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四:《孟子·离娄章句下》赏析（8.1—8.33）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
【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译文】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去世在鸣条，是东方边远地区的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去世在毕郢，是西方边远地区的人。这两个地方相距，有一千多里地；时代的距离，相隔一千多年。而在中国实现他们的志向，就象有信物一样吻合，先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所估量的情形却是一致的。”
【注释】
1.诸冯：地名，相传在今山东荷泽以南。
2.负夏：地名，约在今山东滋阳以西。
3.鸣条：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
4.岐周：地名，指岐山下周的旧邑，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5.毕郢：地名，相传是周文王去世的地方，在今陕西咸阳县东二十一里。
6.符节：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调兵将用的凭证，双方各执一半，以验真假。有铜虎符，竹使符，或曰五寸，古用圭璋，其后乃以符代之。《周礼·掌节》：“门关用符节。”《史记·魏公子列传》：“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汉书·高帝纪》：“封皇帝玺符节。”《说文》：“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这里用为信物之意。
7.揆：（kuí葵）《诗·鄘风·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易·系辞》：“初率其辞而揆其方。”《国语·周语》：“南北之揆七同也。”《楚辞·离骚》：“皇览揆予初度兮，肇锡予以嘉名。”《论衡·实知》：“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说文》：“揆，度也。”这里用为大致估量之意。
【解读】 “爱民”得天下
本篇一开始，孟子首先就举了两个地区和年代相距都甚远的帝王，用以说明统治、管理和服务人民，其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爱民”！从舜到孟子所在的时代，已有近两千年，留传下来的无数古籍、传说都说明残暴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只有真切地爱民，以仁爱为本，以爱人为本，以保民为本，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社稷才能得保长久。因此，爱民才是统治者、领导人的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
【原文】
子产①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②济人于溱（zhen）洧（wei）③。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④，徒杠⑤成；十二月，舆梁（6）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7）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注释】
①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的贤宰相。②乘舆：指子产乘坐的车子。③溱（zhen）洧（wei）：两条河水的名称，会合于河南密县。④十一月：周历十一月为夏历九月，下文十二月为夏历十月。⑤徒杠：可供人徒步行走的小桥。（6）舆梁：能通车马的大桥。（7）辟：开辟，即开道的意思。
【译文】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时，曾经用自己乘的车去帮助人们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评论说：“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并不懂得从政．如果他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过车马的桥，老百姓就不会为渡河而发愁了。在上位的人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就是出门鸣锣开道都可以，怎么能够去帮助百姓一个一个地渡河呢？如果执政的人要去讨得每个人的欢心，那时间可就太不够用了。”
【读解】 小恩小惠，不知为政
诸葛亮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三国志》）裴注引华陽国志》）说的正是孟子的意思。子产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去帮助老百姓过河，这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属于爱人民的美德，因此传为美谈。但孟子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要求子产，则认为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治末而没有能够治本，于事无补。与其你这样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老百姓过河，倒不如利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把桥修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使他们再也没有过河的烦恼。也就是说，政治家治国平天下，当以大局为重，而不应以小恩小惠去取悦于人，更不应以此来沽名钓誉。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读解】 沽名钓誉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不
舜爱民，周文王爱民，那么郑国的执政者子产是否也爱民呢？据传说，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团结依靠多数；一方面对个别贪暴过度的贵族断然给以惩处，以维护政府威信。他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对于晋、楚两霸，他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他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子产曾指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就是说，治国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一意孤行则不能成功。他又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即遇事应胸有成竹，执行中要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他还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子产执政之初，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广泛斥责，但他不为所动，坚决推行。其后改革成效显著，人们又普遍歌颂他的政绩，甚至担心后继乏人。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也是一个很会使用权谋的人物，所以孟子评价他之爱民，是假惺惺的爱民，是伪君子似的爱民。真的爱民，并不是用自己的马车去帮人渡河，而是脚踏实地的去架桥铺路，才能真正解决民生问题，才是最佳行为方式。因为用自己的马车去帮人渡河，只能在短时间里，不可能长期去帮，那么用自己的马车去帮人渡河，只能认为是子产为了搏取人民的赞誉，这实属沽名钓誉之辈，这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3】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①，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②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注释】
①为旧君有服：指离职的臣子为原先的君主服孝。②极：穷困，这里作使动用法，意思是使其处境极端困难。
【译文】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当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腹心；君主把臣下当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巨下当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仇敌。”
齐宣王说：“礼制规定，已经离职的臣下也应为过去的君主服孝。君主要怎样做才能使他们为他服孝呢？”
孟子说：“臣下有劝谏，君主接受；臣下有建议，君主听从．政治上的恩惠下达到老百姓。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君主打发人送他出国境，并派人先到臣下要去的地方作一番安排布置，离开了三年还不回来，才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就叫做三有礼．这样做了，臣下就会为他服孝。如今做臣下的，劝谏，君王不接受；建议，君王不听从。政治上的恩惠到不了老百姓身上。臣下有什么原因不得不离去，君主把他捆绑起来，还想方设法使他到所去的地方穷困万分，离开的当天就收回他的土地和房屋。这种情况叫做仇敌。君臣之间像仇敌一样，还有什么孝可服呢？”
【读解】 君臣之道，恩义为报
所谓投桃报李，士为知己者死。又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贤明的君主总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待臣下如手足，臣下必把君主当腹心，以死相报。比如说刘皇叔用关羽、张飞、诸葛亮，至今传为美谈。其实，何止君王用臣下如此，现代的用人之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互相尊重，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不然的话，反目成仇，两败俱伤，也就君不君，臣不臣；领导不领导，被领导不被领导了。那又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不会做领导人 罢。
