中国大学教学 2021年第7期（注：此为word稿，如有引用，请以杂志为准。）

内容提要：本文用史料研究的方法，主要从教务系统的角度勾勒出民国“大一国文”的框架，包括民国“大一国文”的学科地位、开课范围、授课时间、授课部门、班级规模等。在肯定民国“大一国文”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在课程性质研究方面的缺失，一分为二地对民国“大一国文”的历史功过做出评价。

关键词：民国；大一国文；历史

前些年“民国热”，关于民国中小学国文已经炒得很热，民国“大一国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笔者撰写的《民国大学国文资料研究》可能是第一本。民国“大一国文”是今天“大学语文”课的前身，要研究“大学语文”，就不能不先研究民国“大一国文”。本文根据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框框，以供同行们参考。

一、民国“大一国文”是高校一门公共必修课

民国“大一国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高校公共必修课。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于1904年“癸卯学制”，学制酝酿期间便已确定要有这一门课。1902年新学制拟订者在讨论学制课程时便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1）到正式形成《高等学堂章程》和《大学堂章程》时，便都有这一门课。课程命名之初，除了“中国文章”，又曾叫“中国文学”，是“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后来简称为“国文”，也就是“大学国文”。大学堂里的文科专门学堂也有一门“中国文学”课，那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课。

“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大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这门课开始在大学预科为必修，在大学本科为选修，所以又曾叫“预科国文”。后来取消大学预科，大学预科里的很多课都归到大学本科一年级，这门课便成了“大一国文”。——这是1922年以后的事。

回到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成立中华民国，第二年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仍然规定大学“预科国文”为公共必修课。1922 年实行新学制，即“壬戌学制”，取消大学预科，大学“预科国文”遂演变成“大一国文”。1929年，民国教育部重新颁布《大学规程》，再次确定“大一国文”为各专业公共必修课。1938年，民国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明确规定“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在第一学年终了，应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至达上述目标，始得毕业。”（2）

以上史实说明，民国“大一国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大学公共必修课，并非如后来所说因为中学国文成绩差才有的所谓“补课”性质的课。

二、中文系学生也要学“大一国文”

民国“大一国文”是面向大学所有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包括中文专业和中文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陆高校恢复这门课时改称“大学语文”，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教材曾以“出版前言”的形式发布了一则重要信息，宣称“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很容易被误解为民国的大学中文系也不开这门课，为了消除这一误解，下面列举一些史实。

首先，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开“大一国文”的。早在“预科国文”时期就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此课，据考证，当年刘半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应用文之教授》，就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大学国文”实验报告。（3）这个传统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乐黛云回忆说：“1948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山城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来到北京大学顶尖的系——中文系。我深感这里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老师们都是博学高雅，气度非凡。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有：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4）

清华大学中文系也开“大一国文”课。1929年校史提到：“中文系教学上另一个特点是主张'学与术并重’，这种训练主要是通过大一国文和《高级作文》等课程进行。”（5）“大一国文”甚至成为进入中文系的“硬杠子”：1933年教授会又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全部上公共基础课，二年级时依自己的志愿和一年级的课程成绩“入系”。中文系规定，“大一国文在超上中等者，始能入该系”。（6）所以中文系的学生，都是在一年级时就上过“大一国文”课的。

南开大学1925-1926学年的“文科学程纲要”规定，文科一年级必修学程有“大学一年国文”，授课教师为戴君仁。  又据1947 年校史，南开大学中文系开有“大一国文”“先修国文”“读书指导”“各体文习作”等课程。（7）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延续了各校重视“大一国文”的传统。西南联大规定，各个院系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必须学满七至八门四十学分的共同必修课。其中大一英文和大一国文，是任何院系学生都应该学及格的。第一年学不及格，第二年补学，第二年学不及格就只能退学。中文系的大一国文，不到七十分者，即使及格也不得进入本系二年级。（8）而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汪曾祺写的那篇回忆文章《西南联大中文系》，其中说：“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9）汪曾祺当年是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

此外，还有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的例子。

据程千帆回忆，1941年他到武汉大学教课，教三个班“大一国文”，学校还专门把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国文提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班，要求他讲得深一点，每周五个小时。（10）

另据殷焕先回忆，1936年 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有“基本国文”课，他特别加注说：“本系用'基本’二字，别的系叫'大一国文’”。（11）

