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东：《左传》叙事成就与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

《左传》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叙事的经典范本。《左传》的叙事成就，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给以高度评价，曰：“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多从文体、情节、语言、人物描写等方面讨论《左传》的文学叙事成就。关于《左传》历史叙事的丰富内涵，及其所导致的中国古典史学的正式诞生，研究者却鲜有详论。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人们对《左传》史学贡献的认识。为此，本文拟深入探讨《左传》的历史叙事成就，揭示《左传》的史学价值，论述《左传》的问世是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标志。

一、从历史记事到历史叙事的飞跃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是由历史的联系、历史的发展、历史的积淀构成的存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努力通过认知历史来认识自身和周围的世界。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人类对历史的认知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文字产生之前，传递历史记忆与生产、生活经验的主要方法是口耳相传。“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在文字发明之前，人们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认知历史。
文字产生之后，人们开始用文字在某些载体(如石头、甲骨、金属器物、泥版、纸草、竹简等)上记录自身的实践活动，形成了大量的文书和文献资料。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赫梯、亚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等王朝与帝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铭文、档案文书、王名表、编年史等。中国的商、周时期，统治者设置专门的史官，记录重大事件与保存重要文书。周王朝的档案文书汇编称《周书》，各诸侯国的编年史或称“乘”，或称作“梼杌”，更多称作 “春秋”。

西周·大盂鼎

历史记事作为一种历史认知方式，它通过用文字记录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宗教等事务，形成了大量第一手的档案史料。然而，历史记事所留下的文字记载，“彼此之间是孤立的，没有标明互相间的关系”。例如，甲骨文基本上是一事一记，各条记载间缺少联系。金文也多为记一时之言、一时之事。《尚书》中的《周书》各篇，以记言为主，各篇独立成 篇，每篇在开端处只有一小节记事。《春秋》全书没有人物言论，记事割裂而且过于简略，被称为 “断烂朝报”。历史记事的不足之处，是所记事件的简要性与所记事件之间的不连贯性。
《尚书》
从历史记事到历史叙事，是人类在历史认知方式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美国学者王靖宇指出：“叙事文的结构中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被叙述的事件必须具有先后顺序，如果不这样，那就变成了单纯的描述而不是叙事。其次，仅仅是一系列事件本身，还不能保证必然构成叙事文。一系列事件之间，必须具有连贯性，才能构成叙事文……平铺直叙的编年史或人物年谱，事件之间的联系较为薄弱。”“叙事文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可以拆成一系列要素……缺少了它们，叙事文便不成为叙事文。我们把它们假设为：故事、人物、观点和意义。”历史叙事与历史记事的不同在于：历史叙事的结构“一系列事件之间具有连贯性”，历史记事则是片段式的、不相连贯的;历史叙事的要素相对完整，包括“故事、人物、观点和意义”。历史记事则缺少情节、人物形象和记事者观点的完整呈现。历史叙事以文辞叙述事件和人物，叙事具有一定文学性。历史记事则以文字记录事件，多为描述性的平铺直叙。相对于历史记事而言，历史叙事能够更加完整而连贯地展现历史进程，生动地呈现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效地体现历史观念，是一种更高级的认知历史方式。
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叙事史著作，是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张广智先生说：“希罗多德的《历史》放弃了神话的形式，以叙事的散文体直接对人类的经历加以描绘……‘历史’的这一新的叙述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希腊人或希腊社会的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即从对神、人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全面关注，从对遥远时代的兴趣转化为对当代的兴趣。而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则被罗马政治家兼文学家西塞罗称之为‘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古罗马涌现出一批杰出史学家的叙事史著作，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李维的 《建城以来史》、凯撒的《高卢战记》、塔西佗的《编年史》等。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叙事史名著，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刘知几在《史通》的《六家》篇中说“《尚书》记周事”，《编次》篇亦言 “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迨至《左传》，刘知几则指出：“《左氏》之叙事也……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左传》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叙述历史，导致了它在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文学、历史理论(按:作者的史观和史识) 等方面，实现了对以往历史记事文献的全方位超越，《左传》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史学名著。
中西古典史学都是由叙事史而诞生的。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希罗多德说:“他创建了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下列想法都是希罗多德构思出来的: 历史不只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一性与连贯性存在。历史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梁启超评价《左传》说：“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由此可见，历史叙事与中西古典史学的正式形成，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叙事史问世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近代史学大体还是希腊人留下来的样子……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仍保存在我们自己的著作中，这真是一种‘永恒的财富’。”《左传》问世之后直到20世纪现代史学产生之前，叙事史也 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大宗。因此，伴随着叙事史的问世，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方式，就进入了以历史叙事为主，以文字记言记事与口耳相传为辅的时代。

