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勃兴的“婴戏图”，竟是血腥战争下生育政策的产物？
【宋】苏汉臣《冬日婴戏图》（小孩手持火焰军旗）
儿童，战争？两者因何事相连？
游戏。
大多数孩子，都有过骑马打仗这类游戏的经历。
两者看似极度遥远，但从竹马到战马，如果我们回望历史，却会发现它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毕竟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没有孩子，哪来的战士？
竹马游戏堪称是孩子认识战争的启蒙。
可我们如果纵观中国艺术史里的儿童，一件有趣的悖论出现了。
理论上说年代越近，流传下来的画作越多。
但就中国画里的儿童题材作品、也就是所谓“婴戏图”来说，原本只是作为人物画背景的孩子们，却突然在宋朝时占据了舞台中央成为主角。
苏汉臣《婴戏图》
宋朝人有多爱婴戏图和相关的艺术品？
不仅婴戏图名家辈出，甚至有专门的画论来提供理论支撑。
放眼现存的艺术品，即便是过了千年，宋朝的婴戏图也堪称是同类题材里：
艺术价值最高，
传世数量众多。
乃至以婴孩为主题的工艺品，也大多奉宋朝为最，比类下面这件国宝文物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婴儿、孩子，为什么在宋朝人眼里是幸运与福气的象征？
婴戏图为何唯独在中国文艺巅峰的宋朝勃兴？
咱们今天啊，就穿过这一纸婴戏图，来管中窥豹那大宋朝的孩童与战争。
《冬日婴戏图》
从小图像到大历史
小孩难画吗？
如果您有学习绘画的经验，或是到美术教室里转转，您就能发现，从专业技法角度画小孩挺难的。
至少让孩子乖乖坐那保持不动的姿态，就已经难度极高了。
而拿起画笔，面对孩子那稚嫩的面孔、圆润的皮肤，也就是俗话说的“没长开”，该如何形神兼备的画出孩子的面容和体貌特征？只怕稍有不慎，这孩子就没有“孩子气”了。
像宋朝官方的艺术指导《宣和画谱》里也这样说画小孩之难：“ 形貌态度自是一家， 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目， 髫稚世之画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壮， 则失之于似妇人。又贵贱气调与骨法尤须各别。”
但有宋一朝，既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巅峰之一，却又诞生了众多高水平的画婴高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回望艺术史，作为表现儿童题材的绘画，婴戏图历史久远但始终不是画坛主流。
至少在宋以前的人物画里，儿童主要是作为成人的陪衬存在。
《货郎图》（注意货架上兵器玩具占据多数）
但到宋朝，纯粹的儿童画却被宋画画家们创作至巅峰，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题材之一，孩子们在画面中开始独挑大梁。以至于黄宾虹在《虹庐画谈》概括到，宋朝的画家们选题风尚可以概括为“一人、二婴、三山、四花、五兽、六神佛”。
直至今天，我们依旧能在许多民俗版画、年画里看到宋人创作留下的痕迹，比如“莲花孩童”，比如“连年有余（鱼）”、跟孩子相关的货郎图，乃至一系列相关的工艺品。
只是它们太过常见，很容易忽视这些换了新花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俗物”，其实是流传了近千年的老面孔。
概括来说，宋人笔下的婴戏图，既高度写实，因此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常见的采荷、骑竹马、抓蝴蝶、荡秋千、捉迷藏，乃至玩当时极为风靡的傀儡。因此，这些图像也堪称是宋代文化的切片图，平凡生活中的一张快照。其细节之真实，甚至可以从其中的植物、景观中推算出各张画所表达的节庆民俗。
苏汉臣的《五瑞图》
比如这张苏汉臣的《五瑞图》，看似有老有少还有鬼，但其实是五个小孩在院子里舞蹈嬉戏。他们脸上啊，都是大人们在巫傩仪式上戴过的面具。为了为了祛除瘟疫和邪鬼，宋人对巫傩之术极为热衷，一年四季都有摊仪举办，但尤以冬季最重要，也就是“ 大傩”。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王朝而言，孩童都是未来，都是最宝贵的财产，宋朝当然也不例外。
为何唯独宋朝在文化层面上有如此多的婴童相关文艺创作呢？
《婴戏图》
这个问题，当然也不会只有一个答案。
但这一现象的突然出现，也绝对不会是自然的闲人娱乐。
鉴于宋朝皇室对文艺风潮上登峰造极的掌控力，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婴戏图的勃兴、乃至婴孩相关题材艺术品的风行，其实是一件由上到下、由外到内，宋人要面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导致的结果之一。