又据四川大学校史，文学院中文系1935年秋开设课程计有国文（一）、国文（二）。（12）

中山大学，据该校1935年的校志，其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有“大一国文”（该校称“基本国文”）。（13）

甚至一些教会学校也不例外。

据1941年燕京大学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一年级国文：3学分，以灌输文学常识，联系作文技能，及训练读书能力为目的。间周作文一次，偏重文言。（14）

辅仁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叶嘉莹，在日后回忆她的老师说：“戴君仁先生是我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教我大一国文的老师。”（15）

圣约翰大学，据1938至l942年的圣约翰大学课程表，中国文学系课程有：国文作文、大一国文、补习国文、大二国文、应用文和高级国文外等。16

至于师范类院校，由于学校专业性质所决定，中文系全都必开“大一国文”课，此处不必赘言。

最硬核的证据还在教育部，1938年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课程会议，正式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其中文学院国文课为一学年，6学分，中文系未见例外。（17）尽管有可能个别学校不严格执行部令，但总体上中文系开“大一国文”课应是大势，并非如南开学者所说的仅是西南联大一校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18）

三、还有“大二国文”“大三国文”

民国大学国文课，从主要在大学一年级开课这方面讲，可以叫“大一国文”；从这门课的性质讲，又可叫“基本国文”，强调的是这门课的公共基础课性质。另外还有些学校，不但有“大一国文”，还有“大二国文”，“大三国文”，甚至“大四国文”，所以又常泛称“大学国文”。下面举些“大二国文”“大三国文”的例子。

燕京大学除有“大一国文”外，又有二年级国文，2学分，与第一年级国文略同，亦重在作文技能练习与读书能力的训练，以辅助第一年级国文程度的不足，每周作文一次，偏重文言。（19）圣约翰大学除去“大一国文”“大二国文”外，还有“补习国文”“应用文和高级国文”。（20）

西南联大甚至还有“大四国文”。据吴晓铃回忆，1938年他和沈从文都在西南联大任教，主要教大学一年级共同必修课的“大一国文”，后来他俩还合开了一门“大四国文”，这是专为复学、转学和没修过“大一国文”的学生设置的，因为学校规定不补修这课不能毕业。21

上海交大从南洋公学时期开始就很重视国文课，从一年级到毕业都开设有这门课。（22）后来陈柱尊回忆说：“今上海之大学，如交通大学，在十五年以前（指1915年），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国文，此柱所亲历者。闻今之四年级，则尚有国文也。”又说：“光华大学，则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基本国文。柱去年曾代课三阅月，所代者为三年级，观其各生作文，程度均颇整齐可观。”（23）

南开大学，据其1925-1926年的“文科学程纲要”，文科一年级必修学程有大学一年国文，  文科二年级必修学程仍有大学二年国文，教师范文澜，教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其目的在使学生明悉经史诸子之源流得失，考证不嫌稍详，条理务求昭晰，为探研高深者示途径焉。（24）

1935年，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除有一年级“基本国文”外，还有二年级“基本国文”和三年级“基本国文”，都是每周2课时，每期2学分。（25）

1938年，国立师范学院（湖南蓝田师范学院）规定：入学考试国文课成绩不及格者，应先学一年补习国文，再学一年基本国文，有的第三年还要学一年高级国文。（26）

这里捎带讲一下民国“大一国文”的授课时间。按1938年教育部拟定的学分制，每周教师授课1小时学生自习2小时为1学分，各学院“国文”课的开课时间和学分为：文学院一学年6学分，理学院一学年6学分，法学院一学年6学分，师范学院二学年10学分，工学院一学年4学分，商学院一学年6学分。（27）这是一学年的授课时间和学分，假如再开“大二国文”“大三国文”，时间和学分自然更翻倍了。具体是多少，大家可以自己计算。

四、民国“大一国文”的授课部门

民国“大一国文”是面向所有专业开设的共同必修课，这门课最早由国文系（科、部）开设，后来有的大学国文系改为中文系，有的大学仍为国文系，也有的大学两系并存，“大一国文”的开课部门便稍有不同。

