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周金文概述（值得一看）
两周金文的发现最早可以前推到西汉。据史书记载，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学者张敞曾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发现的《尸臣鼎》。《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对两周器物进行专门收集和研究是从北宋开始的，如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博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款识法帖》都非常有名。清人对青铜器铭文研究也很重视，重要的作者作品如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端方的《陶斋吉金录》、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学》、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方浚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这一时期关于金文的考释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国以来，有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等收录金文颇富，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等研究极为精深。金文文字方面的重要工具书有容庚的《金文编》、周法高的《金文诂林》等。
金文研究真正走上科学轨道是以郭沫若《大系》的面世为典型标志的，因为在《大系》之前学者们还无法对青铜器进行准确断代，更无法认识许许多多族徽文字的性质，对于一些疑难字词的解释也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而《大系》正是在这几方面都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郭沫若对铜器进行断代采用的方法是由他发明的“标准器比较法”。例如《献侯鼎》的铭文说：“唯成王大祓，在宗周，赏献侯□贝，用作丁侯尊彝，天鼋。”这可以肯定就是成王时代所作的器物。把此器作为标准器，以铭文中的重要人名、地名、事件等项内容为线索，同时考察其书体、花纹、形制等方面的特征，就可以判定类似器物的相对年代。《大系》序中说：“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其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亦不甚远。”《大系》运用“标准器比较法”，集录考释了西周时代武、成、康、昭、穆、共、懿、夷、厉、宣、幽诸王之器137件，东周时代吴、越、徐、楚、邓、蔡、许、郑、陈、宋、鲁、齐、卫、燕、晋、虢、秦等列国之器114件。
容庚、张维持先生《殷周青铜器通论》第六章第二节讲铭文演进的程序与中国文字的演进，其下分有三个小题目。一是铭文的图形和记号。书中认为：在彝铭中，族名的图腾有不少；古代氏族有很多用动物或无生物的名称作为姓氏的，也可以说明图腾的存在。二是铭文的加繁和书史。书中认为，殷代晚期的铭文有多至四五十字的，到了周代更把长篇记载附于钟鼎礼乐器上。西周铭文的内容除普通为亲属和自己铸器外，其重要的大概可分为：
（1）祭祀典礼，如周成王时的《令方彝》，187字；
（2）征伐纪功，如周夷王时的《不其簋》，152字；
（3）赏赐锡命，如周康王时的《邢侯簋》，68字；
（4）书约剂（盟约等），如周厉王时的《散氏盘》，375字；
（5）训诰群臣，如周宣王时的《毛公鼎》，497字；
（6）称扬先祖，如周恭王时的《师望鼎》，94字。
三是铭文的趋简和装饰。书中认为：春秋以后，铭文日趋简短，器制也日趋简陋。
郭宝钧先生《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第六章第五节讲到铭文的刻铸时说：周初铭文各有风格，很少沿袭；演进到了穆王，策命渐多，书史如有定格；到厉王时，铭文布局，差不多“公文程式化”了。例如周宣王时的《辅师簋》的格式：
惟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纪时
王在周康宫，格大室，即位。纪地
荣伯入右辅师 右者和受命者
王呼作册尹册命 作册尹
曰：“赓乃祖，考司辅……”旧命（册命辞）
又，“今余曾乃命，新命（册命辞）
锡（赐）汝玄衣黹纯…… 赏赐（册命辞）
日用事” 勉励（册命辞）
拜稽首，敢对扬王休命，对扬
