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故事 | 《商鞅徒木立信论》

“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无以善其后也。”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 《新民说》

辛亥革命时，谭延闿用阴谋手段在湖南攫取了“都督”的位置。类似的事件也在其他省份发生。推翻君主专制的伟大革命果实，仍旧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军阀官僚的手中。这时，毛泽东认为这一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他只当了半年士兵后，便从新军中退出，决定继续读书，以求得新的学问和寻找新的出路。

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实业、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都不惬意，有的住了个把月又退出来。

1912年春天，他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毛泽东后来回忆往事，提起在这所学校的经历，其中讲到“那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这个国文教员名叫胡汝霖，他很看重这个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并对历史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学生。

毛泽东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就学于这所学校时写的，是一篇史论，名为《商鞅徒木立信论》
“商鞅徒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即左偏裨将军），准备实行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毛泽东的评述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