较早的例子是南洋公学，1908年在设置铁路科和电机科的同时，就增设了一个国文科，与铁路科、电机科并列，但不招收专业学生，它的任务就是全校的国文课教学。（28）类似的做法还有复旦大学，校章规定：“其国文一科，以尊重国学，故特设专部教授。本级四年，特级四年，凡入本校者，均须入此部修业。”（29）也是不招专业学生，面向全校学生开课。

南洋公学演变为交通大学后，国文系改为中文系，但仍延续了原来的做法，不招收本科生，专为理、工、管理各学院学生讲授国文课。（30）

还有的情况是成立了中文系后，国文系并不撤销，两系并存，这时候由谁负责开“大一国文”课？情况就有点复杂。一方面这门课难开，一方面教育部规定承担“大一国文”课可以另外增加教师名额，（31）有利有弊，所以就发生过比较有趣的事情。当年的中央大学文学院有中文系，系主任汪辟疆；师范学院有国文系，系主任伍叔傥。两人经常为“大一国文”的事情闹矛盾。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汪辟疆的名士脾气又发了，他说：“大一国文这个课，实在没有意思。中文系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伍叔傥一眼看清这是上门的买卖，随即说道：“既然中文系不管大一国文，这个责任，我们国文系是责无旁贷的了。”于是这一年秋天国文系本身添办了四年级，共有四个班级，外加各院各系的大一国文，一共几十个班级，每位教师担任三班课，共计增添教师一二十人，师范学院国文系的教师添了不少，突然成为大系，声名远处中文系之上。（32）

当然更多大学还是由中文系承担全校各系的“大一国文”教学。但是中文系教师上“大一国文”也有弊端，因为中文系教师多为“术业有专攻”，容易把这门课上成“文学课”或“学术课”。罗常培曾比较过中文系与国文系的区别，说：“就两系设立的旨趣言，中文系偏重养成中国文学的专门人才，以从事窄而深的研究”；“国文系偏重培植中等学校的国文师资”，“国文科的教学目的是在养成学生的阅读写作的能力”。（33）去掉培养师资的目的不说，“养成学生的阅读写作的能力”确实更符合“大一国文”这门课的初衷。

于是就有变通，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做法，是中文系里又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杨振声任主任。“大一国文委员会”负责课务的安排，决定分组及任课教师，每学期讲授篇目，学年考试采取统一命题、统一阅卷评分等。（34）这样就部分地避免了把这门课上成“文学课”或其他什么课。

上述做法，都很值得今天大陆高校借鉴。当然，中文系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的做法仍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因为中文系有自己的学生，中文系老师以自己的专业课教学为主，终究不能花很多心思来研究“大一国文”课的教学，所以最初的南洋大学、复旦大学成立“国文科”（部），有教师，不招生，专门负责开设全校的“大一国文”课，应该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今天香港一些大学设有“中国语文教学中心”，大概也是延续了这一历史做法。

五、民国“大一国文”的班级规模

中国传统教育是书院制和私塾制，还不存在班级规模的问题。（班级规模问题是随着现代学制的制定而发生的。）1902年“壬寅学制”是现代学制的预演，《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高等学堂章程》都规定学生班数“每班至多不得过四十人”。（35）其后可能发现新式学堂之初，大学生源极为难得，不嫌其多，只嫌其不足，所以到了正式发布“癸卯学制”的时候，便没了这方面的限定。事实上，最初的大学，班级规模都是很小的，譬如1917年，《北京大学日刊》公布学生数统计，文预科生人数为：三年级10人，二年级16人，一年级122人，合计148人。（36）又譬如1925年，钱基博去清华学校，任教大学部甲、戊两组国文课，每星期8小时，每组学生16人。（37）但是后来大学渐渐上了规模，学生多起来，相较于其他学科，国文课教学特别费时费力的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所以，到了三十年代的金陵大学，就规定“大一国文”课每班人数不得超过30人。（38）到了四十年代，燕京大学更规定“大一国文”课每班学生不能多于20人。（39）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姜亮夫就为之抱不平说：“国文教师，终日忙着改文，这一期才完，下一期又到，结果是工作过重，只有从速度方面设法，于是圈过点过，便算完事，教者是虚应故事，学者是毫无进益，等于白靡国币，是种极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以为要求效力益加，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教国文的人的钟点减少，譬如一般人教九小时，则国文只教六小时；（二）是依照每班人数的多少，另送改卷费，让教者的时间精力，都顾得到学生，则学生所受利益，定当十倍于往昔！”（40）黎锦熙也曾说：“记得二十七年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曾经颇紧张地做过一番工作，集合全校并师院各系国文教员每周开一次谈话会议定一年级统一的教材，议定指导写作办法三种（作法统整有效办法，作文批改符号及指导办法，修养日记及读书札记写作办法），认真实施，一学期后，渐难支持，其原因就在教员的负担太重，比较担任二年级以上的分系功课要多费数倍的时间”。（41）

