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贵田 | 儒以守正，雄厚华恣
儒家文化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论是古代的皇帝书家如李世民、赵佶，其对国家的责任无不反映于其对当时文化思潮的关照；再到小一点芝麻官如郑板桥，他那“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之诗心实则是其绘画和书法的精神支撑。反过来，也即是儒家文化的落脚点——“游于艺”必然离不开它的起点——“志于道和据于德”。黄贵田先生成长于莞邑大地，对他的书法艺术进行评析，我觉得首先要站在岭南文化的本土立场，再延伸至其自身学书路径和人生的成长路径三个维度进行关照。这“三个维度”又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融合和促进。
宋代苏轼在《东坡文集》有言：“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书法中人，常以从政官员善书而遭诟病，甚至一概呼之为“老干部体”以嘲讽。“老干部体”便是东坡所言“既失常形，又失常理”。当今官员，确有以书而盗名逐利者，但若全盘否认，则又无视中国艺术传统之众多官员善书画之事实。如何甄别官员中之真书画家？这就需要眼力和审美法则做“技术”分析。黄贵田在上世纪80年代便拜当地名家罗阳、郑润铨为师，继而又授业于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二十五岁时当上镇党委委员。兴许是年轻时的“亦官亦艺”的相伴而行，他的学书之道没有走太多弯路，懂得合乎“常形”、遵乎“常理”，这就跟众多“官员书法”落入“老干部体”的窠臼迥然不同。
黄贵田书法的“常形、常理”从何而来？基本源头为《尹宙碑》以及《好太王碑》。《尹宙碑》为东汉熹平六年四月立，著名书家蔡邕撰书，是汉隶高峰期的碑刻。整篇碑文为隶书，体势近似楷书，结体内紧外拓，笔画细瘦圆健。清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谓：“（《尹宙》）碑字较诸碑稍大，而冲和有度。”黄贵田从此碑入手，取其结体之方正及笔画之圆健。相比于同期的《张迁碑》、《乙瑛碑》诸碑，此碑结体更加稳重统一，没有太多“变化不可端倪”的结构，线条的规律性也更明显——横画均匀，撇捺波磔。如其隶书中堂《客心争日月》、隶书条幅《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隶书对联《灯火云霞》和扇面《苏东坡<赠刘景文>》，这些基本元素在黄贵田众多作品中成为结体和线条的主旋律，一直被稳当地继承了下来。
另一方面，黄贵田还将目光聚焦于东晋时期高句丽的《好太王碑》。此碑为方严厚重的汉字隶书，也保留了部分篆书和楷书。“粗粗浏览，觉得它平平淡淡，古拙质朴，提按变化不大，也不作装饰夸张，字正体方，填满字格，方头方脑，笨手笨脚。仔细观赏，发现它饱满浑厚、端庄谨严、大气包容、张力十足，具有方严端庄、朴茂古拙的独特风格，是中国书法由隶入楷的重要例证之一。”（文师华《好太王碑赏析》江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12月）黄贵田的书作中，在结体方面继承更多的还是《好太王碑》，这样的“平淡方正”避免了隶书蚕头燕尾的波磔“习气”，从而更能拓宽书法创作的视域。《好太王碑》众多字例中，显现出来的都是在整体方正的结体中在某一个部位悄悄地“旁逸斜出”，产生不经意的变形，如孙过庭所形容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黄贵田作品《笔从意入联》对这样的风格借鉴具有生动的体现。与此同时，《好太王碑》线条的“轻描淡写”，再加上年代久远风雨侵蚀的“斑驳”韵味，也成为黄贵田书作中的一个风格基调。其中最明显的是不断出现向右下方倾斜的横画，相比《张迁碑》以向右上方倾斜为主，更显“平和内敛、儒雅虚冲”；横向笔画往右下倾斜的趋向早在西周金文《散氏盘》中已非常明显。如黄贵田隶书中堂《上事于君》、隶书中堂《五月天山》、隶书手卷《纤云弄巧》等作品，线条浑圆饱满，跟《好大王碑》非常接近；横画往右下方倾侧摆动，颇有《散氏盘》书风生动的字势。这说明，黄贵田在选择自己的学书路径上，思路一直非常清晰，并不是固守一家之法，而是贯通更多的古法经典，取其共通共融之处化为己有。