【评析】 “对等原则”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则决定着统治的成败。因此孟子强调，君主的这三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就有三种不同的回报，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对等原则”。人与人之间是对等的，并不因为地位的高低不同而不对等，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也是对等的，采用了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所以，孟子对齐宣王的劝说，就是希望齐宣王采用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4】
【原文】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译文】
孟子说：“没有罪而随便杀害读书人，那么做大夫的就可以考虑远离而去；没有罪而随便杀害百姓，那么读书人就可以考虑迁徙。”
【读解】
读书人之所以读书，下一步便是做大夫级的官员；因此，做大夫的官员眼看着读书人被无罪杀害，不免有惺惺相惜的感受，并且，官员们为了有继承人来办理国家事务，有责任爱护读书人。因此，“无罪而杀士”，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君主采取了不是最佳的行为方式，官员们就可以采取自己认为的最佳行为方式，即考虑远离而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亦是同理。百姓无罪而被杀害，读书人又怎么能指望自己的生存有保障呢？所以也有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即考虑远离而去。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5】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译文】
孟子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能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没有人不选择最佳行为方式。”
【读解】 “上行下效”
这就是讲“上行下效”的问题，上梁正，下梁就不会歪，上梁不正，下梁跟着也会歪，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作为统治者、领导人，也要象教师一样，为人师表，谨言慎行，给下面的人作一个好的榜样、表率。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6】
【原文】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译文】
孟子说：“不是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规范，不是最佳行为方式的行为方式，成年的人们都不要去做。”
【解读】 遵守社会行为规范
本章在讨论最佳行为方式时加上了一条，即社会行为规范。因为人的行为方式，受着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也就是说，只要在社会行为规范的范围里才能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比如一个人杀掉另一个人，杀人者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最佳行为方式，这行不行呢？显然不行，因为这违背了社会行为规范。所以，人类的一切行为方式，首先要符合社会行为规范，才谈得上是最佳行为方式。这里所说的大人，是指成年人，是相对于小孩子而言的，因为小孩子年幼无知，不知道如何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所以，即使他们偶尔做了违背社会行为规范的事，没有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他们的错误也不大。然而成年人就不一样了，成年了，懂事了，就应该懂得所在的社会环境的有关行为规范，从而选择一种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7】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①，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②。”
【注释】
①中：指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代指品德好的人。养：培养、熏陶、教育。②其间不能以才：省略了“以寸量”的“量”字。
【译文】
孟子说：“品德修养好的人教育熏陶品德修养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人都乐于有好的父亲和兄长。如果品德修养好的人抛弃品德修养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所谓好与不好之间的差别，也就相近得不能用寸来计量了。”
【读解】 中养不中，才养不才
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贤者为师，团结大家一道进步；能者为师，帮助大家共同提高。一言以蔽之，人人都有教育熏陶他人的义务。否则，所谓的“好人”又好在哪里呢？模拟西方圣哲的话来说：“人啊，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要互爱，不要抛下任何一个兄弟姐妹不管。所以我们要搞“希望工程”，要搞“心连心”、“手拉手”的活动。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8】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文】
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读解】 有所不为，而后有为
人生苦短，世事茫茫。能成大事者，贵在目标与行为的选择。如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必然陷入忙忙碌碌之中，成为碌碌无为的人。所以，一定要舍弃一些事不做，然后才能成就大事，有所作为。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现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正是孟子这里的意思。总起来说，儒家所说的“不为”是为了“有为”，只不过是要有所选择而为，与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不是一家人。
有所不为是什么？就是违背社会行为规范的事不去做，而只有懂得了这个违背社会行为规范的事不去做，才能懂得应该去做什么，才能懂得选择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9】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译文】
孟子说：“说人家的坏话，招来后患如何是？”
【读解】 言人不善，如后患何？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的劣根性的确如此。不过，如果有人专以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为乐趣，嗜痂成癣，那么个个专用名词赏给他（她）了，叫做－－长舌妇！孔子曾经说过：“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陽货》）我们也曾给这种道听途说者送了一个称号，叫做“小广播”。与小广播相比，长舌妇如何？小广播不一定是长舌妇，但长舌妇八九不离十是小广播一个。小广播免费直销消息，义务广告，以先听为快，以消息灵通为荣。无聊！长舌妇东家长、西家短，以窥人隐私为快，以暗箭伤人为乐。可恶！小广播愚，长舌妇恶。如果说，对小广播，我们要告之以“且住，且往！那么，对长舌妇，就应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议论别人的不善之处，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既然不是最佳行为方式，按照对等原则，也就不会有好的回报，因而也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也就是说，会有后患。有了后患，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产生仇恨，就会使人们远离相互亲爱的关系，从而使人们之间不能团结一致，不能共同对抗大自然和外来的侵犯。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0】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译文】
孟子说：“孔夫子不做过分的事情。”
【解读】
孟子在这里举了孔子的事情，是想借此说明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的重要性。《论语·泰伯》：“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崇尚勇力而憎恶贫苦，是乱的根源。作人而不懂与人相互亲爱，憎恶得过份，也是乱的根源。私有制的畸形发展使得人们的正常的生存欲望变成了贪求、贪婪、贪恋之贪欲，而为了贪欲的满足，人们就会诉诸武力来进行侵略、掠夺、剥削。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的社会，拥有勇力、武力的人也就等于拥有了权势与财富。而人民受此“好勇疾贫”的影响，贪欲也逐渐增强，也就成了社会混乱的根源。既然人人都在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诉诸武力，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缺少相互亲爱的情感而彼此憎恨，憎恨之过份，则也会因情感问题而导致社会的混乱。社会越混乱，为了人们自己生存的需要，人与人之间也就越缺乏相互亲爱的精神。所以，孔子认为，欲望，尤其是过度的欲望的满足的需要，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所以他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提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民不好勇，不疾贫，使民仁而不“疾之已甚”，则社会就不会混乱或不致于太混乱。这实际上也就是提倡人们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选择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1】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译文】
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
