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给孩子压力啊！TA怎么就得抑郁症了呢？”父母眼中乖巧、幸福的孩子，可能是假象
为什么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青少年、儿童却似乎更容易得抑郁症了？
上周我们转载分享了一篇深度好文，分析了如今青少年、儿童精神心理障碍罹患率不断升高的原因。（点击回看：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孩子却更容易得抑郁症了？）
文中提及了两个媒体长篇报道的抑郁症案例，两名都是中学女孩。
第一位女孩M是一名高中“学霸”，从小成绩优秀，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重点中学，是“别人家的孩子”。
其父母对她非常严厉，从小批评、否定和要求居多，缺乏认可和鼓励。这导致她的性格比较敏感多疑，有明显的偏执型人格，容易与同学、舍友发生冲突。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只会责备她不懂事，从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
在遭受了家庭、学校等多方面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后，她罹患抑郁症并休学在家。
（女孩M的患病过程和病因分析：学霸女孩因抑郁症休学2年，如果想成功复学并康复，父母得注意这几点）
另一位女孩彭可欣则是一名普通的初中生。她成绩虽不出众，但在学校，她有形影不离的要好闺蜜；在家，母亲每周会带她逛街、去公园，直到她初中，母女俩还粘在一起睡。
至少从表面看起来，彭可欣是一名生活幸福的、没有多大现实压力的青少年。可突如其来地，她也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还被权威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伴双相情感障碍”。
彭可欣妈妈百思不得其解，“我没给孩子压力啊”！
这也是很多青少年患者家长的心中疑惑：孩子吃穿不愁，我也没给他们多大压力，亲子关系也不错，怎么就得抑郁症了呢？
这些家长的疑惑往往来自于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象，没有深入到孩子的心理根源。
从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角度，尤其是结合我们大量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临床实践，其实像彭可欣这样的“平凡而幸福”的孩子，他们的患病是有迹可循的，有非常明确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一名初中生的患病经历
彭可欣在广州番禺就读初中，按照报道里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患病的。
“没有征兆，也没有具体原因，忽然就被一种阴郁的情绪控制了”。她几乎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睡眠颠三倒四，脑子乱乱的，日常琐事也会让她心里压抑。
她想，可能是因为那次被妈妈收手机？初一暑假时，妈妈规定她每天只能玩手机1小时，她认为不合理，提出“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可妈妈立刻说“期末考你排名降了13名，别的同学呢？”她的情绪瞬间就低落了。
可有时她又非常暴躁易怒，容易因一些“小事”大发脾气，跟妈妈吵架。但事后，心里又会涌起强烈的自责及愧疚。
在确诊前，彭可欣经常在失落、暴怒两种极端情绪之间起起伏伏，她的日记中写满了“我好难受”“我好疼”。
紧接着，她开始出现自残行为。以往她不能理解别人的自残行为，认为那很疼、很装。可在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下，她尝试用刀尖割进手臂，却意外地发现“舒服了很多”。
女儿的这些变化，母亲赵琳都看在眼里，但她不太在意。可欣频繁暴怒，她觉得女儿是“火气大”，给女儿开了点中药去火、调理。可欣自残，她觉得是女儿在威胁自己，“跟我要手机”。
有一天彭可欣放学回家后情绪崩溃，用枕头砸墙壁，用脚踢门，哭着大喊大叫，央求着妈妈带她看病。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
直到这时，母亲赵琳才稍微重视起来，带女儿看当地精神科，也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精神科大夫将彭可欣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赵琳还是难以接受了，她从没想到女儿有那么严重。
确诊之后，彭可欣的生活起了更大的变化。家人对她的照顾、迁就多了很多，但同时也小心翼翼的，生怕刺激了她。
她需要每天按时服药，但疗效不太理想。她几乎每周都有2、3次情绪崩溃，尤其是夜晚，反复自残，甚至有跳楼的自杀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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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得知后，建议她马上住院。虽然她不喜欢医院的环境，但注射药物确实能迅速令她的激动情绪平复下来。她甚至有点依赖这种感觉，有时甚至会主动要求去住院输液。
