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修英学术思想 宗维新之子。
学术思想
宗修英先生视仲景名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其座右铭，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著反复精读，并广涉历代各家医著，摒弃门户之见，对前人的学识经验兼收并取且验之临床。
宗修英先生以和中化湿、补虚升降治疗脾胃消化系统疾病；
以滋补肝肾养先天、健脾化湿调后天、清热利湿祛其邪、气化固涩固精华治疗肾病；
以益气血以补脾肾、理肝气以疏肝郁、祛瘀血以通冲任治疗妇科病；
以益脾肾、调气血、清凉之法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及血小板减少；
研制生血散、扶阳生血丸、滋阴养血丸、潜阳止血丸等治疗血液系统疾病；
以阴阳平调治其虚、清利湿热祛其邪、滋肾通关司开合、气化温中消增生治疗前列腺肥大及痹证，创制四种前列腺肥大系列冲剂和项脉通合剂。
宗修英先生结合家学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以痰湿立论治疗临床常见病和疑难杂症，
研制祛湿系列丸剂四种。宗修英先生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博，秉承家学，兼师各家，经理娴熟，博采众方，勇于创新。他在五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其医术医风备受称赞。
一、善用仲景经方，遵古而不泥古
宗修英先生自幼受父辈熏陶，攻读经史，背诵医籍，攻研《素》、《灵》、仲景诸书，尤对《伤寒》、《金匮》研究颇深。宗修英先生治学态度严谨，遵古而不泥古，善用经方，兼取各家之长，不囿于门户之见，不墨守流派之偏，不拘泥成方之羁绊，严斥厚古薄今之弊。其将伤寒、温病等学说融会贯通，临床辨证精准，组方精当，临床收效颇佳。宗修英先生诊桌上始终压有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名训，既为自己之座右铭，又用于教导学生弟子。他常用父亲宗维新的遗训教育学生：“医学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无论何人医病有特效，何需顾其是遵经还是独创，均应虚怀请教，引为己用，以解除病痛”，“若我辈后人只墨守一家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无异胶柱鼓瑟、井底之蛙，医学何由发展？”两代人之卓见远识，实为后学之垂范。
二、辨证辨病结合，巧治疑难杂病
“辨证”是中医的特点之一，宗修英先生临证，四诊合参，详细分析证候，力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来指导施治。翻阅宗修英先生临床医案，每每会有新的理解，尤以辨证准确、辨病得当、选方遣药精良为突出，治疗诸多疑难杂症每获奇效。宗修英先生积数十年经验，对临床中许多疑难杂症以整体观念调阴阳，以辨证随证祛其邪，以辨病随病用其药，收到满意的疗效。他对肾病、哮喘、血液病（血小板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低热、白塞病、血卟啉病，甚至一些癌症等急慢性疑难病和怪病，通过辨证辨病相结合，施以中药及药理已证实有效的经验用药，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治疗，可减轻患者痛苦，延长寿命，提高生存质量。
宗修英先生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中医普遍应用的治疗规范，绝不同于西医学的“辨病”和“对症治疗”，然而如能将中医所辨之“证”与现代医学所辨之“病”、“症”相结合，将中西医学从理论到治疗进行结合，则可以充实完善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中医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他还指出，中西医各有长短，多年来互相之间却存有偏见和不理解，甚至菲薄诋詈，这是非常错误的。医学同仁应以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解除人民病痛为重，真诚团结，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辨证辨病理论。
