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陵：关于汉奸问题的一些思考_文化_腾讯网
大家专栏朱建陵2013-12-13 09:31
郑孝胥，（1860－1938），近代政治人物、书法家。福建省闽候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3年。
几天前，在微博上和网友谈起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郑孝胥一生忠于满清政府，虽然满洲国是日本扶植成立的“伪”政权，但郑孝胥的初衷，很可能和溥仪一样，就是想利用当时的兵荒马乱、各种势力各怀鬼胎的情况，在满洲人的土地上重新建立起一个满洲政权。不论如何，多数大陆网友认为，郑孝胥就是一个“汉奸”。对这个定位，我有一些困扰。
吴三桂是一个汉奸，这比较没有争议，他引当时将被视为“异族”的清兵进入山海关，自北而南，长驱直入，造成汉族明朝政权彻底覆亡，而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享受荣华富贵，即使再之后他起兵造反，造满清的反，也少有汉人附和。
那是1644年的事。过了200年，满清这个异族政权已经在中华大地扎下了深根，“反清复明”的声音几乎不再存在，然后，在1850年左右，又出现了汉人的造反，那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但吊诡的是，为这个原来被视为“异族”的政权去平定汉人之乱者，是汉人，而且是被儒家视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完美体现的汉人曾国藩。曾国藩和吴三桂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为“汉奸”、一为典范？
或以为，经过200年，满族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曾国藩效忠于满清，等于效忠于“中国”，而平定太平天国，就像为国家平定土匪一样地正常，但实情并非如此，满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曾国藩打败太平天过之后再50年的事，即使在孙文领导的国民革命中，初期的口号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要到民国建立前后，才改成“五族共和”，才将满族纳入“中国”这个大家庭之中。
我的思考，其一，民族主义这东西，它的标准，可能来自一种“正统”的史观，当我们说唐、宋、元、明、清时，其间并没有将蒙古人、满族人视为外族，虽然当年确为外族，但一旦将之视为“正统”，则一切都能合理化；其次，“汉奸”也者，所谓“板荡识忠贞”，唯有在国家民族面临衰亡变故时才可能出现，平时是不存在“汉奸”的。所以，曾国藩基于正统而为典范，吴三桂基于推波助澜，在满族仍为外族时，因协助满族、造成明朝的灭亡而为汉奸。
然后，回头来看和郑孝胥。民国建立之时，出生于1860的郑孝胥已经51岁，以满清遗老自居。显然，他已经接受了满族为中国一部分、甚至就是中国的概念，并且像300年前有人“反清复明”一样地主张“反民国复清”。对他来说，那是一种对前政权的依恋。然后，像吴三桂找到了满族这个异族合作对象一样，郑孝胥找到了日本这个异族，企图利用这个异族的势力来重建满清政权。但最终，郑孝胥也像吴三桂一样，被视为“汉奸”。
我对这样结论的不平，并不在于民族主义者建立“正统”理由的狡狯，而在于动机的纯正与否。吴三桂的引清兵入关，之前既有陈圆圆因素，之后又享受着荣华富贵，但郑孝胥并没有，他一心一意为“朝廷”，即使在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中出任国务总理，未久，也因不满日本的事事干涉而去职，并在1938年“暴毙”。在我的定义中，“汉奸”最少必须是因私利而损害“正统”之国家民族者，最少必须是因损害“正统”之国家民族而享受荣华富贵者。在这样的定义中，吴三桂是，郑孝胥不是。
对郑孝胥问题的思考，并不源于对郑孝胥个人的偏好，而是台湾历史给我的感触。在郑孝胥协助建立的满洲国，短短的13年（1932至1945）中间，根据考证，最少有5000个台湾人的生命与之相联系。如果曾国藩不是汉奸，因为彼时满族统治中国已经200年，那么，满洲国成立之时，已经被日本统治37年的台湾又如何？满洲国成立之时，是公元1932年，“正统”论者说是民国21年，但当时的台湾，是昭和7年。
当时的中国大陆，蒋介石虽然完成了北伐，号称“训政”或“黄金十年”，但外有日本及列强觊觎、内有国民党派系斗争及军阀残余势力顽强抵抗，甚至还有当时仍未成气候的共产党部队盘踞山头，纷扰不安。
当时的台湾，所有年纪在44岁以下的人，自入学开始即接受日本教育，接受台湾已经是日本殖民地的现实，在如此紊乱的世局中，作为升斗小民，台湾人的前途选择包含︰留在台湾，服从自己的政治信仰、到大陆追随国府脚步，或者跟着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再或者，依循着时势及利益考量，到满洲国去。
