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希春译按：
阿瑟·戴维·韦利（Arthur DavidWaley 1889-1966.6.27.）系现代英国著名翻译家及东方学专家，他对中国和日本文学、历史、绘画、哲学、思想史等都有研究，他翻译的日本著名古典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颇能表达原文的趣味，得到日本学人的称赞。
他的关于中国哲学及文学的译著有《170首中国诗歌》、《中国绘画研究概况》、《诗经》、《长春真人西游记》、《易经》、《老子道德经》、《论语》、《李白的生平及其诗歌》、《白居易的生平》等，并全文翻译《西游记》。
这篇引言是韦利专为1939年、1940年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及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英文节译本所作（此译本美国纽约卡普里科恩图书公司于1960年、 1962年再版。
此节译本是伯纳德·米奥尔根据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转译的，全书共分四十九回译出），它向西方读者介绍了《金瓶梅》的传说、流传情况、时代背景、作者考证等，
虽然它所引述的材料为我们所悉知，且有如朱星先生已指出的将《金瓶梅》作者断为徐渭的错误，但从中可以看到西方学人对《金瓶梅》的理解及评价，故特译出，供《金瓶梅》研究者参考。
《金瓶梅》是为何而创作的？综合各种材料，有如下的传说：在十六世纪中叶，一位谦恭的官员名叫王忬，他偶然得到一幅非常重要的古画，这幅画就是宋朝张泽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它不仅是一幅艺术珍品，而且也是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献，因为它画的是开封府繁荣的景象。这幅画使残暴的奸臣严嵩极为垂涎，他费尽心机企图将这件艺术珍品攫为已有，但王忬不忍割爱，坚持很久不愿交出。后来，奸贼严嵩窃取了朝庭大权，便利用权势，以谋害王忬全家性命相威胁，迫使王忬献出此画。严嵩在一次宴席上向邀请来的贵宾——当时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唐顺之显示新近所获之物，谁知这位贵宾并未显出丝毫兴趣。严嵩感到很奇怪，便追问唐顺之对画的评价，唐告诉他这幅画只不过是一件复制品。这使主人大为震惊和懊恼。本来，作为一位显赫人物的严嵩在鉴赏艺术珍品的问题上偶有差错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阴险的权臣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地伺机对王忬进行报复。他肯定王抒还保留着原画，而以这件毫无价值的复制品敷行。报复的机会不久就到来了。公元1550年蒙古人首领俺答冲破直隶边防线，而这段防线恰恰是在王忬负责的防区之内。严嵩就乘机向朝庭诬奏王忬，使王忬蒙冤受害。从此王、严两家结下了冤仇，不过这仅仅是两家世仇的开端。此时王忬之子王世贞由于在文学上都有造诣而开始显露头角，他是一个具有果断性格的人，时刻没有忘记杀父之仇。但他感到唯一遗憾的是严嵩之死使他失去了直接为父亲报仇的机会。好在严嘴之子严世蕃还在（严世蕃当时继承了父亲的高位，仍然玩弄权术，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背信弃义的、腐化的典型，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是受众人憎恨的人物），便理所当然地接替王忬被诬害的责任，因而王家的仇恨就直接指向严世蕃。关于严世蕃如何逃过王世贞雇来报杀父之仇的刺客刺杀他的奇迹般的故事有很多，由于严世蕃有强大而机智的卫队（他的确需要这种防备，因为他有许多仇家），所以暗杀一次也未能得手。严的自卫武器中还有一支著名的毛笔，当将它接近灯光时（似乎是去要修理笔毛），笔端就会射出致命的箭。有一天，在一次上朝的场合，严世蕃与王世贞刚巧站在一起，“现在你在写什么作品？”严问王，想借机与王交谈。事实上，他对王世贞的儒学研究并不感兴趣，只对世俗的言情小说着迷。正巧靠近他们俩人站的地方有个金属花瓶播着盛开的梅花，于是王世贞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便顺口回答：“是的，我刚写完一部小说，叫做《金瓶梅》。”当他在思索主题时，从著名小说《水浒传》的二十二回中找到了创作的材料。王世贞是一位大儒，对文学技巧也极为精通，数旬后《金瓶梅》问世。王世贞含沙射影地把他的仇人严世蕃的私生活（即书中主角西门庆的行为）写入这部1600页的无情的讽刺作品中。西门庆就是严世蕃的化身，这是很明显的。因为西门的含义就是西边的大门，而严世蕃的号是东楼，意思为东边的楼，正与西门相对。严世蕃又小名庆，所以很自然地就用当时流行的小说《水浒传》中的恶霸西门来称呼他。当然，王世贞并不仅仅满足于损害他的仇敌的形象，他还要置仇敌于死地。于是，他便在书中的每页的底角上涂了一二滴毒药。当时在中国用来印书的纸张是非常薄的，很容易粘在一起，所以读者经常用手指放进嘴里沾湿，再去翻书，以便不致于撕破书页。这本有毒的书连同王世贞的贺词一起送给严世蕃，毒药的药性迟缓地起着作用，等到严世蕃看完这部揭露他自已堕落腐化生活的小说的最后一页，就一命鸣呼了。当严世蕃的遗体供人瞻仰时，一个奇怪的陌生人，披着一件大斗蓬来到严府，声称他曾是死者的生前挚友，想在入殓前瞻仰一下遗容。