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之后
我似乎一直喜欢看民国时期的小说和传记，对民国那段历史一直心存好奇。
那些民国的人物、民国的故事，仿佛一张张老照片，虽斑斑驳驳，但在时光深处，闪闪烁烁，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对一段历史的好奇，是从对这段历史的人的好奇开始的。
民国历史，始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终于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烽火连天，一个动荡连着另一个动荡，百姓不得安生。1928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此举标志着北伐战争的结束，国民政府从名义和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从1928年至1937年，是民国相对稳定的“黄金十年”。
在民国历史中浸淫久了，渐渐觉得，一个个历史人物之间，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历史是一个舞台，那么，这众多历史人物，真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给他们排一下生卒时间表，排一下家谱，会发现，在许多时间节点和家族渊源上，彼此有着错综复杂的交集。面对如此众多的民国人物，该从何说起呢？我想从清末重臣李鸿章、张佩纶、张树声、陈宝箴的后代入手，拨开历史的云雾，走近民国的那些人、那些事。
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的李鸿章，子嗣并不兴旺。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李菊耦，小女儿叫李经溥。李鸿章很疼女儿，但不知为何，为女儿挑的夫婿似乎都不咋的。大女儿嫁给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人做了填房，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小女儿嫁给了小自己六岁的人，一辈子都被嫌弃老。
李菊耦这个名字，如果单独拎出来，恐怕如今很少人知道。但她除了有一个有名的老爸，还有一个有名的孙女，那就是张爱玲。张爱玲的爷爷，就是李鸿章看中的清流健将张佩纶。李菊耦作为相门千金下嫁给张佩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似乎都觉得委屈。事实也证明，这段婚姻，似乎并不幸福。
张爱玲在她的多本书中提到，张家的女人比男人有出息。这和李菊耦身上自然萌发的“女权主义倾向”有关。她让女儿着男装，称少爷，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这一拿主意，确实拿大了。菊耦的女儿、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才貌双全，25岁那年，在去英国的游轮上，认识了已有婚约在身的青年才俊李开弟。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但不愿看到别人痛苦的他和她，却将这段感情埋在了心底，相约来生。张茂渊从此再也没有爱过别人，几乎单身了大半辈子。张爱玲在其书中也多次提到，她一直和姑姑住在一起。直到张茂渊78岁那年，李开弟的老伴去世后，两个古稀老人才终于走到了一起。
菊耦的儿媳、张爱玲的母亲黄素莹，不甘心在暮气沉沉的大家庭中终老，更不愿像金丝雀一样被关在笼中。于是，她大胆冲破婚姻，到海外求学，去国外打拼。她自食其力，沐浴着欧风美雨，一度做过印度著名政治人物尼赫鲁的姐姐的秘书，也算是一个奇女子了。
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都大胆出走了。暮气沉沉的旧式家庭中，只剩下父亲和她们姐弟。父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占全了旧社会的各种陋习，鸦片、吗啡、赌博、嫖妓、纳妾无所不为。这样的家庭，对张爱玲和她弟弟张子静的伤害是深远的、彻底的。张子静终身未娶，张爱玲的爱情和婚姻，也是一个彻底的时代悲剧。我曾去过诸暨斯宅，看到了那座康有为亲笔题写“汉斯孝子祠”的小洋房。这幢小洋房，是斯宅著名乡绅、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军械局局长的斯豪士和军需处处长斯魁士兄弟俩，花了两万银两，在1920年前后建成的。1945年抗战胜利，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浙江嵊州人胡兰成，逃亡到斯宅，借着曾是斯豪士之子斯颂德同窗好友的身份，躲藏于这幢小洋房中。当时还爱着胡兰成的张爱玲，不远千里，从上海寻至斯宅。不巧的是，胡兰成早几日已离开斯宅，由斯家姨太太范秀美作陪，流亡温州，并在途中与范秀美同居。张爱玲在斯宅居住数日后，不死心，赶赴温州，当面向胡兰成要一个说法。但终究，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张爱玲看错了人，也爱错了人。温州寻夫之行结束后，张爱玲独自乘船回上海。淅淅沥沥的雨水，混杂在泪水中，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于是，她幽幽地说：“从此以后，我将只是萎谢了。”和胡兰成一样投靠汪伪政府、成为民族罪人的，还有湖南人周佛海。最近读黄亚洲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船》，我读到了周佛海这一段。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甚至还是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1921年7月31日，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夏日，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会议主持人张国焘宣布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会议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期间，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然而，“一大”刚过，他就撂担子，极不负责地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读书。三年后毕业回国，脱离中国共产党，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1938年，他又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日。十年后，病死于南京监狱。掩卷沉思，胡兰成、周佛海之流，不是无才，而是才华用错了地方。在民族存亡、民族气节等大是大非问题上，蒙蔽了双眼，站错了地方，失去了应有的立场。一失足，成千古恨。同样是清末重臣的后代，淮军首领、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的后代，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就搭准了历史的脉搏，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培养出了四个出色的女儿。合肥张家有万顷良田，在张树声儿子张冀牖名下，每年就有10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这种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很容易染上抽鸦片、赌博、娶姨太太等嗜好。但张冀牖却出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痛恨赌博，不吸烟，不喝酒，不玩牌。他从小嗜书如命，接触了不少新思想，深知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的重要。他担心久居合肥会让自己的子女受到陈旧积习的污染，于是举家迁往上海，后到苏州。合肥张家的这一支，从此定居苏州。“五四运动”后，随着“德先生”、“赛先生”传入中国，张冀牖决定倾其所有家产，致力于办教育以强国。1921年，他变卖部分家产，独资兴办苏州乐益女中，并亲自担任校长。定名“乐益”，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强调自己的办学是“以适应社会之需要，而为求高等教育之阶梯”。因为志同道合，他和绍兴人蔡元培、蒋梦麟等教育家，成了要好的朋友。
张家四姐妹，是张冀牗的四个女儿。张冀牗为四个女儿取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儿”字，象征着“一双脚”。他希望女儿们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能走出家门，成就一番事业。果然，四个女儿都不负众望，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在苏州园林中长大的大家闺秀，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蜕变，其人其才，不亚于宋氏三姐妹。
大姐元和，喜爱文学，嫁给了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允和，和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兆和，因为作家沈从文的大胆追求而名声在外；四妹充和，是四姐妹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启蒙老师是大师吴昌硕的弟子朱谟钦。她工诗词，擅书法，精通昆曲，在多个领域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最后远嫁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傅汉思。怪不得同为苏州老乡的叶圣陶，不得不感叹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这四对才子佳人的结合，都颇有戏剧性。最有戏剧性的，我以为是沈从文和张兆和。