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幕：某年西南联大招的新生特别多，有640人，“大一国文”课程任务极重，于是中文系紧急成立了17个教学组，每个组一名老教师带一名青年教师，由许维遹、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余冠英、陈梦家、李嘉言、吴晓铃、陶光等著名教授领衔，堪称一时之盛。（42）这在今天恐怕难以令人置信，600多名学生，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师恐怕一个人就全包了。钱学森问我们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从上述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见出端倪。

当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这样重视“大一国文”课的，1939年叶圣陶去武汉大学教书，由于新旧矛盾，中文系主任故意刁难他，让他教三个班的“大一国文”，这令叶圣陶非常气愤——三个班的学生是多少呢？是88名。（43）这样的数字在当时可能大家都认为仍然过高，所以1948年徐中玉为“大一国文”的教师打抱不平时就具体说：“国文课又确实辛苦，因为有许多文卷，许多学校又不肯为文卷之多就减少教授授课的钟点。……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应该而且也可以改善。国文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三班九小时七十五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勉强还可以来得及。每班人数如果超出三十人，便当减少授课时数为两班六小时，否则，也当另外致送一点报酬。主持系务的也不妨规定每一重要教授都得担任一班国文。这个办法有许多学校如此做，成绩不坏，在学生的心理上可以引起一种重视。各大学哪里没有多少冗员？少用几个职员，就可以多聘几位教授了，在国文功课上来省钱，不但太笨，简直是罪恶。”（44）

六、民国“大一国文”的教师、教学等等

徐中玉先生曾说：“我学过大学语文，也教过多年大学语文。1934年教我'大学语文’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先生，在此之前是沈从文先生。我的其他老师如冯沅君、陆侃如、钟敬文、李笠等先生，都多次教过这门课，更老的前辈如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亦是如此。听说在过去的清华大学，还一定要最有经验的教师如朱自清、吕叔湘等先生担任这门课，很多人想教还轮不上。”（45）

这基本上符合民国“大一国文”的历史事实，因此，前些年“民国热”中有流传“民国大师教大一国文”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民国“大一国文”具体的师资情况，以及教学、教法方面的资料，因为本文主要着眼于介绍民国“大一国文”教务系统方面的情况，所以就暂时略去不讲，这些方面的内容笔者在《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一书中已有较详细的介绍，今后还将在《大学语文教育史》一书的写作中作更详细的介绍。

最后必须提及的一点是，民国“大一国文”也并非十全十美，尤其是课程定位方面，存在某种偏差。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是个“大语文”。1904年“癸卯学制”引进现代分科教学的方法，原来这个“大语文”里的内容便一一独立出去，成为专门的学科，最后当所有的内容都分化殆尽，语文就成了没有自己内容的“形式训练学科”——它不是没有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乃至整个人生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方面“听说读写”的训练，并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提供语言文字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最基本的属性。可惜这一属性从现代语文学科诞生至今都未得到很好研究，仍然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内容当成自己的教学内容，甚至仍然抱着“大语文”的理念不放。民国“大一国文”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门课很多时候都上成了社会课，上成了文学课，或者某个老师自己喜欢的什么课，而忽视了语文“听说读写”方面的基本训练，所以在民国时期，社会上对这门课的批评就不断，到了40年代末期，甚至发生要不要取消这门课的问题。所以，大学国文课其实并不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才突然被取消的，它的危机早已经潜伏。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否定民国“大一国文”的历史价值，我觉得这门课在民国时期最大的意义，就是让刚进大学校门的一年级新生就接触到学校最好的老师，听他们讲各自最拿手的内容，让新生感到高山仰止，起到一种大学始业教育的功能。也就是傅斯年在《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中说的：“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入门的路不错。”（46）

民国“大一国文”的功过还当从长较量。

202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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