住院两周之后，医院抽血做一些检查，彭可欣的生理指征有所好转，可以出院。但她回家后仍然频繁情绪波动，有自杀念头。后来她又住了两次院。
患病后的彭可欣还面临着上学的困难，还有和朋友之间的日渐生疏。
第一次出院，她回校上课，但严重的失眠、作息紊乱令她无法适应学校的节奏，就算勉强早起到校，上课也会犯瞌睡。
她发现自己落下了很多进度，上课跟不上了，“他们都月考了，我却成了掉队的小鸟”。她总觉得学校的人都在背后猜她，内心非常压抑。那天放学回家，她难过得大哭。
很快，在老师的建议下，她办理了休学。
彭可欣有一名闺蜜，患病前两人形影不离，要好得不得了。可自从多次住院后，两人见面少了，共同话题也减少了。
她还因为药物副作用而发胖，变得更加自卑、敏感；她恐惧被朋友忽视、遗忘和排挤，拼命地想和她们交流，但客观现实令她和朋友们渐渐没了交集。
休学后，她曾经回到学校参加运动会，却发现朋友们都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她很难再融进去了。她从本来的渴望回校，慢慢变成不愿再去，出门都躲开学校走，生怕碰上同学。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
母亲赵琳也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女儿的病情。一开始，她会把家里所有的尖锐、锋利物品都藏起来，极力阻止女儿自残。后来她加入了国内民间抗抑郁联盟公益“郁金香家长互助群”，学习与抑郁症孩子相处的方法。
赵琳说，她逐渐学会了夸奖女儿，并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减少焦虑，因为“家长的焦虑会消耗孩子的能量”。
她不再把家里的刀藏起来，女儿割手时、指责她时，她再也不阻止，也不吭声，而是强迫自己不带表情地、冷静地看着女儿。等到女儿情绪释放结束，她再帮女儿清理伤口。她认为自己做到了“理性”应对，接住了女儿的情绪。
赵琳说，近几个月以来，可欣不再那么频繁地情绪失控了，她将女儿的行为看作向外界呼救，但仍会担心，“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
报道文章结束时，并没有交代可欣的病情、复学等情况，母亲赵琳想，“我们会慢慢变好的”。
（彭可欣案例的原文报道：一个14岁重度抑郁症女孩的困与退）
心理根源
彭可欣才14岁，她原本应该与同龄人一样积极地学习、成长，完成青少年向成年人的过渡。她为何深受情绪障碍的折磨，甚至有严重的自残行为？
母亲赵琳说：“医生说孩子压力很大，但我没给过压力啊。”她还反复回忆，不记得女儿在患病前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在她印象中，女儿一直很乖巧、顺从。
不过，从报道里透露的信息来看，赵琳过去看到的很可能是假象。彭可欣的成长过程中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这是她患病的主要根源。
第一，来自原生家庭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在报道中，母亲赵琳说自己对彭可欣的成绩抓得比较紧，如果女儿成绩下降了，她会批评。上面提到暑假严控手机使用时间，也是因为女儿的期末考名次下降。
有一次，彭可欣的年级名次下降了快50名，赵琳说：这样的成绩长大只能去捡垃圾。
还有一次，彭可欣为了快速完成暑假作业，偷偷在网上查找了答案并照抄。后来被母亲发现了，赵琳训了她一顿，说：“你这么小就走歪门邪道，以后得了”？
在彭可欣听来，这些话都非常伤人，“听了觉得心脏那儿像有个拳头在锤，又闷又痛”。
可想而知，母亲这样的语言暴力、强势作风在彭可欣的成长过程中经常出现，造成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而且彭可欣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忍、顺从，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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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赵琳对此毫无意识，她认为，这不是作为母亲督促和责任吗？“我自己不也这样长大的吗？”。
赵琳回忆，在她小时候，她的妈妈对自己也永远没有表扬，只盯着自己没做到的地方，非常严厉，说话也很难听。但赵琳一直表现得很乖，成绩非常好，并想通过努力读书逃离家庭，改变命运。
最后她确实做到了，21岁开始在广州打拼，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在房地产公司做HR。“我不也过来了？”
所以，女儿患病后，她虽然有一定的自责，也思考自己是不是太强势了，但其实她没有真正明白女儿为什么会患病。
对于自己具体犯过什么家庭教育的错误，对女儿具体造成过什么心理创伤，她缺乏觉察。对于自己也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如今的不当家庭教育方式、过于强势的性格，她更加缺乏觉察。
还有，赵琳说因债务问题与丈夫离婚，所以报道中未提及彭可欣的父亲，可能他也对女儿造成过叠加性心理创伤。
而且，从赵琳的性格来看，她和前夫的离婚可能不只债务这么简单，可能深层面还有两人三观不合的问题。
赵琳只跟孩子说爸爸有事出门了，主卧房间里还挂着两人的结婚照。她以为骗过了孩子，但孩子对家庭气氛是非常敏感的，可能早就觉察出父母关系的异样。
