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的凋亡
前言
在说“酷儿”之前，不得不说“酷儿”在现代是个专有名词，原本在英文中为Queer（意为怪异），酷儿不过是其的音译，现在被人们用来指代那些有不同性取向的群体，和许多类似的贬义词一样，一开始成了摆脱不掉的标签，后来却成了人们据理力争的武器。
如今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LGBT运动以及性别研究其实都已然褪去人文学术的外衣走向了政治舞台，印象深刻的是伊格尔顿老人家在在剑桥讲座最后重申的一句话，21世纪最重要的议题是资本而不是性概念或者其他。
新时代的人们处在广告的喧嚣里，仿佛一个单亲家庭里有数十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寻求关注度，强调着自己有喝奶的权利。如此一来家长自然忙于应付，一不小心便落下个压迫孩子的名头，政治人格的诉求或许在伊格尔顿的眼中就是一种资本诉求。
福柯·成为酷儿
说到酷儿，其实人们不得不提福柯，一个发亮的光头，一副眼镜，偶而一件高领毛衣，俨然一副智识模样，当然从一开始的怪异到了真正的酷，福柯靠得不仅仅是自己的学院派时尚，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中独立的反思和桀骜的叛逆色彩，而这些不只是出现在福柯的一部作品中。
曾有一段时期，读福柯蔚然成风，他的许多作品甚至成为了法国人附庸风雅的必备书目，只要一听别人说正在读福柯，法国人便会肃然起敬。这就好比上高中的时候，文艺青年的准入门槛便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而在福柯流行的法国，阅读《词与物》（英译为The Order of Things，这个标题感觉更准确一点）便成了当时一种知识界的时尚。
The Order of things
说实话，这本书其实也暴露了福柯对于秩序的痴迷，就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现代的监狱其实是曾经的惩罚性展示中演变而来，曾经将罪犯五马分尸，切成人棍的方式已经被自诩文明的现代社会抛弃，法官脱离了刽子手行列，只需要审判，而处刑的人员往往是从军队里调用，处刑方式也尽量减少痛苦，逐渐被简化成简单的剥夺生命，由此监狱最终也演变成一个虚拟的教化场所。正如训练小白鼠一样，权力体制在罪犯身上构建知识秩序，灌输正确价值观，最终达到“矫正”罪犯“拯救”恶棍的目的。
Discipline and Punish
权力体系构建出自己的秩序，由此将异己投入监狱实施教化。正如《1984》表现的那样，真正的恐怖是不刑罚本身，而是刑罚下的教化。监狱最终将监狱里的人体制化，从而达成了规训的目的。
1984
当然福柯为什么“酷”，或许还有一个原因。福柯并非待在学院的学者，他算是一个知行合一能够走向街头的人物。现实中他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不仅直接参与突尼斯的学生运动，同时还大胆地向政府呼吁改善监狱里的罪犯条件，并且在当时社会风气还十分保守的欧洲为BDSM 群体发声，甚至反对社会对于“恋童癖”的构建。
可以说福柯之所以“酷”不仅仅因为他对于权威展现出来的桀骜不驯的姿态，更是因为在传统道德的压力和大众情绪的浪潮下，他依旧能够理性地思考。记得在《性概念史》的第一部，福柯就以恋童事件做了阐述，人们善于对人贴标签并加以审判，由此因为某种细微的行为，人便变成了同性恋、荡妇、恋童癖等等，福柯通过历史的论证来说明这些名词本身携带的恶意和占据权威的知识秩序对人的规训。由此有人说福柯是败坏道德的煽动犯罪者，而有人则说福柯是解放人的思想家。但不得不说这种争议使得福柯再次沾染了一丝神秘色彩，其人其说更为大众所知。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 The Will to Know
不妨回顾一下，从玛丽苏、绿茶到巨婴、杠精，可以说在这种经验主义社会下，规训和审判无处不在，福柯的出现无疑代表了对规训的反抗和对绝对自由的推崇，其实福柯可以说是反精英的精英主义者，《福柯思想词典》的译者潘培庆就在序言中说：“福柯怀疑所谓的历史进步，这里确有某种反人道主义的倾向。但这个'反’字值得仔细考虑。实际上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反，不同层次的反，不同角度的反，不同立场的反。就以中国古代道家而言，它就有一种明显的反智主义。”由此福柯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号，最直接的一个就是智识恐怖分子（Intellectual Terrorist）。
《福柯思想辞典》
少时福柯