【读解】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在《论语·子路》里，孔子与子贡讨论士的标准时已经说过：“言必信，行必果，任任然小人哉１这是从反面来否定“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孟子这里则是从正面来告诉我们“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可见，孟子的学说在很多方面都的确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
关于“大信”与“小信”的问题，亦即“信”的通权达变问题，我们在《论语》的有关读解中已说得很多。这里只作简单重申，即，一方面，“信”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最典型的强调就是孔子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固执于“信”而不知变通。用我们所说的最为极端的情况就是，难道对你的敌人也要讲“信用”吗？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而通权达变。通权达变的标准就是孟子这里所说的“惟义所在”。这是最基本的不能放弃的东西，也是指导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掌握的原则。有了原则，当然就要好办得多了。
【评析】
既然老子、孔子都在强调诚信，这里孟子为什么讲不必守信呢？因为这首先要看一个人所说的、所作的首先是不是符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并且是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即使是很有学问的人，即使是很有智慧的人，不可能不说错一点话，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如果偶然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违背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还要守信，那就不对了，就等于是错上加错，这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因而，如果偶然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违背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那就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即使是违背信诺，也要改正过来。所以，选择最佳行为方式，首先要以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为前提，才能称之为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2】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①之心者也。”
【注释】
①赤子：婴儿。
【译文】
孟子说：“伟大的人是童心未泯的人。”
【读解】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老玩童么？当然不是。伟大的人胸怀宽广，“宰相肚里能撑船”。而童心纯真不伪，本色自然。宰相肚里之所以能撑船，是因为他不斤斤计较于一得之利，一孔之见，而能够保全自然无伪的本色，永远以一种童心般的新奇和纯真面对这个世界，生机蓬勃，以至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里面的关键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纯真，二是大度。正是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找到真正伟大的人物与童心的相通之处。
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章）又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第二章》你看那众人应对攘往，好象赶赴丰盛的筵席，又像春天去登台眺望。只有我淡泊而无动于衷，就像那不知笑的婴儿一样。老子的本意是宣扬归朴返真，淡泊宁静。不过，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与孟子这里的思想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归结起来说，真正伟大的人，倒不像我们一般小鸡肚肠的人那样想得复杂，患得患失，所以，反而能够保持一分童心，有时候表现出来，就像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3】
【原文】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译文】
孟子说：“养育生者还算不了大事，只有给死者送终才可以当作大事。”
【解读】 养老送终是大事
一个成年人上要养老，下要育儿女，这是人间常情，所以孟子认为这算不上是大事，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必为之事。然而，父母亲的去世，则是人情的大变；人们遭遇到这种大变，往往会过分隆重或是过分草率，所以孟子认为这是大事。不能因为地位不一样，就可以违背社会行为规范，就可以不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所以，如果亲人死了，我们则在埋葬他时要按照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举行祭奠的仪式时也要遵照祭祀仪式的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这才叫做最佳行为方式。这并不是在维护封建奴隶主贵族利益，而是就社会行为规范而言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不论是君主制帝国、君主立宪制国家、共和制国家，或是什么主义的国家，都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会放纵人们各自的所作所为，总会制定某些对人有约束力的规则。就比如我们现在，一个普通老百姓死了，安葬他时用烈士的礼仪，能行吗？如果国家领导人去世了，就如同一般老百姓草率安葬，能行吗？所以，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里，就要遵循这个国家的国情、民情等风俗习惯，在遵循这些时，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才能是行得通的。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4】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①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②。故君子往其自得之也。”
【注释】
①资：积累。②原：同“源”。
【译文】
孟子说：“君子遵循一定的方法来加深造诣，是希望自己有所收获。自己有所收获，就能够掌握牢固；掌握得牢固，就能够积累深厚；积累得深厚，用起来就能够左右逢源。所以，君子总是希望自己有所收获。”
【读解】 深造的目的在于自得
深造的目在于自得。自得就是自己真正有所收获，而不是为了炫耀给别人看。简言之，自得是内功，而不是招式。南郭先生滥竽充数，招式是做够了的，但内功却一点也没有，所以，一旦过硬检验起来，就只有溜之大吉。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现代学者莫不以南郭先生为耻，而其行为类似南郭先生的却不在少数。他们或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有尖皮厚腹中空。”或是“拉大旗作虎皮”，以“名人’装点门面。其招式花样翻新，不一而足。要害都在于不求自得而求得之于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不怕自己没有才能，与孔子所说“不惑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的精神恰恰相反。总而言之，还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欲其自得之’就是为己，反之则是为人。孔、孟论学问之道，用心良苦。你我读书人理应深省，以免误入歧途。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5】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译文】
孟子说：“广博地学习 ，详尽地解说，目的在于融会贯通后返归到简约去。”
【读解】 博学详说，将以返约
真理原本是至简至约的，一半是因为我们理解的需要，一半是因为所谓“饱学之士”的炫耀门楣，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奥了。“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这是我们时常可以听到的抱怨，或者说幽默。如果这抱怨发自一位勤勉的学生之口，那老师恐怕真要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哩。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是要恨无地洞可钻的。比方说，“人是什么？”“文化是什么？”不说人人都明白，一说人人都糊涂。所以，博学详说不是为了炫耀渊博，故作深刻，而是为了深入浅出，出博返约。教学如此，演说如此，舞文弄墨也莫不如此。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博学详说归于简约。博学评说是手段，归于简约才是目的。
【评析】
深造就能博学，博学后才能对各种事物详细解说，这才有辨别事物的基础。所谓的“深造”、“博学”，在孟子看来，并不是一昧地对历史的经验全盘接受，而是采用一种反问方式，不断地问下去，从而探究到事物的本原。这个方式其实就是孔子的“而好犯上”。孟子的反问，也就如同孔子的犯上，也如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采用的反诘辨证方法。因此，以反问的方式得到简约，简明扼要的本原，才是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6】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单凭善就想使人心服，是不能够使人心服的；要用善去培养教育人，才能够使天下的人心服。天下的人不心服而想统一天下，这是不可能的。”
【读解】 以善养人，能服天下
