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章草书写的复兴
章草名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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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把带有隶书意味的草书统称为章草，与今草相区别，其中包括汉代刚出现的不带隶书波磔的草书；狭义的说法是指带有隶书波磔的草书。宋人黄伯思则明确指出章草的特点:『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可谓之草。』
章草约在西汉中晚期形成，至东汉时候被广泛使用，是隶书简化、快写的产物，书写中省简笔画，加强笔锋的使转，增加字 内笔画的连带，因实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大约从东晋开始为了跟当时的新体草书(今草)相区别，故称汉代的草书为章草。
宋克 章草急就章 局部
纵20.3厘米 横342.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
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有三种说法最为常见。第一种是根据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上》中:『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以及其中引用王愔的话:『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认为是史游创造了章草。第二种书法是章草因汉章帝得名，韦续《纂五十六种书》称:『章草者，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徐浩《古迹记》:『汉章帝始为章草名。』 第三种说法是由于杜草的奏章是用草书书写，故成为章草。张怀瓘《书断上》记载:『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
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合理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可靠性。『章草』之『章』字含义为有条理，有法则，汉代旧草书合乎规矩，法度严格，故近人多以为章草由于书法比今草规矩而得名。
元代章草《急就章》的书写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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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原名《急就篇》，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是当时学童识字用的启蒙课本。有三十一章，每章六十三字。书名取开头『急就』二字，把『字之难知者』用姓氏名字、服器百物、文学理法等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日常事物编成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琅琅上口，易于记忆。由于实用性强，《急就篇》在成书之后，马上得到传播，成为学童、平民百姓识字的教科书。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张芝、皇象、索靖、萧子云等诸多书家都用章草书写过《急就章》，但流传下来的仅有皇象所作。王国维《校松江本急就篇序》曾对《急就篇》作详细考证:『宋代所存者，仅钟(繇)、皇(象)、索靖三本。宋末王深宁所见，则惟皇象碑本而已。明正统初，吉水杨政得叶石林(梦得)所摹皇象章草本，刊石于松江，又以宋仲温所摹者，补其阙字。』
01. 赵孟頫、俞和《急就章》
赵孟頫 章草书法 临皇象《急就章卷》
辽宁博物馆藏
赵孟頫是元代书坛的领军人物，他始终遵循师法晋唐的理念，提倡学习古人，改革流弊，甚至追溯到二王之前的章草以求矫正当时书坛的陋习。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说:『赵子昂学士，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参考，十得八九，盖右军草书，本出于此。』传世的赵孟頫《急就章》有三个版本，但都不是其亲笔书。其中故宫博物院藏大德七年(一三○三)本或为俞和之临本。
此作虽底本为赵孟頫书，但多是俞和之貌，以楷法写章草，参以部分草法，用笔精微，技巧娴熟，转折自然，波磔有章草意味。但细观可以看出，俞和学赵，笔力稍过滞重，缺乏虚润之致；且含蓄不足，流于凡俗。故此本虽略能观赵意，但俞和终究功力不佳。
俞和楷书《急就章》
赵孟頫 《急就章卷》
上海博物馆藏
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至大二年(一三○九) 本与大德七年本相比更显拙劣，气息薄弱，用笔轻浮，多绵弱无骨的纤细用笔，且临者过于局促小心，很难展现子昂笔意。辽宁博物馆藏至大二年(一三○九)本通篇轻佻，用笔散漫，毫无精神，波磔无力，章草古意尽失，故更不可能为赵孟頫所临，徐邦达《临皇象急就篇册卷》考证其为元人仿作。
02. 邓文原《急就章》
与赵孟頫交好的邓文原，比赵小四岁。故二人的书法观点颇为相似，且邓文原的书法风格与赵孟頫的较为接近。邓文原在大德三年(一二九九)临写的章草《急就章》是其年富力强之时的登峰造极之作。
后有张雨题跋:『素履斋书此，蚤年大合作。』他的书法是以楷法写章草，个别字稍微参杂今草造型，字形整体偏于扁方，用笔灵活自如，牵丝映带虽然纤细流畅但并不孱弱无骨，并且在波磔处有意识重按。
此临书作品已经失去章草厚重、古拙的气息，偏向于轻巧、妍美，但仍受 《急就章》成熟规范的法度影响，字字独立，上下之间无连绵，字形大小基本一致，笔法合理，整齐有序，延续了皇象『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的特点。
邓文原 《临吴皇象急就章全卷》大德三年（1299年）
纸本，23.3×398.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