而且两人离婚前可能曾多次在孩子面前吵架，这也很可能对彭可欣造成了心理创伤。
第二，来自校园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在长期遭受了原生家庭的心理创伤后，彭可欣表面看起来十分快乐、懂事，实际上内心非常自卑。母亲没有办法走进她的内心，家人难以满足她的情感诉求，所以她把这种诉求转移到好友和同学身上。
患病后，她非常担心与同学失去联系、被冷落和排斥。在抖音刷到几个同学们一起去逛街时，彭可欣会忍不住怀疑她们不喜欢自己，所以故意不喊自己一起去。
这时，她的敏感多疑的偏执型人格已经十分明显了。而她这种害怕被嫌弃的心态，也容易令她在人际交往中出现讨好型人格，不惜压抑自己的情绪和不满，努力满足别人的期待。
但这种不良的人际交往模式又会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如果同学、朋友的言行举止忽略了彭可欣的感受，她很容易遭受心理创伤。
她服用精神科药物发胖后，她的闺蜜就开了句玩笑：“你怎么这么胖了？我不要和你玩了。”
这句话对于处于青春期、极度重视外貌，且已经有偏执型人格改变的彭可欣来说，是极大的心理打击。她慌乱地用衣服遮住臀部，但敏感的内心已显露无疑。
当然，我们未能与彭可欣及其家长直接交流，以上只是基于科学精神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干预的经验作出的简单分析，对比彭可欣的真实情况或有偏颇之处。
而且，彭可欣有严重的自残行为，还有自杀念头，其抑郁情绪非常严重。由此可见她所遭受的心理创伤非常多，远远超过媒体报道里所说的细节。
只不过，大部分心理创伤储存在她的内隐记忆层面，她本人在外显记忆层面已经想不起来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彭可欣的诊断。在现行的精神科诊疗体系中，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临床中没有“抑郁症伴双相情感障碍”这种诊断。
这可能是她们就诊的精神科大夫专业水平不高，也可能是母亲赵琳或文章撰写者的表述有误。
而报道中透露出，彭可欣所服用的药物中含有心境稳定剂。该精神科大夫是按照双相障碍的诊疗方案来开药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准确的诊断或表述应该是“双相情感障碍且目前处于重度抑郁发作阶段”。
不过，我并不是认为彭可欣属于真正的、典型的双相障碍。她没有明显的轻躁狂/躁狂发作（过分乐观、自高自大、愉悦兴奋），报道中提及的暴怒，其实是大量心理创伤被激活后的激越状态。
若按现行的精神科诊疗标准的话，我认为更适合的诊断是：抑郁障碍伴激越状态；偏执型人格改变；学习障碍。若按多学科诊疗（MDT）标准，她还符合我们新提出的诊断——“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PTSRD）。
另外，在报道文章中还提及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对抑郁症的根源有着不同的说法。前者认为患者成长的家庭环境、童年创伤以及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后者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
关于抑郁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学说非常多，包括生物化学（神经递质学说）、神经免疫学、神经可塑性、脑影像学研究、遗传学、社会心理因素等等。
我们曾撰文分析过抑郁症的病因，“单胺神经递质”、“遗传”和“社会心理因素”到底分别占了多大的比重？充当了什么角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识别以下二维码，到“晴日知识课堂”的专栏中了解。
根据我们的多学科诊疗（MDT）模式，尤其是大量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临床心理干预实践，我们发现抑郁症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心理因素，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当心理创伤得以修复，患者的情绪、行为症状也能得以快速缓解。
康复隐患
彭可欣及其母亲的遭遇令人感慨。幸好，母亲赵琳已经有意识地积极学习并改变。
赵琳说，女儿最近情绪崩溃的频率减少，这很可能是病情好转的迹象，值得庆贺，也很可能说明她们母女俩的亲子关系得到了缓和。
从这个角度上看，赵琳的学习和改变整体上是有益的。不过，赵琳的某些处理方法仍然不得当，女儿的康复路上仍存在不少隐患，希望她一定要加强注意。
第一，女儿自残时，赵琳看起来稳重、冷静，其实对女儿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一次，彭可欣情绪爆发时指责母亲违背诺言，并且把美工刀架在自己的手腕上，身体颤抖，满脸通红。
可赵琳没说话，手指死死地拽着裤缝，强行镇静。女儿指责她时，她抬头看着女儿的眼睛，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母亲的“镇静”令彭可欣难以接受，她甚至开始踢母亲，最后实施自残，然后才安静下来，瘫坐在沙发上。接着赵琳才起身，熟练地为女儿消毒、包扎伤口。
赵琳想，“我稳住了，又一次接住了女儿的情绪。”
读到这些内容时，我既惊讶，又痛心。
彭可欣这一次为什么情绪崩溃？肯定是因为她的大量心理创伤被激活了，而且很可能是过去母亲多次食言、爽约而造成的伤害，这令她非常委屈、愤怒。