关键是“养人”。服人服心，教育的潜移默化功能是不可估量的。作为教育家，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于教育的作用都非常重视而身体力行。因为，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思想，多么好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一言以蔽之，多么“善”。不通过“养人”－－培养教育，怎么能够让人们理解而化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不也仍然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吗？
孟子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仅仅是一个人自己行善，用自己的善良行为去感化别人，那是行不通的。但如果用善良的社会行为规范来普及教育，使人人都懂得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那才能征服天下，这才是最佳行为方式。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埋头于自己去行善，认为自己能行善就不错了，管得了别人吗？自己行善固然不错，但想要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动和感化别人，那就太难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独特的个性性格、社会环境，独特的学识与为人处世经验，你个人的善行只能是你在为人处世中所采取的一种最佳行为方式，而不能代表其他人都必须这样做。所以，要用教育来普及来推广善良的行为，以及建立起善良的社会行为规范。这才是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7】
【原文】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译文】
孟子说：“言谈没有实际内容是不吉祥的。这种不吉祥的后果，应由那些埋没贤才的人担当。”
【解读】 不能空洞说教而要案例教育
这里所说的言谈，就是紧接上文的教育问题而言的。用善行去感化别人不行，那么就要用善良的社会行为规范去教育别人，那么，在教育中，就不能只有空洞的说教，也就是说，光喊口号“要善良！”“要善良！”是不行的。要有实际的例子、典范，再加以理论的评价，也就是“说理”，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我们现代社会也在拼命提倡道德、精神文明等等，可是光喊道德、精神文明有什么用？只会让学生们产生逆反心理，空洞而抽象的道德教育是不行的，要说理，要让人们懂得社会行为规范和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增加与巩固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8】
【原文】
徐子①曰：“仲尼亟②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③，不舍昼夜，盈科④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⑤。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6）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7）过情，君子耻之。”
【注释】
①徐子：孟子的学生徐辟。②亟：屡次。③混混：通“滚滚”，水势盛大的样子。④科：坎。⑤是之取尔；“取是尔”的倒装句，“取这个罢了。”（6）侩（kuai）：四间大沟渠。（7）声闻：名声，名誉。
【译文】
徐子说：“孔子曾多次赞叹水，说：'水啊！水啊！’他到底觉得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孟子说：“水从源泉里滚滚涌出，日夜不停地流着，把低洼之处－－填满，然后又继续向前，一直流向大海。有本源的都是这样奔流不息，孔子所取的，就是它的这种特性而已。试想，如果水没有这种永不枯竭的本源，就会像那七八月问的暴雨一样，虽然也可以一下子灌满大小沟渠，但也会一下子就干涸枯竭。所以，声望名誉超过了实际情形，君子就会感到羞耻。”
【读解】 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孟子一方面祖述仲尼之意，阐发水的特性；另一方面用水比拟人的道德品质，强调务本求实，反对一个人的名誉声望与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符。要求大家像水一样，有永不枯竭的安身立命之本，不断进取，自强不息。其实，我们在《韩诗外传》里发现了孔子自己对于为什么要“亟称于水”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问题是由子贡提出的。子贡说：“君子看见大水总是要观察，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君子是用水来比拟人的道德啊！水到处给予而无私，这不是像很有德行吗？所到之处万物生长，这不是像很有仁爱吗？流向总是循着一定的道路，这不是像很有正义吗？浅处流淌，深处莫测高深，这不是像很有智慧吗？奔赴深渊大谷而毫无疑惧，这不是像很有勇气吗？任何细微之处也不放过，这不是像很明察吗？遇到险恶地势也不避让，这不是像很容忍大度吗？脏东西进去，干干净净出来，这不是像很善于化育吗？水面永远是平的，这不是像很公正吗？不求一概满盈，这不是像很有节度吗？无论经过多少曲折，始终向东流，这不是像意志很坚毅吗？正因为水有这些特性，所以君子看见大水就一定要观察。”这简直就是一首水的赞美诗啊！生动而深刻。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观水去呢？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19】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①，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注释】
①几希：少，一点点。
【译文】
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一般人忽视它，君子却保存它。舜明白一般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于是从仁义之路而行，而不是为行仁义而行仁义。”
【读解】 人与禽兽的差别有多大？
人与动物的差别何在？在今天，这已是一个人类学的命题了。可孟子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至于那一点儿到底在什么，他在这里没有说。不过，我们在《滕文公上》）里曾听他说过人之所以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养，那就和禽兽差不多。可见，在孟子看来，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教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没有精神方面的东西。这和我们现在一般的看法是基本吻合的，即，人的动物本能方面，亦即其自然属性是动物性的，但其精神文化方面，亦即其社会属性是非动物性的，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一方面。既然如此，高尚的人当然就应该发展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方面。所以，孟子说：“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一般人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只有品质高尚的人才注意保存和发展这一点。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那就是标榜“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自然是“近于禽兽 ”了。当然，孟子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饱食、暖衣、逸居”，要求人们不食人间烟火，苦行禁欲。而是认为应该像舜帝那样，“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从一般事物的道理和人类的常情出发行仁义之道，而不是为行仁义而行仁义，不顾人之常情。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孟子的主张，应该是“饱食、暖衣、逸居而有教”，既不排除人之常情，又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物质生存与精神追求都不可废弃。这一点，当然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基本观点的。
【评析】 “人性”
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只是哪一点点呢，那就是“人性”！这个“人性”就是“爱”。野兽为了争夺食物，不惜残害同类，而人们为了争夺食物呢？有人性的就会相让，或是相帮；但也有的人不惜杀害同类而夺得眼前利益。所以孟子说，一般老百姓抛弃人性，进而就会成为野兽一样的人。而君子却保存人性，因为君子明白只有团结人，人们才能生存下去，并生活得更好。大舜明白所有事物的道理，又懂得人际关系的实质；所以他是从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出发做事情，而不是只做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的样子，这就是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0】
【原文】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译文】
孟子说：“大禹讨厌美酒而喜欢善良的言论。商汤处事多走中间道路，树立贤才不论其是何地之人。周文王看到老百姓处于困境很悲伤，寻求着大道目标而好象未曾见到。周武王不轻慢懈怠身边的人，也不会忘记远方的人。周公想具备夏商周三代君主之长，以施行四种政事；如果有不符合之处，就仰头思考，夜以继日，幸而想通了，就坐着等待天亮好去执行。”
【注释】
1.旨酒：美酒。
2.执中：走中间道路，不极端。
3.方：《易·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易·观·象》：“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书·多方》：“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方者，殷、周称邦国之辞，……故干宝云：'方，国也。’是也。”《老子·五十八章》：“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论语·子路》：“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里用为“各邦国”之意。亦为“各地方”之意。
4.伤：《诗经"陈风"泽陂》：“有美一人，伤如之何？”《战国策·秦策》：“天下莫不伤。”《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里用为悲哀，哀伤之意。
