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七）
作者：杨和平
内容提要
上海音乐学院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所专业音乐学府，90年前由蔡元培、萧友梅两位先生在上海为她创生，后经萧友梅、黄自、陈洪、贺绿汀等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在这里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中外音乐师资；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音乐家；产生了一批影响世界的音乐作品……通过90年的建设和发展，无论从成就上说，还是从贡献上论，上海音乐学院业已成为中国当下最具影响的音乐学府之一，也是与世界顶尖音乐学府相媲美的中国代表。作者认为，上海音乐学院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和贡献，除了萧友梅、黄自、陈洪、贺绿汀等代表性的领导人和著名音乐家的贡献外，还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上海音乐学院发展历史上默默耕耘、创作育人的一批音乐家。通过对几个版本的上海音乐学院院志、院史以及相关研究的学习，发现对三位浙江籍的、曾经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一笔带过、篇幅甚少、重视不够、论述略简等问题。基于此，文章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三位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和成就作些补充介绍，一是弥补上海音乐学院院史的一点不足，二是为上海音乐学院90华诞贡献一点力量。
关键词
上海音乐学院；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
刊登于《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第153~164页；2018年第3期，第104~124页
*全文连载
“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一）
“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二）
“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三）
“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四）
“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五）
“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研究（六）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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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乐教育的多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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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启蒙时期。直面师资匮乏、教材欠缺的局面，涌现出萧友梅、李叔同、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赵元任、黎锦晖等一批思想先觉的音乐家将目光投向音乐教育，从事音乐创作、编撰音乐教材，致力于人才培养。“春蜂乐会”成员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沈秉廉等也是其中的代表。
（一）投身学校教育
陈啸空1923年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浙江艺术专门学校、武昌艺专等地音乐教师，在音乐人才培养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3年，陈啸空毕业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与同学邱望湘双双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时都兼任长沙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科音乐教师。期间，陈啸空将学到的西方音乐理念和音乐技能运用于教学实践，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走出来的音乐家吕骥、胡然、向隅等，以及毕业于长沙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科的音乐家贺绿汀、刘已明等，都曾得到陈啸空的专业指导。
2.浙江艺术专门学校