可赵琳对此似乎没有意识，她没有跟女儿共情，理解女儿的情绪，更没有就过去的不足真诚地道歉，说出自己错在哪里。
如果她能做到这些，女儿的激动情绪会明显缓和，最后也可能不会自残。这部分的心理创伤甚至可能得以部分的修复。
但相反，赵琳采取了一种所谓“镇静”的处理方式。她以为自己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但在彭可欣眼里，母亲的“镇静”是对自己的冷漠、否定，是冷暴力！
她内心的活动可能是：“我都这么痛苦了，她看不见吗？她为什么还可以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点内疚、后悔都没有？她就是认为我在无理取闹，她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
所以她的情绪更加激动，从大声指责升级到暴力攻击，最后不得不用自残来减少极度的痛苦。
根据文章的信息来看，赵琳的这种方法，很可能是了解抗抑郁联盟公益组织“郁金香”时，从某些心理咨询师处学来的。她还说，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些，“她（指女儿彭可欣）也有享受痛苦的权利，我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她”。
不得不说，目前赵琳对于女儿自残的认识实在是无知、愚昧！她很可能受到了一些非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心理咨询流派的负面影响。
她的女儿并不希望体会这种痛苦，更不享受这种痛苦，这是她的心理创伤被激活的表现，而不是她刻意为之。
女儿每一次自残行为后，赵琳作为母亲，应该仔细反思这一次究竟激活了孩子的哪些心理创伤，分析孩子的情绪敏感点，避免下次再度触碰。而不是让孩子一次次经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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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其在孩子痛苦时才默默保护，还不如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切断孩子痛苦的根源，呵护他们心身健康地成长。
所以，广大患者家长寻求心理咨询时一定要注意，心理学的大大小小流派共有400多种，并非每一种流派的理论都是科学的。父母要学习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提高辨别能力。
第二，彭可欣已经二度休学，母亲要尽快掌握学习障碍的科学知识，让女儿尽早回归校园。
彭可欣一直尝试复学，但其情绪障碍和学习障碍仍比较严重，不得不再次休学。此时，彭可欣心里对休学已经有了一定的恐惧。如果后续第三次复学失败，她重返校园的希望和信心就更渺茫了。
希望赵琳一定要积极了解学习障碍的知识，想尽办法缓解女儿的学习障碍，这对孩子后续的康复、复学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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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彭可欣目前的就诊环境不佳，最好寻求更加适合青少年、更人性化的医疗资源，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报道中提及，彭可欣住院时，隔壁床的老人半夜坐起来，口中念念有词。彭可欣等同房病人都被吓坏了。
不排除与她同一个病房的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患者的症状较严重，比如流涎、呆滞、失去理智地大喊大闹。这些情景可能会对青少年造成伤害，加深对疾病的恐惧，加大病耻感，不利于康复。
希望赵琳能为女儿寻找更人性化的医疗资源，加快女儿康复。
还有，赵琳说自己现在学会夸奖女儿了。想来，她以前确实对女儿极其缺乏肯定。
在现阶段，其女儿的抑郁情绪严重，她适当地夸奖女儿，给予其鼓励和信心，改善其情绪，这是可以的。也可能是出于这个因素，彭可欣情绪崩溃的频率减少了。她对母亲的印象比较以前更好了。
但赵琳必须注意，随着女儿的病情逐渐稳定，认知恢复理性，她一定要注意不能对女儿“过度夸奖”。而应该针对女儿的进步，给予及时的、具体化的肯定，而不是一味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聪明”等等。
对于容易自我否定的抑郁症患者来说，“过度夸奖”有可能令他们觉得刻意、虚伪，进而反感；也有可能令他们形成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过高地自我评价，盲目乐观。
总的来说，文章里的母亲赵琳对女儿患病的心理根源仍缺乏意识，初具了自我反省的意识，但仍需作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她能通过改善家庭关系，部分修复女儿遭受过的心理创伤，再结合药物治疗、专业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并掌握相关技巧，缓解女儿的学习障碍的话，彭可欣的康复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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