为什么到满洲国？根据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许雪姬的调查，除了满洲国待遇较高之外，还有就学、就业机会的问题。当年的台湾，只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但东北有日本人所设、水平甚高的南满医学堂、旅顺工业大学等。此外，还有人是被日本在台官员推荐前往的，或者依亲前往的。更特殊一些的，则是受台湾人在满洲国第一大官、满洲国第一任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的引介，或受谢介石“官”成名就影响，而起意前往满洲发展者。
“正统”论者会说，这不是“汉奸”了吗？彼时的东北“沦陷区”百姓、后来随国府到台湾，并从事演艺工作的张冰玉说，“日本对台湾人就比对我们好，因为台湾等于是他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对台湾人比对我们满洲国人好。”可以想象，彼时的东北人，略有略无地，也把到满洲国的台湾人视为“汉奸”。
但父亲李朝舟到满洲国兴农部担任参事官的李博信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当时“实际上认为满洲政府是一个伪政府的，也只有国民党政府”。他父亲常说：“溥仪回满州当执政皇帝是理所当然的，你从300年的历史看，满州本来就是满州人的地方，他们侵略中国，建立一个大清帝国，民国推翻满清之后，满州人回到自己的土地建立国家，有什么不对？”
经过日本37年统治，当时的台湾人并不将满洲国视为一个“伪”政府。台湾学界曾经对有过满洲国经历者做过访谈，他们之中，没人一个人认为自己在满洲国工作是汉奸行为，反而认为自己帮助了很多中国人，对满洲国的建设贡献了心力。但不论如何，这5000名台湾人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的选择被“历史”及“正统”定位为错误，1945年满洲国覆亡时，他们有人滞留满洲，有人仓皇逃难，历经千辛万苦、散尽家财才得以返回台湾，但迎接他们的，又是国府的“汉奸”审判威胁。
对大陆住民来说，“正统”与“汉奸”之间的扞格情况不多，没有太多选择困难；对台湾住民来说，“两难”甚至“多难”的选项，则是家常便饭。回顾满洲国当时台湾人的选择，以今论古，若以大陆现今之强势或“正统”为基准，押对宝的应该是当年选择远赴大陆，与共产党合作参加地下工作或打游击者，但其实，这些人的青春，早在大陆早期的政治运动中销磨殆尽。真正押对宝者，是当年少数选择与国府合作者。谁都想不到，国府居然在1949年“转进”台湾，这些人的子孙，60多年过去，至今荣华。
对台湾人来说，“汉奸”这个词加诸自己身上时，多数时候是一种迷雾、是一种反对与抗议，但如果用在自己人身上，唯一得到台湾相对多数人“确认”者，是辜显荣，台湾多人不称他为“汉奸”，而是“台奸”。
辜显荣在甲午战后的1895年，代表台湾士绅迎接日本军队进城，后来因此得到日本政府众多特许经营特权，还得到日方赐予多种勋章奖励，原来没没无闻的辜家，一夕窜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荣华沿续至今，其子辜振甫当年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代表台湾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谈判时，这段家族历史还被拿出来讨论一番。
辜显荣之为“台奸”，符合我的定义︰最少必须是因私利而损害“正统”之国家民族者，最少必须是因损害“正统”之国家民族而享受荣华富贵者。对此，辜振甫并没做太多的辩驳，但辜显荣的小儿子、辜振甫之弟辜宽敏解释说，满清割让台湾、日军即将进城之际，台北城内人心惶惶、治安败坏，许多士绅都认为应该要让日本军队进城维护社会秩序，他的父亲辜显荣，只是在众多士绅临时脱逃的情况下被推举而出。意即，辜显荣之迎接日军，是为解决蒺民之苦。但辜显荣因此在日治时期享受的特权、累积的财富，又如何解释？解蒺民之苦而又能因此大享其受、大赚其钱者，历史上少见。
如果读者对当代两岸关系足够熟悉，大概猜到我真正思考的是什么问题了。是的，我思考的是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分访问大陆的问题。但台大教授黄光国的想法，拉回了我部分的思考。黄光国教授的父亲黄子正，是参与满洲国的台湾5000人之一，而且是其中极为特殊者。黄子正是溥仪的御医，满洲国覆灭之后，他还随着溥仪逃亡，最终埋骨辽宁铁岭。
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黄光国说，他早已经不去思考这些“汉奸”问题了，他目前要做的事，是解决台湾人的认同问题，是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两岸关系，让未来台湾人不会再遭遇到这样的困境。他提醒，目前有超过100万台湾人在大陆，我们不应该再制造悲剧。是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汉奸”与否，“正统”与否，怎么说都说不清楚，但未来的事，则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