黄贵田以“尹”“太”两碑为结体根底，并参之线条特质，不轻易“改弦易辙”，这就牢牢守住了书法的正脉，不像有的学书者，一味追求民间一些生僻碑刻的“荒疏野怪”。
在将“尹”“太”两碑作为书法创作结体及线条根底的同时，黄贵田继而向《开通褒斜道石刻》和《石门颂》汲取更多的营养。南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有言：“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所谓的“形媚道”，内涵十分丰富，“山水”只是表象，其“形”则靠画家的心摹手追去行诸笔端，“媚”实则对画家提出了如何将作品“刻画为气韵生动”的大课题，也是判断一位画家格调水准的重要依据。书法同理，当代写汉碑的书家往往走了两个极端，正如著名书法评论家郑荣明先生所言：“要么纯粹沿袭汉代笔法，将汉碑的线条结体变得模式化，创作成了美术工艺；要么写得太秀气、小家子气，完全失却了汉代隶书的庙堂和肃穆之气。”黄贵田对“书画以形媚道，仁者大”有着深刻的体会，而“开通”“石门”两碑正好成为其对“尹”“太”两碑借鉴的极好升华。“开通石刻”字内空间的开拓，变化的自由舒展为黄贵田的创作带来了一片开阔的意境，从其大字隶书斗方《春华秋实》、《为政以德》及隶书条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论书句》三副作品探知，其字结构给人一种“自信、自得、自由” 的审美体验。《石门颂》为汉代草隶的代表作，黄贵田的作品舍弃了此碑的“体势瘦劲”，而充分吸收了该碑“逆锋起笔回锋收笔，线条沉着劲道，长枪大戟结字舒展放纵，飘逸自然”的风格特点，从其隶书条幅《司徒弘道》、隶书中堂《皇甫曾<送王司直>诗一首》中出现的长横、长撇、长捺可见，线条在确保“硬质”的基础上更增添了一些“恣肆飘逸”；与此同时，黄贵田还充分运用了墨色的聚散渗染特性，通过留驻、涨墨等手法营造出作品的“华恣润泽”，如其隶书对联《东江莞邑》、《水伴莺歌》等，不经意且有节奏起伏的墨色留驻，有效地避免了碑体书法的火燥之气。通融众法方成家，黄贵田在“开通”“石门”两碑中“攀得华恣”，这样的作品，在汉碑“庙堂肃穆”的气息之上更添一份酣畅淋漓而耐人寻味。
清代书论家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黄贵田“自立早、当家早、'成家’早”，“热情做人、勤勉为官”自然成为他书法创作的精神支撑。他见证了东莞市书法家协会的成长、自身也在为东莞书协“普惠于民”而奔忙不辍；2007年7月至2010年9月，他还曾作为援藏干部担任中共西藏林芝县委书记，造福一方百姓，走访村民，乍到林芝县之初两月，考察行程便达2000多公里。在推动林芝县各项工作发展的同时，利用各方面资源，不遗余力宣传推介林芝，争取到援助资金累计五千多万元，为改善林芝县的文化、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工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作品大部分以对联这样少字数的形式为主，形成“字数少、格局大”的基本范式，书写内容则多为歌咏莞邑大地或雪域高原改革开放之时代进程和人文盛景，如“东莞每天绽放新精彩”“大气春华发，朗穹紫气来”“丹心献雪域，真情留高原”“政如农工、日夜思之”。这让我联想到了岭南文化中“岭南画派”具有的精神特质：“革命精神、时代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黄贵田将这样的人生历练行诸书法创作，作品中又添一份 “雄”“厚”的丰富内涵。在其重点取法的“尹”“太”“开通”“石门”四碑中，都有应岁月磨砺而留下众多的斑驳线质，今天看来，这些斑驳的线条，更显厚重而雄强，黄贵田充分汲取其美学特质融诸笔端，如其隶书对联《芳野艺苑》、隶书四条屏《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等，则以行笔过程中不经意出现的“飞白”，加以浓墨粗线条的效果来展现“雄厚交臻”的作品风貌。