5.泄：《诗·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诗"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诗·大雅·板》：“天之方蹶，无然泄泄。”陆德明释文：“《尔雅》：'宪宪，泄泄，制法则也。’”《荀子·荣辱》：“憍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屏五兵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泰部》：“泄，假借为亵。”这里用为轻慢、懈怠之意。
6.迩：（er耳）《诗·周南·汝坟》：“父母孔迩。”《诗"小雅"小旻》：“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戎事不迩女器。”《论语·阳货》：“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礼记·郊特性》：“节远迩之期也。”《孟子·离娄上》：“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虞书》：“柔远能迩。”《说文》：“迩，近也。”这里用为“近”之意。
【解读】
大禹讨厌美酒而喜欢善良的言论，因为美酒虽美但却能伤害人；也就是说，眼前是舒服了，但却留下了后患。善良的言论有时候听起来不大顺耳，但做下去的后果却是很好的，这就是大禹选择的最佳行为方式。
商汤处事多走中间道路，因为中间道路就是不走极端，从而也就没有大悲大喜。他树立贤才不论其是何地之人，因为如果有地方、地域性的偏见，就会寻求不到真正贤能的人。这就是商汤选择的最佳行为方式。由孟子此言可知“中庸”不是走中间道路，如是，孟子何不言“汤中庸”而言“执中”？
周文王看待人民很悲伤，这个“悲伤”，就如佛家的“大慈悲心”，意指同情天下所有的人。这也是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之意。他寻求着大道目标而好象未曾见到一样，这是指周文王不自满，不骄傲，追求到一个目标后，紧接着又追求下一个目标，并不停留在成绩上自夸，啊，看到没有，我们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我们已经达到了目标，周文王对待成绩就好象是没有看到，而是孜孜不倦地继续追求新的目标和成绩。这就是周文王选择的最佳行为方式。
周武王不轻慢懈怠身边的人，也不会忘记远方的人。这是指周武王选拔人材不分远近，不分亲疏，不象后来乃至到现在的某些人，只知道“远方的和尚会念经”。这就是：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对自己身边的视若无睹，只想贪求更新更好的，这当然不是最佳行为方式。当然，外面有新的好的是应该学习，但无论任何事、任何人都会有地域的不同、民俗风情的不同而异地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是现代的“多元化”管理。所以，周武王之不轻慢懈怠身边的人，也不会忘记远方的人的行为方式，才是最佳的行为方式。
周公想具备夏商周三代君主之长，以施行四种政事；这是孟子称赞周公完全忘我的领导精神和工作作风，也是称赞其最佳的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1】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táowù），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译文】
孟子说：“先王们的事迹都失传了，《诗经》也亡失了，《诗经》亡失以后，才有《春秋》一书的出现。晋国的《乘》书，楚国的《梼杌》书，鲁国的《春秋》书，都是一样的。它们的记事不外是齐桓公、晋文公，体裁则属于史书。孔子说：'《春秋》里的褒贬之义我孔丘私自决定了。’”
【注释】
1.乘：春秋时晋国的史书。后用以称一般的史书。
2.梼杌：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左传·文公十八年》：“谓之梼杌。”赵岐《孟子》注：“囂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亦是一种史书。
梼杌，拼音táowù。1，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 2，传说为远古“四凶”之一，是鲧死后的怨气所化。3，泛指恶人。 4，楚史书名。5，梼杌是北方天帝颛顼的儿子，它还有名字叫做傲狠，难训，由这几个名字里，也可大略推知它的作为了。和穷奇一样，梼杌后来也成了四凶之一。
【解读】 孔子作《春秋》
由于书写的原因，周朝以前的事迹很少留传下来；自周朝立国后，各种竹简、钟鼎文也就多了，因此记载各诸侯国的史书也多了。但是，什么样的史书才真正符合历史事实呢？所以孔子作《春秋》，认为自己私自决定了历史事实的褒贬之义，以尊重历史事实为本，为的是统一各诸侯国史书的写作。因此孟子在此举此例，也就是说明在史书的写作上，孔子采取的是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2】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译文】
孟子说：“君子的恩惠，流传五世后才断绝。小人的恩惠，流传五世后也断绝了。我没能成为孔子的学生，我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到孔子的学说的。”
【注释】
1.泽：《庄子·大宗师》：“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孟子·公孙丑下》：“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史记·西门豹传》：“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这里用为恩泽、恩惠之意。
2.斩：《诗·小雅·节南山》：“国既卒斩，何用不监？”《战国策·秦策三》：“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广雅·释诂一》：“斩，断也。”这里用为断绝之意。
3.私淑：没有得到某人的亲身教授而又敬仰他的学问并尊之为师的，称之为私淑弟子。以区别于经老师亲自传授过学业的学生。
【解读】 传承文明
孔子作《春秋》，是最佳行为方式，那么，孟子之继承孔子学说，亦是最佳行为方式。如此，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对社会、对人类的恩惠，都会得到传承，也就不会“五世而斩”了。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3】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译文】
孟子说：“可以拿取，也可以不拿取的，拿取了有损廉洁；可以给与，也可以不给与的，给予了有损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死了有损勇敢。”
【读解】 两可之间，最是为难
与著名的“鱼与熊掌”二者必居其一选择不同，孟子在这里摆给我们的，是一种两可之间的选择，而且要为难得多。比如说，杀人越货还是遵纪守法？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难题，可是，吃回扣还是不吃？收红包还是不收？这对很多人来说，却是相当考人的难题了。就孟子所举的情况来看，“取伤廉”是比较好理解的，可“与伤惠”和“死伤勇”却有些令人费解。揣摩起来，所谓“与伤惠”大概是说，在可以给与，也可以不给与的情况下，还是不给与的好。因为，“济人须济急时无”，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的意思。不然的话，给予了反而有滥施恩惠的嫌疑，反而于真正的恩惠有所损伤。这就是“与伤惠”。至于说“死伤勇”，则是指我们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有时候活下来比死去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强的战胜困难和耻辱的毅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了死，很可能给人以轻生的感觉，当然就是于勇气有所损伤的了。这就是“死伤勇”。有人认为，孟子之所以举出“与伤惠”和“死伤勇”，是因为战国时代豪侠风气盛行，四豪滥施恩惠，荆（轲）聂（政）刺客轻生，所以孟子针砭时弊，引以为戒。（毛奇龄《圣门释非录》引全履祥语）如此说来，倒是一个时代性的话题了。那么，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什么呢？恐怕就是“取伤廉”了吧！
【评析】 两可之间取不可
可以拿取，可以不拿取，这是指什么呢？是指钱财和名誉地位。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在取与不取之间，有时候很难把握。所以，孟子强调，“取伤廉”者，不取也。也就是说，如果拿取了但是伤害了廉洁的操行，还是不取的好。这就是对最佳行为方式的说明。
可以给予，可以不给予，这是指自周文王流传下来的“扶贫不救贫”的思想，根据这种思路，不是见到贫穷的人就要去救济，而是要看具体情况，该救济则救济，不该救济的就不能去救济。因为不该救济的去救济了，给予了就会损伤真正的恩惠的施行。这也是对最佳行为方式的说明。
可以穷尽，可以不穷尽，这就是指学习上而言了。人都有好奇心，有些人对某些事就喜欢去探个究竟，要穷尽这个事物或问题的本源。然而，穷尽了就会损伤勇气。因为穷尽事物或问题的本源，也就知道了其来龙去脉，并且知道了其发展变化规律，所以也就会对这个事或这个问题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勇气。因此，可以穷尽，可以不穷尽，就要求我们选择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4】
【原文】
逢蒙①学射于羿，尽羿②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异。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庚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庚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③而后反。”
【注释】
①逢（peng）蒙：羿的学生和家众，后来叛变，帮助寒浞杀了羿。②羿：又称后羿，传说是夏代有穷国的君主。③乘矢：四支箭。
【译文】
逢蒙跟羿学射箭，学得了羿的技巧后，他便想，天下只有羿的箭术比自己强了，于是便杀死了羿。孟子说：“这事也有羿自己的罪过。”