1926年，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在杭州成立，沈玄庐任校长，教务主任是沈秉廉。钱君匋、邱望湘和陈啸空被聘为该校教师。沈秉廉、钱君匋、邱望湘和陈啸空原来是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同学，都是吴梦非、刘质平的学生，说来真是机缘巧合，这次共事，创生了一个以鼓吹恋爱自由、倡导思想解放的进步组织——春蜂乐会。他们以新诗词创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抒情歌曲，“反映了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东方古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新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形象，标志着中国的文化艺术向着新时代的发展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i]此外，他们也创作了一批深受儿童喜爱的歌曲，且多数被编入教材，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不论是抒情歌曲还是儿童歌曲，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武昌艺术专科学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啸空来到当时华中地区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唯一高等学府——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担任声乐教师，与缪天瑞（音乐理论）、李自新（钢琴）、陈田鹤（作曲）、贺绿汀（和声学）以及外籍教师西维沙（大提琴）、萧绮好特（白俄钢琴）等成为同事，其中贺绿汀是他在湖南长沙岳云中学艺术专修科指导过的学生。陈啸空专业素养颇高，歌喉音色优美，弹得一手动听的钢琴，还会作曲，加上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对每一位学生而言，能够得到他的指导，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很多学生都热衷于上他的声乐课，接受他的教诲。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陈啸空是陆华柏的声乐教师，陈啸空在指导声乐、作曲的同时还帮助他提高音乐欣赏能力。陆华柏受陈啸空的影响甚大，曾效仿陈啸空的做法，将外文歌曲翻译过来，或选择外文歌曲曲调重新填上新词，请陈啸空批阅、修改，其中有一首填词歌曲《风流寡妇》当时还被陈啸空选作唱歌教材，极大地鼓舞着他的音乐兴趣，为其后走上音乐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陈啸空还热心帮助家庭贫寒的莘莘学子，其中贺绿汀于1932年因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战争中听课而不能维持生活时，陈啸空便介绍他去武昌水陆街私立武昌艺专教授钢琴与和声，帮助他克服了生活的窘困；还有吕骥因生活窘困两次中断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求学生涯，1934年，吕骥再次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周淑安先生，迫于生活，吕骥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在上海剧联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赚取生活补贴。时任民立女中音乐教员的陈啸空便请他去做代课教师，虽然收入微薄，但勉强够吕骥维持生活与学习。可见，陈啸空对学生关爱，这也是陈啸空师者风范的鲜明写照。
（二）编撰音乐教材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陈啸空崇尚新式歌曲创作，对选入音乐教材的歌曲也有严格要求。被他选入音乐教材的歌曲以新诗词歌曲和儿童歌曲最具代表，这些歌曲大部分是自创词曲，或与钱君匋、邱望湘、沈秉廉等“春蜂乐会”成员的共同创作，或是依据西洋名曲编译或填词的作品。其中新诗词歌曲多为曲调哀怨，伤感情绪浓烈的抒情歌曲，为经历“五四”新文化洗礼的青年朋友提供了精神慰藉，很受青睐，陈啸空创作的多数抒情歌曲后来主要收录在钱君匋编的《恋歌37曲》中；陈啸空对儿童歌曲创作也有很高的要求，他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音乐教材虽然数量多，但质量良莠不齐，绝大多数都不适合作为中小学音乐教材使用。因为其中的很多儿童歌曲思想僵化，或词曲结合不好，有些内容还不健康等，他指出儿童歌曲的编写、创作就是要让儿童在歌曲中接受美的熏陶，主张儿童歌曲创作要充分考虑儿童的身心特点、语言习惯和行为特征，既要以提高儿童的音乐兴趣为基础，又要充分体现儿童的个性特征。只有这样的儿童歌曲编入教材，才易于让儿童理解、接受和喜爱。不论是他创作的儿童歌曲还是儿童歌舞剧，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儿童音乐教育的高度认知。他编撰的教材如《小学校音乐集》《小夜曲》《豪歌33首》《钓鱼歌曲集》《牧童》《玲儿的生日》《三只熊》《小朋友歌曲》《来哟，朋友们》《黄棉袄》等，充分考虑儿童的身心特点，歌词通俗易懂、曲调活泼流畅，充满童趣、趣味盎然，在儿童中广为传唱，为当时音乐教育提供了丰富的音乐教材。
其中，《小学校音乐集》由他与钱君匋合编，1929年在上海开明书局出版，这是一本内容较为丰富的儿童音乐教材。陈啸空在该教材前言中指出，这本《小学音乐集》中收录的歌曲，基本上是他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海宁县立第一小学、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地任教时选为教材使用的歌曲，他希望能惠及更多的教师和儿童，故将其编辑成教材出版。
该教材收录的歌曲有《月季花》《小猫》《拿去送给小妹妹》《东风儿飘飘》《惜阴》《回家》《呀，那春天去了呦！》《玛丽，你来呀》《春游》等，共20首，前一部分采用五线谱记谱，后一部分则用简谱记谱。其中单旋律歌曲11首，二声部合唱歌曲7首，带伴奏的歌曲两首。这些歌曲结构短小、歌词风趣、旋律活泼，从各个侧面共同展现出儿童天真烂漫的内心世界。单旋律歌曲以描绘自然景物为主，歌词浅显易懂、形象生动，旋律精悍短小、充满童趣。如《月季花》：“月季花，朵朵开，颜色真鲜美。叶儿绿，花儿香，引得蝴蝶来。”《小猫》：“猫儿小，猫儿小，又会叫来又会跳，夜间目光四面照，老鼠一见就要逃。” 《拿去送给小妹妹》：“花儿开，花儿开，我采花儿在手里，拿去送给小妹妹。”等都是儿童生活场景的描绘，接近儿童生活实际，告诉儿童懂得感受大自然的美，适合低年级儿童传唱；二声部合唱歌曲的结构、题材和表现内容都比单旋律歌曲更胜一筹，这些歌曲不单单只是对景物的赞美，还在于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抒发内心的情感，启示意义，比较易于高年级学生理解和演唱。如《东风儿飘飘》：“东风儿飘飘，掠过小桥。看杨柳弯腰，鞠躬微笑。”再如《呀，那春天去了呦！》：“你是去了，静静地去了。我很想留你，但留你不住；那末我将拿些什么送给你带去？”以及《惜阴》：“一寸光阴，好比一寸黄金；但是有了黄金，要买光阴，依旧是不能！”等意在启迪学生懂得珍惜时光；以上列举的三首二部合唱中《东风儿飘飘》和《惜阴》为单段体结构，另有《回家》等四首歌曲为二段体结构。二声部合唱歌曲的表现手法较之单旋律歌曲要复杂得多，出现了切分节奏，转调等。