1928年，来自湖南湘西凤凰的小说家沈从文，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邀请下，来到中国公学任教。这一年，沈从文26岁。在学生眼中，他称不上是“尊敬的老师”，只是会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
这一年，张兆和18岁，是中国公学校花级的人物。有一天，张兆和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张兆和没有回信，接着是第二封、第三封……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母亲是土家族，在男女之情上，这位刚出道的小说家有一种湘西人的执着和坦率。信写得太多、太长、太大胆，张兆和终于受不了。她向校长胡适告状，沈老师这样给学生写信可不好。没想到，胡校长很郑重地对她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后来的故事，正如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在沈从文痴心不悔地大胆追求下，在胡校长的牵线搭桥下，在开明的父母的支持下，在兄弟姐妹的撮合下，一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婚后，每当两人处于分离状态，沈从文总是能写出动人的书信。“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类似这样的句子，已经成为经典情话。
婚后不久，沈从文就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小说《边城》。人们发现，小说中湘西美丽纯洁的小姑娘翠翠，有着张兆和的影子。此后，沈从文所写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张兆和的影子。
和三个姐姐不同，小妹充和嫁给了美国汉学家傅汉，并于1949年随夫君赴美。此后，在哈佛、耶鲁等多所大学传授书法和昆曲，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在她的众多仰慕者中，“新月派”诗人卞之琳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1935年10月，他写下了那首有名的《断章》，送给22岁的张充和。“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后人眼中的哲理诗，原来只是一首向心上人表达爱意的情诗啊。
同样是清末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后代，又是另外一番气象。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江西客家人，和张树声、张佩纶都是同时代人。他1851年乡试中举人而出仕，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皇帝召见陈宝箴，和他探讨战守方略。陈宝箴所言，甚合帝意。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
陈宝箴决心以开发湖南为己任，以“变法开新”为己任，锐意整顿，推广新政。先后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陈宝箴因此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他一定不知道，20多年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长沙修业小学当历史老师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湘江评论》。他写的发刊词振聋发聩：“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历史，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20多年后的《湘江评论》，和1895年的《湘学报》、《湘报》，其实一脉相承。“敢开风气之先”的救亡精神和革新基因，其来有自。
不幸的是，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百日维新宣告失败。慈禧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陈宝箴以“滥保匪人”之罪被罢黜，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也以“招引奸邪”之罪一并革职。
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带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1900年7月22日，陈宝箴猝然去世。上世纪80年代，有历史学家发表《陈宝箴之死的真象》，向世人披露了慈禧太后派人将陈宝箴赐死的真相。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终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敢开风气之先”的家风，自陈宝箴及其以下四代人中，涌现出了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杰出人物，连同陈宝箴本人一起，后人称之为“陈氏五杰”。
“陈氏五杰”不是徒有虚名。儿辈中，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孙辈中，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其史学成就与研究方法无出其右者。陈衡恪，又名陈师曾，是近现代著名画家。曾孙辈中，陈封怀是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有“植物园之父”之美誉。
让我忍不住想多花点笔墨写写的，是陈寅恪。
我想，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特别是对隋唐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会无比景仰陈先生。因为，陈先生代表着一种无法企及的高度，让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傅斯年能看上眼的学问家不多，况且用这样的话来评价陈，足见陈学问之高深。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950年代中期，全国评定教授级别。在中山大学，陈寅恪被评为一级教授，而岑仲勉、刘节、梁方仲这样的学术大家，只能屈居二级教授。他的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他们在清华园相识，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这样的出身名门，加上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他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我第一次知道陈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的中国魏晋隋唐史课堂上。教我们这门课的韩昇老师，非常推崇陈先生，课堂内外多次提到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经典著作。他说，每一个想要进入隋唐史研究领域的人，都必须从好好研读陈先生的著作开始。
陈先生走的是一条怎样传奇的治学之路呢？允许我简单勾勒一下。
1902年，12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求学。此后，直至1924年，他先后辗转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地的知名学府，下功夫研究语言文字。语言天赋惊人的他，精通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先生本就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利用语言优势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学贯中西，融会贯通。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1926年，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就在1930年这一年，山东才子季羡林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当季羡林遇见陈寅恪，两位同样具备语言天赋的天才，就有了一段珍贵的师生缘。
季羡林先生在晚年撰文回忆恩师寅恪先生。他在文中写道:入学不久，他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季羡林无意中旁听寅恪先生课的经历，对他后来去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季老回忆说：“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
不知不觉间，写了6000多字。搁笔沉思，清末重臣李鸿章、张佩纶、张树声、陈宝箴的后代，都是将门之后。历史选择了人，人也选择了历史。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或许，谁能看得更清，谁能看得更远，谁就能走得更稳，谁就能走得更久。历史，是一面无言的镜子，唯用心去看，方能洞察其中的种种奥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