自打诞生起，与汉、唐、明、清这些大一统朝代相比，宋朝既先天不足（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以文御武、强干弱枝、虚外守内等政策），又不得不轮番与契丹、女贞、蒙古这些势均力敌的强敌长期斗争。
血腥的战争，如同绞肉机一般绞杀着宋朝的人力物力。因此，宋朝格外注意对人口的动员、发掘潜力。乃至出台一系列政策从国家层面鼓励生育、扩大人口基数以便于征兵、抽税，并掀起民间私塾教育之风以提高人口的质量，甚至将出台专门的KPI，把人口增长数量拿来考核地方官员：“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苏汉臣《开泰图》
这些政策有多细致呢？咱们举例来说：
对于贫穷家庭，绍兴八年由高宗亲自下诏出台“胎养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也就是说，但凡妇女怀孕而家庭困难的，由政府出钱补贴。同时，在妻子怀孕第五个月时，可以前往官府登记，这样孕妇的丈夫不但能免除一年的徭役，也就是宋朝陪产假，还能享受减税等一系列优惠。这跟现代政府鼓励生育的操作如出一辙。
对于弃婴问题，在宋崇宁元年，由赵佶下诏 “遗弃小儿仍雇人乳养。”到了七岁还在收养院，“应居养人日给秔米或粟米一升， 钱十文省， 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 小儿并减半” “有孤遗及小儿并送侧近居养院收养， 候有人认识及长立十五”。也就是说，弃婴如果运气好，可以享受直到十五岁的抚养政策，到了15岁去或者留悉听尊便。
《傀儡婴戏图》宋 佚名
等到碰上灾荒，饥民流离贩卖人口，政府还会以公费赎买幼童，并送给当地的大户人家作为义子。
除了政策，在人口问题上，宋朝也不止有居养院，还有慈幼局、慈幼庄、举子田、举子仓等实打实的机构作为保障。
特别是“靖康之耻”发生后，战败、亡国带来的耻辱情绪、文化存亡的焦虑感，让旨在提高人口质量，培育尚武精神的民间私塾开始在南宋朝野兴盛。
可以说，在宋朝人眼里——人，绝对不是所谓的累赘。
莲与鱼
咱们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内因。
在宋代，婴儿的夭折率相当高。哪怕是皇室子孙也不能幸免。根据统计，宋朝前前后后共有182个皇子公主，除了宋度宗的二个儿子在战乱中身亡外，其他因自然原因夭折了82人，近乎一半的数量。到了南宋，前六位帝王中更是有三位无子，帝位不得不由养子继承。这样，求子问题，其实是贯穿于宋朝皇室的，这自然会影响到宫廷画家们的创作风尚。
再放眼民间，宋朝百姓们的孩子想要长大成人，困难只会比皇家子孙难上加难。
这样，由外部战争引发的存亡危机感，再到从上到下引发的求子风潮，我们从这两个片面的线索，也不难理解婴孩相关艺术的在宋朝的流行。
当然，还要考虑宋朝是一个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高度发达的时代，民间私塾教育的普及，让礼教伴随着日常生活。而科举制度的完善，也让前朝延续千年的世袭门阀官员制度缓慢解体，家庭组织由早期的姓氏血脉，转变成了以父母为核心的小家庭“望子成龙”。这样，子嗣、孩子就成了小家庭奋斗的希望。
《百子图》宋 佚名
同时，在经济上，宋朝也堪称是历朝历代经济上最繁荣时期之一。物质条件的富足也使得人们更加信奉“多子多福”、“重养男丁”的观念，以便子嗣传承家业，像苏轼《贺子由生第四孙》诗中所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而宗教层面，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也是吉祥、幸福的象征。
道教里，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也就是说，婴儿是大智慧的象征，代表天人合一，无欲无我。
在佛教中，亦有“极乐化生”的说法。每当虔诚的信徒们功德圆满，便可在去世后前往极乐净土，最终于莲花中化身为童子。
而在民间工艺美术中，因为莲花的“莲”跟“连”同音，因此百姓喜欢用“连生贵子”来祈求多尔多女。同时，在荷花中，莲蓬又藏有数量众多的莲子，荷花莲蓬也就在民间成为“百子”的象征。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婴孩与莲花的年画、民俗画，其实都来源于这一千年前就已经被发扬光大的传统。
鉴于婴孩在宋朝社会中如此独特的地位，人们也普遍把孩子当做吉祥的象征、福气的化身。
毕竟，在如此高的婴儿夭折率中，孩子能闯过鬼门关存活下来，确确实实是件很幸运的事。 因此，宋朝的许多的重大场合、节庆仪式中都会出现孩子们的身影。
像北宋的熙宁年间，天大旱，饿殍遍野，流民盈塞。为了缓解旱情，宋神宗下诏组织京城的儿童来求雨，“令坊巷各以大瓷贮水，插柳枝，泛蜥螺， 使青衣小儿环绕呼：'蜥蜴晰螺，兴云吐雾，降雨滂沱， 放汝归去！”。最终，这场旱情成为王安石黯然罢相的导火索，熙宁变法走向失败。
当然，婴儿孩童能够安然成长，乐享童年同样也是统治者政治清明的体现。婴戏图有了如此多的吉祥寓意，画家们创作出来还能顺便还能逢迎上意，可谓是从上到下、从朝野到民间都有市场。宋代儿童题材艺术的勃兴，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