《尹宙碑》内容为记述汉豫州从事尹宙及其世家的传续与功德；《好太王碑》记述好太王征碑丽、伐百济、救新罗、败倭寇、征东夫余过程中攻城略地并掠得生口等史实；《开通褒斜道石刻》详述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动工开通斜栈道，至水平九年四月落成的重大工程史事；《石门颂》则歌颂了东汉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犍为（今属四川乐山）人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此四碑都是记录了当时的地方官员为国家出力、为百姓造福的历史事件。一叶而知秋，这体现的正是华夏古今文人士大夫的儒家思想人格。汉晋碑刻都属于儒学思想的范畴，特别是汉代，儒学为正宗，汉碑雄峙天下，其正大气象正是汉王朝蓬勃向上的伟岸象征，纵然《好太王碑》刻于东晋，然“魏晋风流”的隐士们又谁能失却对家国情怀的关照呢？黄贵田对此四碑情有独钟当不意外，因其书写内容所蕴含的人生理想，正是黄贵田艺术追求、人生阅历的“儒以守正”思想，而在坚持这一理想的基础上，还有许多人生的丰富体验，还有个性的舒扬，“雄厚华恣”之气，融于尺幅之间。
除写碑之外，黄贵田还有不少行楷作品，这些行楷作品则对魏晋风韵有很好的吸收，并以“碑质”化之，彰显出“刚柔相济”的特点。五代荆浩在《笔法论》中写道：“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在创作之路上，黄贵田并没有将自己禁锢于若干碑帖，而是多方吸收，因此，无论其作品是以碑为主，还是以帖为主，都能展现出自己的“融汇”能力，正如郑荣明先生在《于右任以帖冶碑的路径及书史价值》一文所言：“于右任的书法文化格局中，必形成了一套特有的'配方’，设置了一组特有的程式。”于右任以帖冶碑的“配方”包括对“自然”的强调，“本质上是对帖学精神的恪守”；还包括将“'帖学’中的'宽态’结局移植到'碑’的书写中，寻找宽松自由的境界”；再就是通过“'顺势而为’的更高级锤炼，形成自己独有的书法'语言’”。
黄贵田有一种赤子情怀式的精神价值坚守，惟其“真”，方能“气质俱盛”并“广取博收”。近年来，黄贵田对篆书、秦古隶的汲取又添新境。如其隶书条幅《五月天山》、《春到松湖》等作品，无论是结体的融合还是笔法的篆籀气息，展现出古意盎然、拙朴凝重的特点；另外，黄贵田在创作的篇幅容量上也不断扩展，如隶书四条屏《刘禹锡<陋室铭>》、隶书中堂《书林杰先生东莞新八景之古塞飞虹》，书写的字数逐渐增多，运笔和结体更具自身风格个性，且章法浑然一体。2020年他的“莞艺·战疫”系列作品，又有一新的面貌，即在“碑帖融合”的基础上，参之以汉简的率真和亲切，如其隶书对联《亿民献爱》《光明在前》《多方献爱》等，线条和结体更加体现了汉简的天趣与随心，呈现出“以篆入隶，隶行参简”的新书风，融洽了黄贵田以书法艺术的形式深切介入时代脉搏，跟人类疾苦同呼吸共命运的执着追求。黄先生有“贵在有田”之座右铭，若其书作在转折处更加关注“方圆”的结合与变化，在作品的内容上能尝试书写一些更能体现深入生活的大体量诗书题材，那么，其书法艺术将于日前“儒以守正、雄厚华恣”的基础上更添一丝宽博与含蕴。作为书法家，黄贵田先生年龄不算大，书学之路“道宽且长”，相信黄先生已经有了自己更广更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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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辑：小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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