三、注重痰湿为患，自创祛湿系列
在多年实践中，宗修英先生发现当前患者被湿邪困扰者比比皆是，而此证候又往往不被医家所重视，所以临床多从湿论治，疗效甚好。故宗修英先生对痰湿诸证颇具心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药风格。
宗修英先生认为，湿证的原因较多，住处或工作环境潮湿、趟水、淋雨等外部因素，肺、脾、肾、三焦、膀胱、肝等脏腑为病等内部因素，均可造成湿蕴体内。现代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构改变，电冰箱等家庭电器普及，病人鸡鸭鱼肉摄入增多，肥甘厚味复加生冷冰冻，导致中焦阳气受损，《杂病源》曰：“阴脏者，喜热畏寒，略食寒凉，必伤脾胃。”运化失司，湿邪乃生，“脾土虚弱不能制湿，而湿内生”（《医方考·脾胃论治》）。现代生活压力大，忧思、抑郁等长期的不良情绪伤脾，脾伤而痰湿积聚，湿性黏腻，病程长而难愈，均是造成多湿的原因。小儿先天不足，禀赋虚弱，脾胃运化不利，化生水湿不足。湿邪为患，常散见于各病的某一阶段中，又可流注于全身脏腑、经络之间，其害极为普遍，加之湿邪易与其他病因结合，造成复杂多变的病情，使临床中的症状复杂难辨，易引起误治、失治。
宗修英先生认为李中梓之《医宗必读》、张景岳之《景岳全书》和王肯堂之《证治准绳》等古代医家之明训足资借鉴。又如《痰湿机要》中说，“痰生百病”，“百病皆属痰”，“怪病属痰”，“怪病皆由痰作祟”，指出了痰湿为中医病因病机之重要方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是痰病关系于脏之名句。“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唯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些皆为治痰法之机要。
痰湿所在病位不同则其临床表现亦不同，具体鉴别可参考下列诸症。
心：痰迷心窍，则神昏，痴呆，或发生癫病、痫病；痰血痹阻血脉，则心悸，心胸闷痛；痰火扰神，则失眠，烦躁不安，或发生神智错乱，哭笑无常，谵妄狂躁。
肺：痰热壅肺，则咳嗽痰多，质黏色黄，不易咯出，或咳脓血痰，呼吸气粗，口干或渴，咽喉疼痛，大便秘结；风痰犯肺，则咽痒作咳，痰色黄白，呈泡沫样；痰气互结，则咽喉异物感，咳之不出，咽之不下；饮悬胸胁，则胸胁胀满，咳唾引痛。
脾胃肠：湿蕴困脾，则食欲不振，食后脘胀，口黏口甜，口干不思饮，或饮不解渴，头重身困，四肢面目虚浮，大便或干或稀，或黏腻不爽；寒湿中阻，则食欲不振，不敢食凉，脘腹疼痛，喜暖喜按，大便溏泄，小便清长；痰停于胃，则恶心呕吐，胃脘痞满；饮留肠间，肠鸣沥沥有声，腹胀腹泻；湿热内蕴，则纳食不香，口黏口苦，喜冷饮或不喜饮，大便黏腻不畅，灼肛下痢，矢气恶臭，小便黄赤。
肝胆：肝经湿热，则胁肋胀痛，口苦恶心，腹胀便秘，小便黄短，皮肤黄染，带下黄臭，睾丸肿痛，外阴瘙痒；胆郁痰扰，则头晕目眩，口苦恶心，虚烦不眠，易惊恐，胸闷太息。
肾膀胱：肾虚湿蕴，则腰膝酸软，面浮腿肿，尿少或失禁；膀胱湿热，则尿频尿急，尿痛尿热，或小便困难，或排尿中断，尿色混浊，尿血或结石，伴腰部绞痛。
其他部位：湿在肌肤，则肌肤水肿，无汗，身体沉重疼痛，湿疹皮癣；寒湿在关节，则关节疼痛，遇暖缓解，肢体沉重；湿热在关节，则关节红肿疼痛，得凉可缓，肢体沉重；风寒湿在关节，则关节串痛，遇暖缓解，肢体沉重；湿停胸膈，则胸闷咳喘，不得平卧，其形如肿；湿注经络筋骨，则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或半身不遂，或阴疽流注；湿在冲任，则体胖，月经后错或闭经，经血色淡量减，白带稀多，身重懒动，晨起痰多，屡发月经不调、带下症、不孕症等；顽痰郁结不散，则发痰核、瘰疬、瘿瘤、流痰；痰饮上扰清阳，则眩晕神倦，嗜睡，头晕，脱发；痰湿在血，则发脑梗死、心肌梗死、血栓性静脉炎等。
