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高级幕僚们都是如何进谏的？

贞观之治的出现，得益于君臣的通力合作。一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有建立强盛王朝、成就千古明君的远大志向，为此他从谏如流；另一方面，以房玄龄、孔颖达、张玄素等为代表的高级幕僚殚精竭虑，建言献策，倾力辅佐。

房玄龄激励荐人

房玄龄是秦王李世民倚重的高级助手，曾在秦王府掌管记室（负责撰写章表文檄）十余年。当时，秦王府许多有才能的人都被外调，李世民对此十分忧虑。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没有用可靠的论据证明杜如晦经天纬地的才干，因为很难做到，而是采用了当初萧何荐韩信所使用的方法——激励刺激。如果李世民安心做一个藩王，杜如晦就无所作为；如果打算君临天下，就需要杜如晦这样的王佐之才。君临天下的愿景显然刺激了李世民的进取心，重用杜如晦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历史事实证明，杜如晦确实为参谋辅佐李世民治国理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房玄龄能说服李世民的因素是什么呢？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招贤纳士，建立了不世功勋，其势力急剧膨胀，威胁到了太子李建成，唐高祖李渊对此颇有忌惮，调走秦王府的人让李世民左支右绌，李世民只能仰仗信任的属下作决断。因此，房玄龄才可能通过通俗易懂的表述、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快速说服上司采纳他的建议。

孔颖达引经启智

孔颖达是著名经学家，隋时任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唐高祖时担任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旋即擢升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从履职经历来看，孔颖达主要承担教职、文学顾问及审议等工作，是典型的高级幕僚。他为什么能够得到李世民的信任，官拜国子祭酒，并侍讲东宫成为皇太子的老师呢？这主要归结于孔颖达的公忠体国，归结于李世民的唯才是举、从善如流。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孔颖达精通历史，谙熟儒家经籍，他实际上是用专业性极强的引述说服了李世民。

孔颖达曾受诏撰《五经正义》，此为南宋刊印底本影印的《周易正义》中两页

据历史记载，唐太宗曾经问：“《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他问的其实是历代帝王共同面对的问题，身居高位，易自矜大，也是隋炀帝覆宗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虚己待人，从而发挥属下的主观能动性，是唐太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孔颖达回答说：“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孔颖达依据经学进行解释并有所发挥，其核心是引用《易经》的一句话——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意思是帝王治国，要用表面上的蒙昧无知来滋养正道，用藏智于心的方法治理民众，如果炫耀聪明，就会蒙蔽圣听、自取灭亡。孔颖达的阐释让唐太宗非常满意。

只有内行、专业的幕僚，与上司沟通时才能更加游刃有余。对于地位较高、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上司，要发挥专业优势，运用有说服力的论据，这样更容易使上司信服。

张玄素直言规劝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旨重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止，其中有几句话颇为刺耳：“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异昔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唐太宗生气道：“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得理不饶人：“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他紧紧抓住隋炀帝因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终至覆灭的教训，警示李世民：百姓刚经历战乱，民力疲敝，不堪驱使，如果此时营建宫殿，无异于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祸乱可能会超过隋炀帝。唐太宗最终叹服道：“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张玄素成功阻止了唐太宗重修乾阳殿的动议，李世民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在错误的道路上终于止步。

可见，建言献策要正确把握上司心理。建议能被接受，不仅取决于说服者对所承担角色的准确认知，也取决于说服对象的合作态度，提建议时要兼顾双方，考虑周全，不可偏废。当上司可能犯错或者正在犯错时，幕僚要择机直言不讳，善于选择警示性信息，让上司意识到错误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阻止上司犯错。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