二、以历史叙事方式全方位叙述历史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叙述历史的史书，其最大特色是叙事的广博、翔实与完整。
《左传》叙事之广博，表现为它叙述所及范围，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原及周边的所有国家。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各个诸侯国发展壮大。各国史官之作，大抵都以本国为中心。例如 《春秋》以鲁为中心。《竹书纪年》自平王东迁后以晋为中心，三家分晋后以魏为中心。《左传》一书则不以一国为中心。周王室以外，中原国家如齐、晋、鲁、卫、郑、宋等，周边国家如秦、楚、吴、越等，皆一一叙及。乃至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山戎、白狄、赤狄、长狄、淮夷、徐夷和百濮等，都加以记载。

《竹书纪年》

《左传》作者放眼天下的叙事视野，体现了一种“普遍宽广的精神，世界史的气象”。《左传》广泛记载了春秋列国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等，是一幅全方位展现春秋时代风貌的历史画卷。
《左传》以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为中心内容，列国之间的盟会、朝聘、战争等，在《左传》中占有显著地位。全书记载了春秋列国150余次盟会。对于一些重要盟会，都给予重点叙述，如召陵之盟、葵丘之盟、践土之盟、弭兵之盟、黄池之盟等。全书记录了春秋大小战争490余次。其中一些重大战争，更是详加叙述，如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檇李之战等。在春秋时期列国纷争的同时，各诸侯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争权夺势，如晋国的六卿专权、鲁国的三桓专权、齐国田氏势力的发展、郑国七穆的活动等，亦是此起彼伏。有关这方面的叙述，与描写战争的篇幅不相上下。《左传》广泛记载不同社会阶层历史人物的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书记载人物有 2400多人。许多重要人物的叙事，包括了其世系、名号、言行和事迹，乃至关于其品格和思想的评论等。《左传》除了记载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以外，“社会的活态，人群的深处，也兼述不遗，更使其内容丰富无比。舆人之诵、莱人之歌，城者、筑者之讴，都采入了，国人的议论，草野的心 声，也无不博载”。
《左传》重视叙述相关典章制度。如:在军事制度方面，有晋国“作州兵”、郑国“作丘赋”等；在田赋制度方面,有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鲁国“用田赋”等；在法制方面，有郑人“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等。在礼制方面，如宗法、朝觐会盟、婚姻之礼、丧葬祭吊之礼、命名赐谥之礼、冠礼等，《左传》一书中的相关记载屡见不鲜。
《左传》叙事之翔实，主要体现为:它往往以成千百言详述一事,完整地展现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果等；它将记事与记言有机结合起来，详尽地叙述一些重要人物的言行、举止、品格与思想等；它还常在叙事、叙人之时，穿插一些活灵活现的细节描写，再现生动的历史场景。《左传》叙事翔实而生动，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左传》叙事之完整，不仅体现为对单个事件的完整叙述，而且体现为对长时段历史的完整叙事。如晋楚争霸、秦晋争霸、吴楚争霸、吴越争霸、三桓弱鲁、陈氏倾齐、三家分晋、七穆专郑等，这些长时段的历史叙事，在《左传》中都有始有末，完整清晰。
《左传》叙事之完整，还体现为它是一部首尾完整的史书。《左传》叙事始于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这是春秋霸主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按：郑庄公助平王东迁，为春秋小霸)，也是列国公室与卿大夫斗争的序幕。《左传》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出十一年。在这十一年之中，《左传》叙述了吴、越争霸和智伯与韩、赵、魏的斗争。如果仅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就不能交代吴越争霸、三家分晋的结局。《左传》以三家分晋为叙事下限，与“郑伯克段于鄢”一事首尾呼应，说明《左传》是以历史发展的完整进程而进行断限的。
《左传》叙事之广博、翔实与完整，也可以通过与出土文献的对比反映出来。如：上博简的《子玉治兵》《灵王既》《昭王毁室》《简大王泊旱》《三郤之难》《吴命》等，清华简的 《管仲》《子仪》《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产》《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 《赵简子》《越公其事》等，都是专记一事，独立成篇，内容比较简单。即便成系统的清华简《系年》，相关史事的叙述，也远不如《左传》丰富、详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左传》 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地叙述了春秋时期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齐晋秦楚鲁等几十个诸侯国255年间的历史。《左传》的历史叙事，使它具备了较为丰富的史学内涵，从而导致了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这是《左传》作者创作之时所始料未及的。