宋克临《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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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克临写的《急就章》墨迹现存有三本:
故宫博物院藏本为洪武三年(一三七○)、宋克四十四岁时所作，宽二十点三厘米，长三百四十二点五厘米。篇首有『急就章』标题，后有『吴郡宋克书』，篇末还有其小楷跋『庚戌七月十八日偶阅此纸，爱其光莹，东吴宋克仲温 父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为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六十一岁所作，宽十三点八厘米，长二百三十二点七厘米，此年宋克卒。篇末有其小楷跋『洪武丁卯六月十日临于静学斋』。
北京市文物局藏本，宽三十八厘米，长四十四点八厘米，书写时间不详。此本为册，书写《急就章》之前面部分。此册篇首三字为小楷『急就章』三字。
宋克 章草急就章 局部
纵20.3厘米 横342.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
宋克的这三个《急就章》临本，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故宫博物院藏本后有明成化年间周鼎所跋:『仲温《急就章》，有临与不临之分。临者全，不临者或前后段各半而止，或起中段随意所至，多不全，若临摹则不能不自书全。予所见盖不可指计矣，独此卷全好可爱，第对临，欲规矩不失，故不有纵意处耳。最后，张芝、皇象二帖，则不临而自写也。』
明代 宋克 章草《急就章》局部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故宫博物院藏本行笔挺拔健峭，结构丰富，首尾相顾，收笔出波脚明显，每个字虽独立成态，但字与字之间笔断意连，有『映带』意识。相比于皇象《急就章》，风格有别，将原本扁方的字形拉长，丰富了作品的体态变化，拉近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变圆厚均匀的用笔为隽逸劲拔，在强烈的书写感中表现章草的特征。虽然宋克的临本失去了范本中的厚重和古质，但妍美明快且不媚流俗。
饶介曾于一三六七年论书赠宋克:『谁能怀邃初，心焉悟皇颉。闭门工造车。出门即合辙。古人有成言，得之尽毫发。流形归自然，万古字不灭，将同造化功，岂独在书诀?』饶介高度赞扬了宋克所临的章草《急就章》，能够入古出新，和中求变。
与故宫藏本相比，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急就章》 更为老辣，趋于对『古质』的汲取。字间茂密，字形变长方为扁方，多显隶意，可谓高古雅致，在『今妍』中透露二王笔意。北京文物局藏《急就章》虽亦为章草，然多晋唐楷意，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宋克『章草是当家，健笔纵横，差少含蓄』，或许正能表达此类作品特征，此少『含蓄』是相对『古质』而言，这种临写方法打破了整幅全以章草波挑表示『隶意』的方法，参以楷行之法，实则为其草书创作之『混合体』打下了基础。
明代 宋克 章草《急就章》局部
北京市文物局旧藏
宋克临章草《急就章》虽有三种，但都具共性之处。首先，宋克在安排字形结构上采取内部大量留出空白而将四周充满的办法。这恰恰是从大篆中总结而来的古文字造型意识。在用笔方面，他虽仍以行楷书的转折为主，但是减少顿挫，避免方硬的圭角，又在波磔处加以隶书的雁尾来收束字势，戛然而止。本来隶书雁尾是舒张放逸的，但章草每字终笔以捺笔短促之形求夸张，这种方式正是木牍竹简狭窄竖条空间的限制进而取横势的结果。
仔细观看宋克所临的章草《急就章》，没有一个是以行书代庖，而是确确实实的章草语言。这种力求正脉的专业心态和精准的把握力，透出宋克作为一个明代书法高手的出众卓绝之处。他追求精微，不将就凑合、模糊而过，而是笔笔准确到位，令人深深折服。
明代 宋克 章草《急就章》局部
北京市文物局旧藏
#4
与元代章草《急就章》临作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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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邓文原、俞和等人所临习的章草《急就章》通常是将常用的楷书意识简单粗暴地移植到章草书中，以楷书笔法写章草之形，这样的生硬组合往往并不能体现出章草所要表现的古意，并不算上乘之作。
章草是从汉隶尤其是竹简木牍中孕育而来的，竹木简取纵式，由于空间限制，故章草的字距和行距本不应该平均分配。且章草虽然字与字之间不相连绵，但是通篇应该在气息上是贯通无阻的。虽然元代所传的皇象《急就章》可能只是以传播小学为目的的实用『教科书』，而并非书法作品，但也讲究字间、行间的气息畅通性。但所传的俞和、邓文原临章草《急就章》，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气息受阻，没有连贯之意。
再者，章草用笔出自隶书，故应是平实内敛的面貌，需要将过分的顿挫、提按隐藏于内，体现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之感。但俞和、邓文原二人的临作，都锋芒毕露，多张扬外显。陈振濂先生说:『如实用文书抄录式的精警内敛一丝不苟，是在书写心态上的谨言慎行气沉丹田，一种内聚脉息外收筋骨的自我锤炼过程。』若以上述审美观念作为评判标准，那么宋克所临章草《急就章》应较元代略胜一筹。
宋克 章草急就章 局部
纵20.3厘米 横342.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元代书家开启了自唐宋以后书家书写《急就章》的局面。假如说赵孟頫书《急就章》是将章草复兴的话，宋克所书章草使这种复兴更加深入，使得章草一体在书家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达到复兴的高峰。近人于右任在跋宋克《壮游诗卷》后云:『当章草消沉之会，起而作中流砥柱，故论章草者，莫不推为大宗。』与赵孟頫所书的《急就章》相比，宋克章草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赵孟頫学习章草并不是如宋克那样将章草作为专门的一种书体来创作，而是将章草笔意融入到行草的创作中，使作品更为古朴和恣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