该教材还有《玛丽，你来呀》和《春游》两首带伴奏的儿童歌曲，但伴奏音型较为简单，多使用柱式和弦和分解和弦。这样的歌曲设置，在反映西方音乐文化影响的同时，体现出陈啸空由浅入深的教学理念。
《小朋友歌曲》由钱君匋、陈啸空编，北新书局出版，教材中的歌曲多来源于儿童爱看的杂志，结构短小，简单易唱。共收录有《奏琴唱歌》《小白鹅》《前进》《看书》《影子》《电灯》《少吃有滋味》《小雀子》《湖边》《回乡》《和衷共济》《月下人影》《我爱劳动》《一齐插在瓶中央》《狗咬骨头》《渔翁捉鳖》《童子军》《我钓鱼》《放工》《留声机》《慰问》《白发婆婆》《时钟》《渡船》《洋囡囡》《工作和游戏》《蟹》《冰》《风》和《老鼠拉车》30首。
《豪歌33首》陈啸空编著，正中书局出版。这是一本爱国歌曲集，均为爱国题材的歌曲。其中有陈啸空自作词曲的《我们的责任》《出发》等，有陈啸空作曲的《前进曲》（陆华柏词）、《为了祖国》（素心词）、《大家起来抵抗》（许静子词）等，有邱望湘填词的《帝国主义》，还有钱君匋作曲的《买国货》（许静子词）等共计33首，均以五线谱收录。
《小夜曲》是陈啸空编译的歌曲集，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以带伴奏的五线谱收录有《可爱的花儿哟》《你在那里》《别时》等18首歌曲，全部是根据外国歌曲编译而来。
《黄棉袄》是陈啸空编的儿童新歌集，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以五线谱收录《黄棉袄》《蜻蜓》《交通器具》等30首，并且每首歌曲前都配有图画。
《儿童甜歌》是陈啸空著的儿童歌曲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天然音乐》《小鸟的歌》《木马和鲜花》《皮球和小猫》《洋娃娃》《摇篮歌》《比长短》《胖嫂嫂》《恩物》《赛船》《我爱》《山上》等24首儿童甜歌。
《和平花》是陈啸空等人作的儿童歌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其中收有《早操》(阳光词，陈啸空曲)、《上学》(阳光词，陈啸空曲)、《铃声响》(陈啸空词曲)、《爱月亮》(李洛词)、《天晴了》(王鸿词)、《我的小竹竿》(柯岩词，陈啸空曲)等24首。
此外，陈啸空还著有《钓鱼歌曲集》（商务印书馆，1935）、《小学新歌》（开明书店，1937年）陈啸空依据郭沫若诗谱曲的《蜜桑索罗普之夜》（开明书店，1930年）等歌集；以及沈醉了、陈啸空编著《成功与自助》（开明书店，1935），陈啸空、许静子著《玲儿的生日》（艺术书店，1936），顾均正编剧、陈啸空作曲《三只熊》（开明书店，1936年），陈伯吹作歌、陈啸空作曲《牧童》（开明书店，1936）等儿童歌舞剧，不论是歌集，还是儿童歌舞剧，都是当时普通学校广泛使用的音乐教材。
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陈啸空和“春蜂乐会”成员自觉顺应社会发展，投身音乐教育、培养人才，致力音乐创作、编撰教材，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虽然陈啸空的影响不及萧友梅、黄自等人，但他却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新音乐事业，他的贡献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精神诉求，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回顾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史时，我们不能忘记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和陈啸空，他们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领域为中国新音乐事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他们的“很多歌曲作品不但反映了人民当时的苦难与抗争的决心，也表达了他们对光明前途及幸福生活的渴望。”[ii]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蕴含独特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对当时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iii]对于当代的歌曲创作仍不失现实价值。历史的原因也好，人为的因素也罢，忽视或回避这一既定的历史事实，定将成为书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一大憾事。由此我们对上音三位音乐家作如下结论：
其一，上音三位音乐家都是音乐教育家。吴梦非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创立中华美育会、主编《美育》《民国日报副刊·艺术评论》，编撰出版音乐教材；邱望湘、陈啸空继承了吴梦非的音乐教育思想，先后执教多所学校、编撰多本音乐教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教育提供了师资和载体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主编出版的各类音乐教材，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很多教材对于当下我国音乐教材编写仍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可以说上音三位音乐家为我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音乐人才培养、音乐教材编写等工作，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堪称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上的代表。