他被允许进入严宅并单独地留在室内，从关着门的房间里传出来长达数分钟悲痛号哭之声，足足可以使全宅人相信吊丧人的真切悲痛之心。随即，这个陌生人低着头，披着大斗蓬匆忙离开严宅。当底下的人来盖棺入殓时，他们发现严的尸体已被切成数块，右臂且已失踪。这个奇怪的陌生人当然就是王世贞无疑了，他不能仅仅满足致仇人于死命，他感到只有将严粉尸碎骨从而给严以最后的污辱才算尽了自己作孝子的责任。以上这些传说牵涉到《金瓶梅》作者的身份及其写《金瓶梅》的意图。现在我转到从考证中确实了解到有关《金瓶梅》这部书早期流传的历史。直到前几年为止，中国古代小说的考证都是围绕着作品的出版日期和作者的身份问题展开的。《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据说是在十三世纪出版的。最伟大的强盗故事《水浒传》据说是在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出版的。由于有象胡适和鲁迅这样的学者的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三国演义》直到十七世纪时才成为目前这样的版本。《水浒传》类似现在这样的版本大约在1500年才形成，我们现在看的这部《金瓶梅》大约还要晚六十年。关于作者和创作过程的每一种说法已经变得与前面的传说大为不同。我刚重新整理了有关《金瓶梅》原作的民间传说。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不幸的是，这部书并不是像其它几部重要小说那样被列为同一科学考证的课题。的确已经收集到某些材料，但却无法取舍这些材料。我只是尽我微薄之力来填补这个缝隙而已。最初提到《金瓶梅》的袁宏道，生于1568年，卒于1610年。他大约在1595一1600年间写了《觞政》一书，其中列举了一个书单，那是每一个真正喝酒的人都应研究的书。在这些书中，他没有忽视《水浒传》和《金瓶梅》。一个真正喝酒的人手头如不藏有这些书就不能算地道的酒友，而只能算作一个酒鬼而已。“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1606）遇中郎京都，问曾有全帙不？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袁宏道弟）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苏州）。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助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日：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出则家到户传，坏人心术，它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词以对？吾岂以刀椎博泥犁哉！”“未几时而吴中县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偏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各有所属云。……”当时还有《金瓶梅》续编，称作《玉娇李》，对极为熟悉朱利安（译注：诺埃尔·朱利安系法国十九世纪著名汉学家，通称斯塔尼斯拉斯）译本的欧洲读者来说却是一本非常陌生的著作了。至于对真人想象的攻击，马上就会有人说书中主角西门庆是指被讽刺的当代人物。蔡京、林灵素和朱勔在书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传说中，针对他们的特性是很真实的，他们构成了书中的反面人物，作者用一般的，总结性的笔法来描写他们，因而在书中很少被提及，他们也很难成为人身攻击的媒介物。我们知道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沈德符提到“嘉靖间大名士”。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就是王世贞；正如在我们中世纪时代“一位著名的术土”一定迟早被认为是默林本人或者“一位著名的船长”就是亚历山大一样，所以这位大名士很大可能就是王世贞。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是1609年初在苏州第一次出版的。 当时还无禁止“淫书”的法律，此书就被认为是淫书了。明律不包括反对这种淫书的禁令，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明朝小说没有得到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是，儒家学说，特别是从宋朝以来，是一种清教徒色的，禁欲主义的。它教导说：人类唯一的精神关怀应该是恢复他的自然状况，自然界的最初的美被一种欲望或情感的冲动所损坏。现在不管多么不耐烦，在各种不同时期儒家学说是得到朝廷的承认的，儒学总是封建的官方的教义。事实上，在写作《金瓶梅》这个时代以及随后的一百多年，淫荡小说是被允许的，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时期，政府对这种小说采取宽大的态度或者对这种小说采取一般的态度。它仅仅意味着在明末，小说刚刚兴盛起来，还未引起政府的注意。在十七世纪中叶，当满清占领中国的时候，政府就着手谴责爱国主义的反清文学。某些现代作家谈起1652年的一份反对淫晦文学的布告。我个人未曾找到这份布告的原稿，但我倒认为用反对“破坏性言论”的法律（以预示朝代灭亡和类似性质的言论的征兆）来对付爱情故事是借误的。