在湿证的治疗中，宗修英先生有“虚则二陈、实亦二陈”之义，方药常以茯苓、半夏、陈皮为君。所谓虚，为肺、脾、肾、膀胱、三焦的功能失调，脏腑之气血不足，运化水湿、温化水湿等功能受损。所谓实，为脏腑功能失调后，水湿内停，痰湿阻滞气血，脉络不通，即虚实相互为患。
宗修英先生解释其中之内涵：治疗痰湿的方药很多，经归纳亦不过几法，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半夏、陈皮性温而燥；“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津液亦随之而顺矣”，陈皮理气；“治湿当利小便，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茯苓淡渗，俾湿无所聚；“脾为生痰之源”，陈皮、茯苓健脾补虚以绝生痰之源，正符合“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之旨。药仅三味，治湿原则俱在，虚实皆可用，寒热加减用，使二陈汤更加丰满充实，配合五苓散、苓桂术甘汤、真武汤及八正散、三仁汤、导赤散等方化裁，施以清利、芳化、淡渗、苦燥、温化、涤逐、提壶揭盖等法，形成加减二陈汤系列，灵活多变，每取著效。
温化——非温不化：如苓桂术甘汤、真武汤、实脾散、三子养亲汤。
淡渗——淡渗利湿：五苓散、猪苓汤、防己黄芪汤、茯苓、白术、猪苓、薏苡仁、泽泻、通草、赤小豆、玉米须。
清利——清热利湿：八正散、二妙丸、三仁汤、小陷胸汤、滑石、木通、竹叶、萆薢、防己、绿豆、茵陈、冬瓜子、瞿麦、滚痰丸、石韦、金钱草。
苦燥——苦温燥湿：平胃散、藿香正气散、苍术、半夏、橘红、萹蓄。
芳化——芳香化湿：藿香、佩兰、白芷。
涤逐——涤痰逐水：车前子、甘遂、芫花、大戟。
宣降（提壶揭盖）——宣发肃降：杏仁、瓜蒌、炙麻黄。
祛风胜湿——羌活胜湿汤、独活寄生汤。
治风化痰——半夏白术天麻汤、定痫丸、止嗽散。
宗修英先生认为在此基础上自制“祛湿丸”系列四种，应用于临床，收到满意效果。
宗修英先生在治疗手足皮肤皲裂时，注重内因，表病治里，提出“真湿假燥”论，施以健脾化湿，宣发肺气，独具匠心。如他治疗患者魏某，症见手裂二十多年，皮肤增厚粗糙，手指不敢屈伸用力，动则迸裂流血，疼痛难忍，每于夏季加重。曾多处求治无效，已丧失治疗信心并提前退休。宗修英先生详辨病证后，依上法处之，患者加减服用四十余剂，皮肤干裂粗糙转为薄软润泽，未再反复。
宗修英先生临证，常谈及“痰血学说”，并指导临床辨证用药，尤其在内、外、妇、神经等科中有着广泛指导意义。宗修英先生针对临证中胸痹、月经不调、不孕症、痹证、中风、肥胖症、失眠、肿瘤、血液病、眩晕、癥瘕积聚，及各种怪异证候，常以“痰血相关”辨析病因。他认为，痰和瘀血既是某些疾病的病理产物，反过来又是新的致病因素。临床见症中，痰、瘀血两者常相互为患，使病势增重，病情复杂，病状怪异，甚至出现病危之态。部分患者西医检查又无阳性体征。宗修英先生认为将“痰湿作祟”理论扩至血分，形成痰阻脉络、血行不利之“痰血痹”，用化痰活血通痹之品（二陈合桃红四物汤加白芥子、泽兰、浙贝母、水蛭等）治疗，效如桴鼓。
四、师承家学治血，调补脾肾有方
宗修英先生自幼跟随祖父、父亲左右，研读医籍，熟知医理药性，师承家训，又融诸家之特长。在北京中医医院工作期间，他随父亲宗维新在血液病组专攻再障、血小板减少、白血病等疑难病，对此类疾病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结合民间验方与多年经验制作了“生血散”。调至北京友谊医院后，他与血液内科配合，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血液病，对再生障碍性贫血、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均取得稳定病情、逐步改善血象的效果；同时对血小板增多症与真红细胞增多症、过敏性紫癜等均收到满意效果。宗修英先生认为所拟“潜阳止血丸”对阴虚阳亢引起的各种出血起到一定作用，使众多血液病患者重新树立了生存的信心。
宗修英先生治疗血液病，多从脾肾立论。他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司统摄之职；肾为先天之本，化精为血，两脏相合，互为滋补，故虚证多从脾肾入手。但宗修英先生也常让学生注意以下几点：
1.补益之中切忌滞腻。养血滋阴、填精补髓和血肉有情之品，多有滋腻碍脾之弊，故需加用开胃药醒脾防滞以助化源。