其二，上音三位音乐家都是作曲家。他们的音乐创作体裁涉猎较广，包括艺术歌曲、儿童歌曲、儿童歌舞剧、抗战歌曲以及外国歌曲编译等多个领域，有的作品至今仍是脍炙人口、喜闻乐见的经典曲目。而他们的外国歌曲编译则在促进中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音乐创作一边继承中国传统音乐创作的精华，一边吸收借鉴西方作曲技法，既符合中国人的音乐审美趣味和演唱习惯，也不失外国歌曲的内在神韵和风格特性，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期间音乐创作的高度水平。尤其是他们的抒情歌曲、抗战歌曲创作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诉求，儿童歌曲创作能紧密结合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实属难能可贵，不仅开创了歌曲形式、内容的新局面，为当时低迷不振的音乐创作，注入了清新的活力，而且是对社会的精神洗礼，为青年摆脱封建桎梏思想提供了舆论力量。
其三，上音三位音乐家中，吴梦非是邱望湘、陈啸空的老师，进一步往上推演，吴梦非师承李叔同，李叔同又是蔡元培的学生；往下推算，邱望湘、陈啸空都是贺绿汀的老师，构成了一个由“蔡元培-李叔同-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贺绿汀”的学术谱系。在这个谱系中，他们有共同的学术立项，那就是以音乐为“武器”，通过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说吴梦非、邱望湘、陈啸空是上音三位音乐家，不仅因为他们与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有师承关系，而且都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过。吴梦非曾任教务处副主任、民族音乐研究室秘书，邱望湘任作曲系教授、民族音乐教研室研究员，陈啸空曾在贺绿汀的照顾下到上海音乐学院乐器厂工作。
其四，上音三位音乐家，他们个体的生命历史，寓于群体的生命历史中，外显于个体存在的生命里。因身临其间，个体的生命便与群体的生命连接起来，构筑成一个可以相互管束的生命史。上音三位音乐家不仅是有担当、有创造，有血有肉、鲜活有形、生的具体、实情化身的生命个体，而且以生动的音乐实践跨越了个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出生命群体的社会价值。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前沿阵地，作为音乐家的摇篮，三位音乐家汇集于此，进一步说明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辉煌。
钱穆曾说：“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把人作为中心”，“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穿过历史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然而，这一传统却在20世纪西方近代学术思潮的冲击下日渐式微……遂使学者们发出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的叹息。[iv]这样的判断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而言是十分贴切的。我认为“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不仅要研究那些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音乐家、音乐事件和音乐作品，而且也要重视研究那些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曾经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后来默默无闻或转向其他工作领域的人物及音乐事件。”[v]正如“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要求，主要是看一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从推动或阻碍历史发展的大小着眼，确定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不是单纯从个人着眼，说明在个人的各种思想、行为的细节中纠缠不清。”[vi]今天，我们纪念上音三位音乐家吴梦非、邱望湘和陈啸空，既是对他们个人音乐贡献的肯定，也是对那个时代默默耕耘的前辈音乐家集体的生命确证！
注释：
[i]胡天虹：《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载《交响》，2001年第2期，第10页。
[ii]冯春玲：《黎锦晖的流行歌曲创作》，载《音乐研究》，2007年第2期，第60页。
[iii]项筱刚：《 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流行音乐》，载《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1期，第100页。
[iv]陆胤：《以人物破除界限》，载《读书》，2014年第7期，第153页。
[v]杨和平：《“春蜂乐会”考》，载《交响》，2008年第4期，第38页。
[vi]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第383页。
全文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