米歇尔·福柯出生的时候其实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由此他应该叫保罗·米歇尔·福柯，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一直被叫做保罗，但是福柯他自己更喜欢用米歇尔这个称呼。西方人在名字上与东方人有所不同，东方人通常避讳，为尊者讳，而西方人则喜欢将自己的名字复制在孩子或者宠物身上，可见福柯虽然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但一开始就是父亲的宠儿。
出生在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会的家庭，福柯及其家人却没有一个十分虔诚，父亲作为外科医生且在大学教授解剖学，母亲更是医学世家，福柯的父亲正是继承了他丈人的私人诊所。福柯谈起童年的次数为数不多，但是却一直说自己父亲是一个严苛且惯用惩罚手段的家长。小时候的福柯参加弥撒还曾当过牧师助手（也就是所谓的祭坛男孩），像极了当时的中产阶级家庭，保罗当然希望自己的教育能让孩子走上与自己类似的道路。于是就一直希望小福柯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基本上家长的期望越强烈，孩子的逆反心理也就越重。福柯越来越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困境之中，宛若杂技团的狮子，在不断地接受着皮鞭的规训和惩罚。
于是米歇尔··福柯在后来坦言自己就是一个“少年罪犯”，面对父亲的欺压和规训他显然以一种激进的姿态表示抗拒，这也是后来他对哲学、文学等人文学产生兴趣的原因，他似乎想要搞清楚这种关系下的逻辑，为什么父亲会如此对自己施压。虽然罗兰巴特说过作者已死，但是要了解福柯，读者其实依旧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出蛛丝马迹，福柯虽然希望作品能够脱离自己存在，但是事实恰恰是他将自己的叛逆表现在了作品之中。
在《性概念史》的第一卷中，他阐述了社会分发的训诫关系，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学生、主人与仆人、精神分析师与病人， 在这几种关系的训导之下，社会对性概念的构建更加深入人心，最终组成一张巨网将所有人都网罗其中，不管是异端还是主流，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信奉着同一个性概念。
可以说他诚然受益于自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拉康，但是很显然他对于精神分析师没有太多好感，毕竟比起外科医生，心理医生对他来说更是一个洗脑大师。小时候由于福柯经常有自残倾向，于是他父亲带着他去看心理医生，然而心理医生则宛若一个先知般地指出，福柯的这种倾向其实来源于他本身的同性恋倾向。福柯受此影响一直很深，在自己的书中写出了那句他或许很早就想对心理医生说的话：在你们的构建下，同性恋最终变成了一类人。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类人”由此成为了心理医生们的研究对象，其人格和行为被不断地分析和评价，而这正是福柯终其一生所反抗的压迫现状。
可以说福柯是大义灭亲式地写了《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集中炮火攻击了自已父亲以此为生的职业，就他的理论而言，在18世纪的这种解剖学理论下人们认识到了健康的器官和不正常的器官，就仿佛一个歪脖子树一定要被绑上木条长成直的一样，千篇一律的教条主义以知识和科学的名义运用在了人体身上，临床医学由此诞生了，医生通过学习，从老师那里获取了正常器官或者人体部位的知识，再以权威的身份将这种知识传递给病人，由此病人得以获知自己的病态，并诚然接受治疗。
结合福柯自己年少的经历，这不失为一种颇为强势的“报复”，正如米勒写福柯的时候说他诚然迷恋死亡，因为就他而言病态并非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状态，反倒更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样的话语是听起来很酷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后果。面对着深入人心的规训，从道德到科学，社会里的人接受的不再是直接的刑法和洗脑而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构建的洗礼从而塑造了结构形态相似的价值观。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由此在《规训与惩戒》中，他如此写道，罪犯被公开送上断头台的过程其实不过是一种对公众的威慑，政权通过展示罪犯的尸体来让公众明白自身的存在。由此公开处其实并没有重建正义，反倒是激活了权力。而福柯的“酷”就在于他的理论反抗的是他者对自我的审判，而这反抗的背后其实是对冠名堂皇的“教育”与“科学”的反思。