公明仪说：“羿不该有什么罪过罢。”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么能说没有呢？从前郑国派子濯孺子侵入卫国，卫国派庚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够拿弓，我死定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人是谁呀？’驾车的人答道：'是庚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那我不会死了。’给他驾车的人说：'庚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说不会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庚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学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一定正直。’庚公之斯追上来了，问：'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庚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于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发了四箭然后就回去了。”
【读解】 逢蒙杀羿，羿也有过
孟子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完，那意思却是非常明确的了：子濯孺子善于选择和教育学生，注重学生的人品正直，相信学生尹公之他也会像他一样选择和教育学生，所以知道庚公之斯不会杀他。可羿却不善于选择和教育学生，对于逢蒙的人品失察失教，结果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并对于自己的被害也负有一定责任。
逢蒙艺成害师，历来为人所不齿，这本已是大家的共识，孟子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共有自取其祸的责任在内。乍一听来，我们会和他的学生公明仪一样认为没有什么道理，但仔细想想，也就觉得并非没有道理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些人“引狼入室”，引小偷进家门，往往是由于房主人自己平时不谨慎，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进屋，使之见财起意，产生歹心，结果发生失窃甚至谋财害命的惨案。这能说房主人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这还只包含了交往中要注意识人察人的一方面，没有包含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方面的问题。如果并不只是教逢蒙箭术，而且也教他做人的道理，简言之，既传艺，也传德，那也许就不会发生已遭害的悲剧了吧。
所以，从逢蒙杀羿这件事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教训：一方面，不仅选拔干部，交往朋友需要考察、认识人，就是收学徒，招学生也同样需要慎重选择。另一方面，无论是教学徒，教学生还是培养其他什么人，都一定要从德与才两个方面着眼进行教育与培养，使之全面发展，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只有做到了这两个方面，才不会酿成祸端，使自己反遭其殃，后悔莫及。当然，无论从我们今天的教育方针还是从我们的干部制度来看，都是非常注意这两个方面的。只不过，实际操作中做得如何，还有待调查研究。那就把孟子这段话，把逢蒙杀羿这件事作为提及我们注意的一份材料，一个经验教训吧。
【评析】
羿把自己的射箭术全部教给了逢蒙，这是对的，但为什么孟子还要说羿有过错呢？这是羿选徒不当而造成的。后来这个事情成了师傅留一手的“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至于有很多好的技术失传。其实并不是不能全部教给徒弟和学生，只是在收徒或收学生时，要特别慎思明辨罢了。紧接着孟子所举的例子，也就说明了尹公之他所收的徒弟是个好样的，正直的人，因此子濯孺子就没有死在敌人手下。这也就说明，上一章所说的“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中的给予，如果是选择了最佳行为方式，就不会伤害恩惠；如果不是最佳行为方式，那就会伤害恩惠。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5】
【原文】
孟子曰：“西子①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②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注释】
①西子：指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这里以她代指美女 。②恶：这里与“西子”相对，主要指丑陋。
【译文】
孟子说：“像西施那么美丽的女子，如果她沾染上污秽恶臭的东西，别人也会捂着鼻子走过去；虽然是一个面貌奇丑的人，如果他斋戒沐浴，也同样可以祭祖上帝。”
【读解】 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
幸好只是不洁，问题还不很大，如果是麻疯并“爱得死”（爱滋病）之类的，那可就惨了！岂止是掩鼻而过？多半是谈“西子”而色变了罢。相反，面貌奇丑如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尚可以在巴黎圣母院做敲钟人。上帝当然会接受他的祭祀，并为他祝福。所以，有美有善不足恃，贵在保持勿失；有丑有恶不足惧，贵在自新。这就是美丑善恶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自我把握尤其重要。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6】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译文】
孟子说：“天下人讨论人性，都是过去了的而已；所谓过去了的，是以利益为根本。人们之所说厌恶有智谋的人，是因为其往往过于切磋琢磨。如果有智谋的人能象大禹治水那样，那么人们就不会厌恶有智谋的人了。大禹之治水，是顺其水性的自然而没有硬去多事。如果有智谋的人也是顺其人性的自然没有硬去多事，那这个智也就是大智。天那么高，星辰那么遥远，如果寻求到它们过去的状态，千年以后的今日，也是可以坐着推算出来的。”
【解读】
人们无论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都是为了追求利益，这就是人性。那么，为了追求到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众利益，究竟采取哪一种行为方式呢？因此，在选择行为方式上，人们就很厌恶那种耍小聪明，对事情过于雕凿的人。这是因为这些人在选择行为方式时，违背了人的自然的本性，故意去多事，非要绕好几个弯弯，绕好几个圈圈，才认为是最佳行为方式。殊不知这样做适得其反，反而招致了人们的厌恶。对此，老子总结得很好：“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十八章》）这个意思是说，大道被废弃了，才出现了“仁义”；人类的智慧增长了，才产生了伪诈；亲属间关系不和谐了，才显出孝顺和慈爱；国家的统治昏乱了，才有忠臣。
为什么人类的智慧增长了就会产生伪诈呢？老子在《道德经·六十五章》里又加以说明：“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就是说，古代善于遵守道路的人，不是以明白的道理对待人民，而是让人民自然愚昧。因为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有很多智慧。所以，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知道了这两者的道理，就是知道了囤积的方式。时常知道囤积的方式，就称为知道幽远而深厚的规律。幽远而深厚的规律很深，很远，是与万物共同归返的，然后才能达到顺畅的境界。
老子的这个思想，直到现在都多有人反对，认为这种愚民政策实不可取。其实是我们没有弄懂老子的思想。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人类也不例外。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愚昧阶段，人类不可能从一诞生起就是聪明的、有智慧的。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我们并不能认为我们现在就已经走过了这个愚昧阶段。相比于大自然的奥秘来说，现代科学技术还很幼稚，远远没有了解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奥秘，怎么能说我们很有智慧呢？只不过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的智慧确实是要高一些。然而某些动物的某种智慧比人类要高，我们还没有弄懂它们，又怎么能认为我们比它们聪明呢？而人类想要摆脱和超越这个愚昧的阶段，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办到的。相比于地球历史来说，人类有史以来的这五千年，只是一霎间。如果以地球历史比喻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人类这五千年历史只是一分钟。所以，在绝大部分人们还处在愚昧阶段的时候，就不能提倡以智慧来治理国家和人民。孟子可以说是完全读懂了老子的思想，在为人处世上，在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上，是反对过于使用智谋的。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7】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译文】
齐国大夫公行子的儿子死了，右师王驩前去吊丧，进了门，有上前与王驩（huān）交谈的，也有到王驩座位旁跟他说话的，独有孟子不和王驩说话，右师王驩很不高兴，说：“各位大人都与我打招呼，孟子偏偏不与我说话，是怠慢于我。”
孟子听到这话，说：“按礼的规定，在朝廷上不能越过自己的位子互相交谈，也不在不同的台阶上作揖。我想按礼的规范行事，右师认为我怠慢他，不是太奇怪了么？”
【注释】
1.公行子：人名，齐国大夫。
2.右师：先秦时期官名，此处指齐国大夫王驩（huan患），驩字子敖。
3.简：《诗"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荀子·议兵》：“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这里用为怠慢、倨傲之意。如：简侮(轻侮)、简薄(鄙薄轻视)、简倨(犹高傲)、简恣(简慢放肆)、简亵(怠慢，失敬不恭)、简弛(惰慢弛废)、简怠(怠慢)等。
【解读】遵礼行事
这一章是编书者述说一个故事而举了孟子的例子，说明孟子本人在为人处世上亦是选择了最佳行为方式的。其实我们现代也是这样的，这边在举行隆重的葬礼，那边有人在高谈阔论，你会怎么想？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8】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①，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③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道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④哉？于禽兽 又河难⑤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6）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注释】