但是1687年有个叫刘楷的在一份“综合奏折”上与别的奏疏一起要求朝廷禁止淫书。这个要求被允准并且朝廷颁发了一道文告：“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二十页《严法纪》一。）据我所知，（公元1610）《金瓶梅》初版一本也未留存下来，几年前发现了一本在1617年出版的附有序言的版本，此书已经重版，但版本有限。然而，《金瓶梅》是三、四本最受群众欢迎的小说之一。世界是不愿意没有它而存在下去的。在1695年一位苏州的出版商重印了此书，并提供了一系列精细推敲的序言和注释，其目的是证明此书宣扬的是中国最受尊崇的道德——孝道，它的文章是被一位孝子利用来谋杀父仇人的工具。一篇序言中一位使用孝义的假名（序言本身已说清楚这不是真名）的人提出此书不是王世贞所著就是（在他的鼓励下）他的学生所写。张子保（毫无疑问这也是假名）在序言和注释中，特别是在最后一章，也认为此书是一本孝子报家仇的赞美书，这一切都说明我在上边所述及的传说是存在的，而这种传说在整个十七世纪都在不断扩大。目前，我认为可能这本书不是从王世贞散发出来就是从他周围的人散发出来的。现在进一步追根此书本身的历史将是方便的。尽管有1687年的康熙皇帝的禁令，《金瓶梅》却继续得到广泛传诵和欣赏。1708年此书被译成满文，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此书是由皇帝的御弟翻译的，而皇帝的布告我们前面已引证过。然而，1753年则完全禁止将此书译成满文，乾隆皇帝认为满清贵族子弟最好从事于研究历史和孔夫子的经典著作。1725年大清法典加进了一条特别条款，这条款再次禁止淫书，对那些（不管是作者、出版界，或售书人）违犯此条款者均处以重刑。文官要革职，武官要抽打一百皮鞭笞刑并充军三千里。售书人罚打一百皮鞭并流放三年。百姓只要买这种书或阅读这种书被抓到后要挨打一百皮鞭但不受流放的处罚。这条法律被强令保留下来一直到1912年满清下台为止。欧洲人经常说，好象中国存在着与罗马天主教禁书目录同样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很早以来（当然从十六世纪起）就有严格的政治和宗教的谴责。说明一些禁书一定一直在地方官员中传播着，后来（当这些成为现实的）一系列被谴责的书在售书人中也传开了。显然无名的佛教文学也是这种情况，但许多禁书却仍然保存下来了。在满清时期遭谴责的书主要是指以领土收复主义（即反清）文学为背景的书籍，在售书人与地方官员中传播的禁书都与这种限制有关系。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对反清文学的大搜查，其结果具体规定了一系列书目。这些书的最后几本（1789）也包括一些“淫书”了，正如西方作家所知的，《金瓶梅》问世不久就被列为禁书，这是非常令人迷感不解的，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尚无法律反对言情文学，在以后的二百年也没有一种类似的禁书目录。颁布1687年的布告和1725年的法律的结果是，以后就暗中出售这本书。以后的版本继续印有1695年的日期并且印有皋鹤堂的标记，拥有这种印记的书的藏书人也不应因此得出结论他们藏有1695年出版的原版本。这种版本的印刷术的某些情况清楚地说明它们不会早于十九世纪。印有1695年出版日期的版本中有些版本有插图，有些却没有。但尚未能确定有插图的版本是否出版得更早些。以王世贞为首的传统派认为自从八世纪中叶以来没有什么重大的事迹值得写作的。他们对更受群众欢迎的文学形式，对宋词、元典以及当时流行的通俗小说均毫无所知。他们的对手，称之为公安派（取名于袁宏道的出生地的地名），却认为文学一定要联系真实生活。十六世纪末“写实”派领袖的作家是徐渭（1520-1593），他不仅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而且也是几部著名的剧本——《渔阳弄》、《翠乡梦》、《雌木兰》等的名作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在十七世纪初期在徐家发现了唯一的《金瓶梅》完整的抄本。这一事实是值得记住的。现在我们也已知道在《金瓶梅》的问世之初，就被认为是嘉靖间大名士所作。这种说法对徐渭是合适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冯梦龙，他除了编排大众故事外，还编辑戏剧选集，包括他本人的几个剧本。他还改写旧小说《平妖传》。这些人创建了（假如给它取一个日本名称——弗利亭学派<音>）一个文学学派，这个学派把文学作为一种工具，他们从不轻视生动的民间平话，并且为了文学的目的，也从事写作民间传说和日常生活。而他们的对立面王世贞一派，却谴责他们的作品浅薄而不庄严。王世贞派对传统作品没有直接关系的文体是既不屑于阅读，也不屑于写作的。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我个人认为徐渭是最有可能的。把徐渭剧本里的抒情诗与分散在《金瓶梅》全书中的诗词来作比较，那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值得看看两者是否有相同之处？但是，这个任务我只能留给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们去探索了。
本文原载《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后选入《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