三、多种史料的广泛收集与辨别取舍

史料是认知历史的依据、凭证，是历史叙事的史实基础。离开史料，历史叙事就无从谈起。同时，历史叙事又对史料的收集、取舍与综合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左传》作者为了全方位地叙述历史，首先对当时的各类史料进行了广泛收集。据王和先生研究，《左传》材料主要来源之一，是取自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王和认为，春秋时期存在两类记事：一类是像《春秋》那样的正式国史;另一类是史官个人的记事笔记。“国史只记大事，笔记则凡史官个人认为有价值有兴趣者均可记叙。国史记事简略，笔记记事翔实。国史记事有一定的书法，很多事情不能直书……笔记则必须记录事情的真相”。“类似时间具体而叙事翔实的文字，《左传》中比比皆是，其材料都应是取自各国史官的笔记，否则来源便很难解释”。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刘知几说：“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左传》中的许多叙事，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等都交代得极为细致，言之凿凿，其所根据的史料应当出自当时史官的实录。
《左传》材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这类传闻传说，原为春秋瞽曚所传诵，再经后人记录下来，被称作“语”。后来瞽曚失职，他们还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春秋战国之际，私人著述兴起，大量关于历史的传闻传说，经过润色加工而形成“语”类故事。这些源于口述的传闻传说，“经过不同的国度、地区、人民的传诵，语言的表达更具特色，历史事件的叙述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整……口述的历史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经常地掺入一些时代的产品，当时的社会风貌、习俗、价值评判、文化意向，都会在其中留下它的痕迹来”。这类取自关于春秋历史的传说传闻的材料，在《左传》中占有重要篇幅，构成众多完整的故事。
《左传》的成书也采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周礼》《誓命》《郑书》《军志》《周志》《仲虺之志》《史佚之志》《虞人之箴》《谗鼎之铭》以及《诗》 《书》《周易》等。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上流传着大量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一件史事往往有不同的解说。《左传》作者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进行了细致的辨别与取舍。如果把 《左传》与《公羊传》 《谷梁传》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凡三传所记史事有抵牾处，大抵都是《左传》正确而二传失实。如:《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公羊》《谷梁》都认为叔段为郑伯所杀。而《左传》记载此事结局:“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考之《左传》隐公元年，叔段又称共叔段，杜预注: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又《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入许，谓许叔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口于四方。”可证叔段并未被杀。又如《春秋》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左传》曰：“冬，《公羊》误以 “齐仲孙”是原来鲁国的公子庆父类似例子可以举出许多，足见《左传》对史料的辨别与取舍，远比《公羊》《谷梁》审慎，因而也更加可信。
司马迁撰写《史记》，秦代以前的部分，主要取材于《左传》。直至今日，《左传》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李学勤先生曾经举两个例子，说明《左传》的史料价值。1978 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发现一件大鼎，铭文的器主是“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文献中记载“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又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了一件铜钟，铭文中有“竞平王之定”。参考《左传》中楚国的一些人名，才得知 “竞平王之定”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左传》中有许多人名、地名、方国、族氏等，可与出土材料相互印证。《左传》史料的渊源有自，信实可靠，由此可见一斑。
《左传》作者为了全方位地叙述历史，对那个时代他所见所闻的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审慎的辨识和取舍。然而，如何将各类史料整合成完整、翔实的历史叙事，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这首先要求《左传》作者必须突破过去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方法，在编纂体例与方法上进行重大创新。