正是如此，福柯终于找到了当年父亲对自己施压的原因，认为这并非是一个个例，而是整个社会构建下的产物。人并非是因为有自己的本性而做出某种行为，相反，人无时无刻不处在知识秩序之中，受其的碾压与控制，由此福柯的叛逆之火终于找到了靶子，那就是对于异己展开规训的知识权威。
用曾经很流行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不怕人流氓，就怕流氓有了文化”，福柯的处境其实很尴尬，因为他企图证明知识体系下的权力结构，并不是在提倡知识的全盘无序，而是在说，个体可以构建有别于权威的知识体系，但是人们总是把他误认为反智主义的代表。
可以说他的方法论是一元的，但是他的世界观是多元的，而这恰巧就怼上了以萨特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
而存在主义由萨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存在先于本质”。由此人本身就存在自己的本质，选择或者不选择都是一种本质的体现。正如哈姆雷特的本质不在于字面意义上的”生存还是死亡的”，而是涵盖了他对问题的提出以及自身的选择。福柯认为这简直是瞎扯，就他而言，自身是白纸，知识构建才是核心，而人不过是被社会构建控制的傀儡。所以因为的Queer theory其实更具有反讽意味，总是一副我就是怪胎的激进派风格，而其中译“酷儿”则更带有一种我行我素不畏规训的意味。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昔日面对的权威反抗斗争的先锋派各自都成了权威，我们也最终迎来了着福柯死后封神的酷儿时代。
后福柯时代的酷儿
从参与同性恋群体活动到成为法国首例感染艾滋最终去世的公众人物，福柯在许多人眼中已然成为了骁勇的斗士，而他的早逝更使他成为了烈士一般的人物，一直被视为被现代人反复挪用以证明自身群体存在的合法性。而福柯也早就成了智识和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不仅仅是他的造词技术高超，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确实打到了学术权威体制的痛处，这种强烈的反叛意识其实说起来还真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有点像，比起“教育”和“科学”的“道”来说，福柯的“魔”似乎走得更远一些，由此也更具吸引力。然而作为比较文学的先锋人物，跨学科研究已经变成了一种趋势，耕耘在一方土地越耕越细的学院学者显然不喜欢自己种的植物园被别人瞎掰扯，由此这种文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对立便自然产生了。
可以说福柯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菜园子人人皆可以有，命名的权力也并非只有权威才能够拥有，因为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构建。
可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是线性的，福柯的大旗被竖起来并非能证明时代能够思考的人多了起来，相反，这种社会对福柯理论的附庸风雅造成的是整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和激进派的疯狂。或者说当福柯登上了神坛，酷儿就不再是酷儿了。
反对权威的声音一旦大过了原有权威的声音，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福柯理论便将矛头掉转了，福柯的理论是在抵抗权威体系对于其他个体的规训和压迫，其本身其实就具有极强的自反性的，这显然是福柯理论的最高一层，杀身成仁，作为理论本身其不可能会有占据权威的地位的一天，因为本身其就是一个揭露社会构建的宣言，其时效性就在于抨击实体而不在于建立秩序，或者说旨在破除秩序。
酷儿的姿态永远是叛逆的，但社会倘若依据酷儿理论来促使原有权威的垮台和新权威的建立，其发展的极端便是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似乎福柯也预见了自己理论的危险性，于是在很多场合福柯都表示不可能全盘反对构建，毕竟人不能完全脱离经验主义。可以说他承认社会的构建是必然的，只不过人们可以参与局部的反抗，由此获取恰如其分的自由。
萨特与福柯
可是随着福柯的死去，反思的声音已然被时代政治正确的喧嚣所掩盖，在如今扮演着酷儿的人们已然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福柯的大旗之下许多呐喊声都早已貌合神离。酷儿们似乎也渐渐失去了本来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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