2.补益之中勿忘祛邪。宗修英先生特别提出，血液病多以虚实夹杂为多见，纯虚者有之，纯实者极少，在出血症中尤为多见。宗修英先生认为，出血久而不止者，除气虚不摄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实邪，如瘀血、痰阻、热灼等，若仅用益气止血药犹如囤土以治水，血反大下，新血不能循经，只能妄行泛滥。“气尚存而剧补，犹如关门逐贼；瘀血未除而峻补，亦属助纣为虐。”故宗修英先生认为在养血益气之中常配合清热凉血、行气理血、活血化瘀、祛湿化痰、温阳散寒等品，达到补不恋邪、攻不伤正之功效。如他治疗患者韩某，症见近一年月经量多，经久不止，色黑有块，腰腹作痛。此次行经两月，崩漏并见，量多惊人，血红蛋白下降，服用各种止血药，注射止血针后，血反大下，来院就诊。宗修英先生开具加味胶红饮（当归、阿胶、红花、冬瓜仁、地榆、白头翁），一剂应，两剂止。宗修英先生对学生讲解，红花用量27g，病人出血量大，多不敢用，殊不知患者之出血乃由瘀血所致，血不循经而外溢，见血止血只增其势，只有活血止血，方可药到病除。
3.补益之中加辨病。宗修英先生治疗血液病，很少固定处方模式，用药广泛。然而细心观察，不难悟出宗修英先生治血，详辨虚实寒热，立法针对性强，用药配伍合理，一方之中含几法，一法之中融几方。宗修英先生认为也常加经验用药，如血小板减少多加连翘、仙鹤草、水牛角、花蕊石等，真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增多症或血小板增多症多加青黛、马鞭草、茜草等，屡收特效。如他治疗患者续某，症见血小板减少，最低只有2×109/L，用激素治疗无效，劝其出院。宗修英先生会诊后，辨为脾虚失运，化生无权。辨证论治，益气健脾（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甘草）；辨病论治，经验用药（连翘、水牛角、仙鹤草、阿胶），加减服用。三诊后血小板已升至10×109/L，后服中药巩固，每周1～2剂，血象维持正常。
五、兼通内外妇儿，用药轻重分明
1975年宗修英先生调至北京友谊医院，在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工作，可诊治内外妇儿各科病人，由此更加拓宽了宗修英先生之医路。“病种分科属，性质不分家”。在繁忙的临床实践中宗修英先生注重整体观念，治病求因，遣方用药，轻重分明，根据多科疾病的特点和性质，辨证施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形成了他自己的医疗风格和用药特点。
宗修英先生讲：药之多少，视病而论。轻证，可小方轻剂，药少而精，药到病解；体壮而病单势重者，可小方重剂，直捣病所；病杂而势重者，必大方重剂群起而攻之；若病杂而体虚者，大方缓剂以调补之。病轻药重，则如攻伐太过，病重药轻，犹如隔靴搔痒。宗修英认为不能完全强调方小药精，也应学会大兵团作战，用药如用兵，既有“出奇制胜”，也有“十面埋伏”。宗修英先生常根据病情，或处以寥寥数味之小方，或处以洋洋大观之复方，从不拘泥药味之多寡，不偏用药性之寒温，而是以中病有效为准则，用药丝丝入扣，恰到好处，故每每收效。
宗修英先生临证，对舌诊尤为注重。病案记录中对舌之上下，舌质、苔、色、态等描写最详。他常对学生说：“辨舌验齿乃温热病之重要依据，早已遍为人知。其实无论外感和内伤，辨舌断病都有重要意义，舌为心之苗，心系连五脏，洞察脏腑，不亚于面色。”
就脾虚之舌胖而言，伴齿痕苔白滑者，患者虽无脘腹之苦，宗修英先生也嘱其忌生冷以护脾阳；伴色暗者，多以益气行血；伴色淡暗者，多以益气养血行血。宗修英先生强调：症有真假，舌不欺人。虽有“苔白不全是寒而苔黄不一定是热”之说，详细辨认，透过现象看本质，自可一目了然。宗修英先生认为舌诊之微小变化，既可辨认疾病的吉凶进退，又可指导立法选方之主旨，因此临床中亦有“舍症从舌”之例。如一老者，大便素秘，非服牛黄、川军之剂不下，多日不解，即坐立不宁、卧不安席。宗修英先生诊脉望舌，见其舌胖齿痕，苔白润，诊为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嘱其停服硝黄之味，改用健脾之剂，方用生白术、木瓜、炙甘草，药后便畅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