①横逆：蛮横无礼。②此物：指上文所说“横逆”的态度。奚宜：怎么应当。③由：通“犹”。下文“我由未免为乡人也”中的“由”也通“犹”。④择：区别。⑤难：责难。（6）法：楷模。
【译文】
孟子说：“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内心所怀的念头不同。君子内心所怀的念头是仁，是礼。仁爱的人爱别人，礼让的人尊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经常尊敬他。假定这里有个人，他对我蛮横无礼，那君子必定反躬自问：我一定不仁，一定无礼吧，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对我这样呢？如果反躬自问是仁的，是有礼的，而那人仍然蛮横无礼，君子必定再次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忠吧？如果反躬自问是忠的，而那人仍然蛮横无礼，君子就会说：'这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这样的人和禽兽 有什么区别呢？而对禽兽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所以君子有终身的忧虑，但没有一朝一夕的祸患。比如说这样的忧虑是有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是天下的楷模，名声传于后世，可我却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个才是值得忧虑的事。忧虑又怎么办呢？像舜那样做罢了。至于君子别的什么忧患就没有了。不是仁爱的事不于，不合于礼的事不做。即使有一朝一夕的祸患来到，君子也不会感到忧患了。”
【读解】 爱人者人恒爱之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一段典型的劝人互爱互敬的文字，在论述中又强调了个人修养中的反躬自省。读起来，使人感到与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歌曲所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让这世界有真心的爱，让这世界充满情和爱！道理并不深奥，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关键是要有行动的热情。如果人人都有这种行动的热情，许多人际之间的矛盾纠葛就会没有了，许多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大大提高了。问题是，我们从幼儿园时就接受这种互爱互敬的教育，而实际到底做得怎么样呢？恐怕也应该接受孟子的建议，来一点反躬自省吧。
【评析】人人都要遵守社会行为规范
上一章孟子的话似乎没有说完，所以本章孟子紧接着说了，“我想按礼规行事，右师认为我怠慢他，不是太奇怪了么？”君子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就是因为存的心思不一样。王驩的心思是计较别人不尊敬他，而不是去爱别人和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他的这种行为，就如孔子所说的：“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
孟子所说的君子的这种心态，才是积极的心态。现代的“追星族”们只知道去羡慕那些出了名的“闻人”，而不思自己也应该努力拚搏，让别人也来“追星”。因此，孟子告诫人们，不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的事不做，不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事也不行为。这也与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意思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人都遵守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就能达到相互亲爱的关系。因为共同的行为规范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一致，而在一致的思想和行为上，人与人之间也就很容易相处了。人是社会的、群体的动物，人只能与人生活在一起才能算是个人。若不能与其他人共处，其也就不是个人了，充其量算是个野人。当然，人类首先都要从为自己出发，最起码要在自己吃饱饭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国家，考虑到全人类。但在为自己的情况下，还应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以及全社会、国家的大局。也就是说，在争取自己更好的生存空间的同时，要用智慧，用信誉，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用最佳的行为方式，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这样，人们才能在这个人世生活中得到应该享受的快乐。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29】
【原文】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译文】
禹、后稷生活在太平之世，多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却没有进去，孔子称赞他们。颜渊生活在乱世，居住在简陋巷子，一筐饭，一瓢水，人们都不堪忍受那种忧患的生活，而颜渊却不改变他乐观的心态。孔子也称赞他。
孟子说：“禹、后稷、颜渊走的是同样的人生道路。大禹想到天下有遭水淹没的人，就象自己也被水淹了一样。后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就象自己也挨饿一样。所以才那样急人之急。大禹、后稷、颜渊，如果互相交换一下位置处境，也都会有同样的表现。现在自家人互相打斗，要去救他们，即使是披头散发，帽缨紊乱去救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乡间邻居打斗，也是披头散发，帽缨紊乱去救急，那就难以理解了，如果是关门闭户不闻不问则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箪：（dan单）《左传·宣公二年》：“箪食与肉。”《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礼记·曲礼》：“苞苴箪笥。”《仪礼·士冠礼》：“栉实于箪。”《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文》：“箪，笥也。从竹，单声。”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
【解读】 披头散发，帽缨紊乱
大禹、后稷、颜渊正因为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存于心中，以社会行为规范存于心中，选择了最佳行为方式，才博得了后人的尊敬和称赞。所以，同室操戈，即使是披头散发，帽缨紊乱去救急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此时救急是一种最佳行为方式，如果不闻不问，不去劝解，那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了。相反，乡间邻里有人打斗，如果是披头散发，帽缨紊乱去救急则是不可以的，因为要出自家大门，就得注意仪表，衣冠不整而去劝解，就会徒惹人笑；因此，关门闭户不闻不问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孟子所说的这个是表面现象，其言下之意是，心中有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的思想，有了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思想，在行动上随时都会表现出来，因此在“救急”时，就会自自然然地涌现出来，而不会“披头散发，帽缨紊乱”了。也就是说，最佳行为方式不是假装出来的，不是靠选择才选择出来的，而是依着平常的努力学习和积累，是依着本性而自自然然地涌现出来的。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30】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译文】
公都子说：“匡章这个人，是全齐国人都说的不孝之人。先生却跟他交游，又很礼貌待他，冒味地问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社会上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四肢懒惰，不管父母的赡养，是一种不孝。喜欢赌博又好酗酒，不管父母的赡养，这是第二种不孝。贪吝钱财，只顾老婆孩子，不管父母的赡养，这是第三种不孝。放纵耳朵和眼睛的欲望，给父母带来羞辱，这是第四种不孝。逞能显勇而斗狠，以危及连累到父母，这是第五种不孝。匡章有哪一种情况呢？这个匡章，是因为父子之间相互以善相责而导致关系恶化。以善相责，本是交友之道；父子间以善相责，最伤害感情。这个匡章，难道不想有夫妻父子之间的感情吗？只因得罪了父亲，被疏远而不能亲近；才抛弃妻子儿女，终身得不到奉养。他在心里这样设想，如果不这样做，那不孝之罪就会更大，这就是匡章的真实情况。”
【注释】
匡章：人名，齐国人。
①四支：即四肢。
②从：同“纵”。③戮：羞辱。④很：同“狠”
责善：劝勉从善。宋 王安石 《答韩求仁书》：“责难於君者，吾闻之矣；责善於友者，吾闻之矣。”《儿女英雄传》第三七回：“朋友之道在责善，可以择交。”
【解读】 不孝有五，不顾父母
这五种不孝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三种不孝又有所不同，加起来，不就是“不孝有八”了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五种不孝的情况都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其中最为典型，最切中时弊的恐怕是第三种了：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新闻媒介报道也罢，漫画讽刺也罢，街谈巷议也罢，这一类事情的确是见得很多了。 养下不养上。下是“小皇帝”，上是“老长工”。这些人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老啊，而“小皇帝”又会有他们自己的“小皇帝”。自己不就成为“老长工”了吗？如此恶性循环，岂不悲哉！ 可见，提倡孝敬父母，强调赡养父母，人人有责，到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析】
