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字如何翻译
作者：施晨露
吃，如何与文学发生关系？“思南读书会”上，旅居海外的作家、诗人、翻译家裘小龙，与大学同学陈丹燕、陈保平以“吃与文学：离不开的上海”为题展开对谈。台下，荣誉读者、翻译家马振骋的加入，让这场由“吃”引发的关于文学翻译与文学品味的讨论，愈加有滋有味。
吃，如何与文学发生关系？且听这几位高级“吃货”如何说。
陈保平：“吃”是人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从吃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大概有四个阶段：第一是饥饿，第二是温饱，第三是网络时代用得比较多的吃货，第四是美食家。从饥饿、温饱、到吃货、美食家，是时代变迁的一种标志。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关于饥饿的记忆很深，我在农村插队8年，看到许多农村孩子饥饿的状态，这种饥饿不是说吃不饱，而是对吃的渴望。
举个例子，我刚刚插队到农村时，会带一点上海糖果。比较好的糖果是用玻璃纸包的，我们知识青年吃完糖果，把玻璃纸丢在房间里。突然有一天，看到好几个孩子拿着玻璃纸在舔，舔好还把玻璃纸对着太阳光照。孩子们很高兴，但你看到这种状态，心里十分难受。
可能是过去饥饿的影响，中国但凡有关吃的词语都不太好，比如吃喝玩乐、好吃懒做，或是坐吃山空，对吃都是否定的。在饥饿的时代，我们更想用一种精神的东西对抗物质的匮乏。
裘小龙：中国语言里关于吃的词汇很丰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鲜”，英文怎么该怎么翻？我能想到的与“鲜”最接近的一种经验是味精，味精很鲜，鸡汤很鲜，可是美国餐馆不用味精，这个“鲜”就等于不存在了。当然，英文中有很多单词可以表达类似意思，比如delicious，你可以说冰激淋delicious，但冰淇淋绝对不是“鲜”，概念不一样。再比如“麻”，我曾经要写川菜的麻，找不到这个词，有位美食达人告诉我，麻的感觉就是成千上万的蚂蚁在舌头上爬。这个描述非常生动，但是我不敢在英语里用。
西方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语言的限制就意味着经历的限制。如果没有这个词汇，你甚至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陈丹燕：语言的局限和生活的局限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一个作家来说，经历越局限，作品就越局限。我们斗胆请马振骋先生做一个功课，在法文里找一找“鲜”，有这个词吗？
马振骋：很多菜肴其实是没办法翻译的，比如腌笃鲜、咕咾肉、木须肉，怎么翻呢？在中国餐馆请法国朋友吃饭，只要介绍这是牛肉、猪肉、鸡肉就可以了，多解释也没用。
陈保平：中国字的“鲜”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次我到崇明去，当地人请我们吃一道崇明农家菜，河鲫鱼烧羊肉。我从没想过鱼怎么和羊肉烧在一起，这个汤太鲜了，是我从没尝到过的鲜味。有人告诉我，河鲫鱼烧羊肉汤是中国古代一道名菜，“鲜”字就是鱼和羊放在一起。我茅塞顿开。
中国字是有来源、有传统的。英语、法语怎么翻译“鲜”？大家都觉得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这说明中国人对食品的品味确实有我们自己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人看重吃的感受，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处于流行性很大的社会中，一想到家乡，最直接、最能得到满足的就是吃家乡的味道。上海有四川餐馆、东北餐馆、湖南餐馆，总能看到一群同乡聚在一起。社会在流动，人们要记住乡愁就是要记住、品尝自己从小吃过的食品。
上世纪80年代初，苏州作家陆文夫的《美食家》受到很大关注，是因为这部小说对中国的“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承了什么前？中国传统文化里，比如《红楼梦》，写食品的精细程度是我们今天没有达到的，《美食家》承接了中国美食的精细传统。今天到了吃货的年代，大家有吃的爱好，把吃当成一种享受，但还没达到美食家的境界。
马振骋：我看“很鲜”可以直接翻成very xian，用多了就有这个概念了。像是romantic，中文就叫罗曼蒂克，pizza就叫批萨，不会说是带着火腿的奶酪面粉大饼。
我有个问题请教裘先生。裘先生是用两种语言创作的作家，一般来说，语言就像奶水一样，要从小培养，不是从小培养很难达到写小说的水平。我想请教的是，一个故事既可以用英文写，也可以用中文写，但当你真的用两种语言写出来以后，内容可能是一样的，“味道”是一样的吗？
裘小龙：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最喜欢的诗人艾略特说过，应该把各种不同语言里感性、特殊的东西，想办法糅合在一起。写《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好作家应该尽量避免陈词滥调，语言一定要新。
我举个例子，还是和“吃”有关。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里，我想写麦当劳、星巴克一夜之间在上海出现了。我想到英语里有个动词，叫“mushroom up”——像蘑菇一样出现了。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好，因为英文里用得太多了，于是我干脆把“雨后春笋”搬到英语里去，bamboo shoots ofter a spring rain。
在我这么写以后，好几位批评家说裘小龙的语言很新鲜，其实这在中文里是很陈旧的话，但英美人就觉得很新鲜。双语写作确实有困难之处，但有时，另一种语言背景未必一定是负担，反倒能成为一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