用作宝尊簋。作器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事。祝愿
实际上，我们看西周中期的金文篇章，80%以上都有类似于上面的格式。因此，对于学习金文的人来说，只要挑选典型的一些篇目下工夫吃透，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金文和甲骨文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们的形体和结构也属于一个体系。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时代上的差异：迄今发现的甲骨文最晚到周初一段为止，而金文则延续到战国秦汉甚至更晚。
（2）字体上的差异：甲骨文主要是用刀刻的，而金文则主要是用模子铸造而成的，因而前者的字体瘦硬，后者的字体粗壮圆转。
（3）篇幅上的差异：甲骨文多属于占卜的记录，文辞比较短；金文多属于铭功的篇章，文辞比较长。
图3-22
据容庚先生《金文编》统计，金文单字共有3500字左右，其中可以释读出来的有2000多字，这些金文对研究晚商、两周的历史文化和汉语汉字有着重要的价值。
下面采用宽式释文，选释四篇两周金文（首篇附注）。
图3-22是武王时的《利簋》铭文，文中记有武王伐纣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史书所载相符——
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岁
鼎，克闻（昏）夙又（有）商。辛未，
才管师，易（赐）又（有）事（司）利
金。用乍（作）旃公宝尊彝。
“珷”左“王”右“武”，“武王”专用字。“武”字本身，上“戈”代表武器、武装，下“止”（趾）代表行动。“甲子朝”，甲子日的早上。《尚书·牧誓》说：“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昧爽”就是清晨。《逸周书·世俘解》说：“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咸”是完全彻底，“刘”是斩首戮尸。“岁鼎”两字不易索解，一般认为是岁星（即木星，古代用以纪年）正当其位，我们认为或许是行动前的某种宗教仪式。“克”，可以，能够。“闻”字原象人举手拂耳，专心聆听，这里借用“昏”。“昏”是傍晚、夜间，“夙”是早上、白天，“昏夙”代指一整天。“管”字原作上“阑”下“间”（中从“月”作），已故于省吾先生释读通“管”，“管”是地名，在今郑州。“师”，原作繁体“师”的左旁，义为军队集结之所。“易”，左三撇代表水注，右象器皿有把手形（甲金文有更象形的“易”字，以此一杯水注入彼一杯），本义是给予或变换，这里用为其后起字“赐”。“又事”，有司，有所专司，是古代一般官员的通称。“事”、“史”、“吏”本是一字。
图3-23是懿王时的《大师虘簋》铭文——正月既望甲午，王才（在）周师
图3-23
量宫，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王
乎（呼）师晨召大师虘，入门，立
中廷。王乎（呼）宰囫易（赐）大师虘
虎裘。虘拜稽首，敢对扬天
子不（丕）显休。用乍（作）宝簋，虘其
万年永宝用。隹（唯）十又二年。
图3-24是春秋中期晋国的《栾书缶》铭文。栾书其人见于《左传》，也称栾伯、栾武子。铭中“缶”字从“金”旁，整篇文字也有繁化、草化倾向。行文自左至右，比较特殊。
图3-24
正月季春，元日己丑。
余畜孙书也，择其吉
金，以作铸缶，以祭我
皇祖。虞（原下从“鱼”）以祈眉寿。栾
书之子孙万叶（世）是宝。
图3-25是战国中期楚国的《鄂君启节·车行陆程》铭文，释文采自马承源先生《中国古代青铜器》一书，另有《舟行水程》，这里从略。
图3-25
马先生说：“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的运输货物免税证件，共有两组，一组残存二块，另一组残存三块。节是政府颁发的凭证，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鄂君启节用青铜做成竹片状，凡五片合成竹筒形为一组。铸作时同一内容成好几组，一组放在政府中作档案保存，一组赐给鄂君，其余若干组分别藏于水陆通道的重要关卡，以备查验对证。鄂的地望，就是现今的湖北鄂城。”“节上的铭文是用黄金镶嵌而成，内容分为舟行水程和车行陆程两组。据铭文，颁发此节是在'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据历史记载，此次楚国击败晋师（魏）的战役是在公元前323年，即楚怀王六年。铭文中说，就在这年的夏月乙亥这一天，怀王在楚都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的游宫中下达了命令。怀王的大工尹遵照王命，命令他的属官为鄂君启的财政部门造了金节。……”
——摘自 郭小武 《汉字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