孟子告诫人们，要全面分析看待一个人，不仅要观察人的行为，而且要分析人的心理。匡章虽然没有那五种不孝的行为，但在对待父亲“责善”的问题上，他没有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以至于落了个不孝的名声。所以，我们在具体行为时，不能只顾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尤其是在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时，如果象匡章一样，只顾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那就不叫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31】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
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子思曰：“如急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译文】
曾子住在武城时，有越国人侵犯。有人说：“有强盗来了，何不去之呢？”
曾子说：“不要让人住我的房子，不要毁伤了树木。”强盗退走了，曾子就说：“修理墙屋，我将回去。”强盗确实退走了，曾子就返回。
学生们就说：“人们平素对待您是何等忠诚和恭敬啊，强盗来了，您却先行离开以至于为民立了坏榜样；强盗退走，就返回来，好象不大妥当吧？”
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所了解的。从前我曾遭遇过负刍之祸，跟随老师的七十个人全都躲避开了。”
子思居住在卫国，有齐国的强盗来进犯。有人说：“强盗来了，何不去之呢？”
子思说：“如果我孔伋走了，卫君和谁防守呢？
孟子说：“曾子、子思所走的道路是一致的。曾子，当时是老师，相当于父兄；子思，当时是卫君的臣，是小官。曾子、子思互换位置也会这样做。”
【注释】
1.武城：地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2.越寇：越王勾践建都琅琊，在今山东诸城县东南，与武城接壤，常有边民互相闹事。
3.沈犹行：人名，曾子的学生。
4.刍：（chu除）《周礼·地官·充人》：“刍之三月。”《左传·昭公六年》：“禁刍牧采樵。”《左传·僖公二十九年》：“馈之刍米。”《孟子·公孙丑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越绝书·外传本事》：“刍莝养马。”《庄子·列御寇》：“食以刍叔。”这里用为喂养牲畜的草料之意。负刍：即指切柴打草。负刍之祸：指切柴打草的穷人们起来造反。
5.子思：（公元前483年——前402年）是战国初期思想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曾授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发挥子思的思想，形成思孟学派。
【解读】 曾子、子思同道
这个讨论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曾子遇寇而退，一是子思遇寇而守。谁对谁错？这就是地位问题，人处在不同的地位，就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所以，最佳行为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可以照本宣科的。曾子当时是老师，作老师者，形同父兄、长辈，遇有寇来，青壮子弟怎么能叫老师冲锋陷阵去拒敌呢？所以曾子选择离去，是为了使青壮子弟奋勇拒敌而不分心。所以曾子的选择乃是最佳行为方式。子思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是卫国的一个官员，官员则有守土之责，所以他不能选择离去，只能守土御敌。所以子思的不离去，乃是最佳行为方式。如果曾子是地方官员，那他决不会选择离去，而是要守土御敌。如果子思是老师，那么他也会选择离去，不去影响青壮子弟御敌。这就是孟子所想表达的，最佳行为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可以照本宣科的。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32】
【原文】
储子曰：“王使人瞷（kan）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译文】
储子说：“君王派人观察先生您，您果然不同于平常人吗？” 孟子说：“我有什么不同于平常人的呢？尧舜也与平常人相同。”
【注释】
1.储子：人名，齐国人。
2.矙：（kan看）同“瞰”。《孟子·滕文公下》：“阳货矙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文选·班固·东都赋》：“瞰四裔而抗棱。”《文选·张衡·东京赋》：“左瞰暘谷。”《广雅·释诂一》：“瞰，视也。”《汉书·扬雄》：“瞰帝唐之嵩高兮，脉隆周之大宁。”这里用为观察之意。
【解读】 尧舜与人同耳
这是在说齐王派人观察孟子，不是一个最佳行为方式。因为不论是圣人、凡人，在相貌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所不同的是人的心性而已。齐王若真想了解孟子，尽可以自己去见，并交谈一番，派人去偷看，就会受看的人的影响，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一个人。所以这种行为方式是不对的。
【孟子·离娄章句下》卷8·33】
【原文】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①出，则必餍（2）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展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3）间良人之所之也。
蚤④起，施⑤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③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fán）间（7），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展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8）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9），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10）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注释】
①良人：古代妇女对丈夫的称呼。②餍（yan）：饱。③间（Jian）：窥视。④蚤：同“早”。⑤施（yi）：斜。这里指斜行，斜从跟随，以免被丈夫发现。（6）国中：都城中。（7）墦间：坟墓间。（8）讪：讥消、讥骂。（9）中庭：庭中。（10）施施（shi）：得意洋洋的样子。
【译文】
齐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一妻一妾。，她们的丈夫每次出门，必定是吃得饱饱地，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他妻子问他一道吃喝的是些什么人，据他说来全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他的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出门，总是酒醉肉饱地回来；问他和些什么人一道吃喝，据他说来全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但我们却从来没见到什么有钱有势的人物到家里面来过，我打算悄悄地看看他到底去些什么地方。”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便尾随在丈夫的后面，走遍全城，没有看到一个人站下来和他丈夫说过话。最后他走到了东郊的墓地，向祭扫坟墓的人要些剩余的祭品吃；不够，又东张西望地到别处去乞讨－－这就是他酒醉肉饱的办法。他的妻子回到家里，告诉他的妾说：“所谓的丈夫，是我们仰望而终身依靠的人，现在他竟然是这样的！……”二人在庭院中咒骂着，哭泣着，而丈夫还不知道，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在他的两个女人面前夸耀摆威风。
在君子看来，人们用来求取升官发财的方法，能够不使他们的妻妾引以为耻而共同哭泣的，是很少的！
【读解】 墦间乞食
这已经成了一则很著名的寓言故事。孟子为我们勾画的，是一个内心极其卑劣下贱，外表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形象。他为了在妻妾面前摆阔气，抖威风，自吹每天都有达官贵人请他吃喝，实际上却每天都在坟地里乞讨。妻妾发现了他的秘密后痛苦不堪，而他却并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还在妻妾面前得意洋洋。读完这一段故事，令人感到既好笑，又有几分恶心。孟子的讽刺是辛辣而深刻的。孟子的原意是讽刺他那个时代不择手段去奔走于诸侯之门，求升官发财的人，他们在光天化日下冠冕堂皇，自我炫耀，暗地里却行径卑劣，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在我们今天读来，也仍然可以感到生活中有这位齐国“良人”的影子。他们当然已不可能像这位齐国“良人”那样“有一妻一妾而处室”，无“妻妾”可“骄”了。但是可以“骄”同事，“骄”朋友嘛。今天我与某书记钓鱼，明天我与某局长喝酒，后天又是某大款请我上茶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某小品讽刺的用名片打扑克，鞭挞的不就是这位齐国“良人”似的人物吗？
不光是在君子看来，在所有人看来，这个丈夫的行为方式肯定是不对的。其实，孟子在这里用的也就是一个比喻，人们求名求利求富求贵求得地位，谁不是在别人手里讨饭吃呢？就是君王，也要反过来乞求于人民。如果有所乞求，就会有羞耻感。如果求名求利求富求贵求得地位，而不去向别人乞求，也就没有羞耻感了。而不向别人乞求，就要靠自己有真本事、真学问，自己廉洁为公，为大众，爱民、护民，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拥护你，你也就会得到相应的功名利禄和地位。
【评析】
本章是全篇最后一章，亦有总结之意，通观全篇，从第一章一开始，孟子首先就举了两个地区和年代相距都甚远的帝王，用以说明统治、管理和服务人民，其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爱民”！从舜到孟子所在的时代，已有近两千年，留传下来的无数古籍、传说都说明残暴是得不到人民拥护的，只有真切地爱民，以仁爱为本，以爱人为本，以保民为本，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社稷才能得保长久。因此，爱民才是统治者、领导人的最佳行为方式。一直到本章，孟子虽然举了很多例子，但中心只有一个，选择最佳行为方式！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的前提首先是要有一颗诚挚的爱民的心，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否则，所有的行为方式都会有错，都会出错，从而都不是最佳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