四、叙事孕育了纪传、纪事本末体雏形

在编纂体例上，《左传》仍然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然而《春秋》的编年记事，已经难以满足《左传》全方位叙述历史的要求。于是，《左传》突破《春秋》编年体的局限，在叙事中孕育了纪传、纪事本末体的雏形。这是《左传》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左传》记载的历史人物数量众多，人物活动丰富多彩。在叙述一些重要人物活动时， 《左传》突破《春秋》的“记事不记言”，不仅叙述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还特别重视记载人物的言论和辞令。如：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左传》在叙述子产的内政、外交活动时，载录了子产本人大量的辞令与言论。如“子产对晋人征朝于郑”“子产告范宣子轻诸侯之币”“子产答晋人问入陈之罪”“子产答毁晋馆垣”“子产论为政宽猛” 等。《左传》中的行人辞命、朝臣谏说、时人评论等，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左传》对《春秋》记事不记言的突破，即刘知几所言: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左传》在叙述一些重要人物时，完整地交代他们的族氏、爵位、出身、主要行事、言论、思想、性格以及结局等。因此，后世纪传体史书人物叙事的基本要素，在《左传》中已经初步具备。今学者按照纪传体，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将《左传》的材料重新加以编排，宋人王当著有《春秋臣传》，明人刘节著有《春秋列传》，今人方朝晖编撰而成《春秋人物谱》一书。这充分表明，《左传》一书的历史叙事，已经孕育了纪传体的雏形。
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是继《春秋》《左传》的编年体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史书体例。《史记》在体例上对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世本》有所借鉴，但《史记》纪传体的叙事范式与风格，更多的是受到了《左传》的影响。众所周知，《史记》关于春秋历史的记载，大抵多据《左传》原文。《左传》善于描写人物形象、个性和事迹的特色，为司马迁继承并发扬光大。刘知几在谈及纪传体的起源时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 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章学诚亦云:“《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刘知几、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创立深受《左传》的影响，可谓卓识。
《左传》叙事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内容。《左传》对一些过程较长的史事，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行叙述。一种是打破编年的藩篱，集中叙述事件的始末。如《左传》于鲁僖公二十三年，用回顾的方式将公子重耳流亡19年的经历连续讲完，凸现了重耳出亡故事的完整性。另一种是将史事分别叙述于不同年份，但综合在一起则首尾完整。如陈氏倾齐一事，《左传》 分别于鲁庄公二十二年、鲁昭公三年、鲁昭公十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鲁哀公六年、鲁哀公十年、鲁哀公十四年加以叙述，首尾完整，脉络清楚。
南宋袁枢从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中选取239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事各为一篇，自立标题，详记事件的始末，按时间顺序编排史事，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从而创立了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崭新史书体例———纪事本末体。这种体例避免了纪传体史书的重复和编年体、典志体史书的割裂等弊端，可弥补编年、纪传、典志体史书的不足，“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把《左传》与本末体史著两相比较，二者差异在于:《左传》叙述的历史事件是前后连贯、首尾完整的，但受体例的限制，往往不得不把连贯的叙事分割开来，系于不同的年月之下。前者没有自立标题。而纪事本末体史书于每事之前的自立标题，犹如画龙点睛，是区分一个历史事件与另一个历史事件的标志，也是纪事本末体的必要构成要素。因此，不能称 《左传》是纪事本末体史书。
然而，《左传》叙事，往往原始察终，颇见本末。如果把 《左传》的内容加以剪裁、拼接，按照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加以重新编排，在篇首自立标题，每篇各编年月，岂不是与“因事命篇，详其本末，首尾了然”的纪事本末体完全一致了吗? 南宋时期，章冲将 《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清初，马骕作《左传事纬》。高士奇继章、马之后又编撰而成《左传纪事本末》一书。可见，《左传》孕育了纪事本末体的雏形。
此外，《左传》还以“君子曰”的形式，发表对史事的评论，这是中国史论的肇端。《史记》继承《左传》的“君子曰”，创立了“太史公曰”的论赞体例。这一体例为后来历代正史所沿袭。《左传》称引“君子曰”，共有 92 例。
诚然，在《左传》作者的头脑中，还没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明确概念，然而，出于全方位叙述历史的需要，他“选择某一史事中的一个关键时段或时点，把它作为时间坐标，然后把该史事系于其上，尽可能叙明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这样，便不自觉地创造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手法”。《左传》 在编年叙事之中孕育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雏形，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与方法的一个重大创举。

五、首创以文辞叙事的历史文学样本

为了能够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历史，《左传》在文字表述与叙事方式上，突破了以往史官以文字进行的简略记事，首创以优美的文辞、多样化的手法进行翔实的叙事，特别重视详细生动地描述事件的情节、刻画人物的形象，使叙事富有文学的魅力。《左传》堪称我国第一部以文辞叙事的历史文学样本。
《左传》历史叙事的特色之一，是刘知几所谓的“以文叙事”。《左传》的“以文叙事”，首先表现为“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即以文雅的文辞叙事。《左传》中富有艺术魅力的文雅词句，可谓俯拾皆是。其中，有很多流传至今，成为当今人们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如:“大义灭亲”“一鼓作气”“唇亡齿寒”“辅车相依”“困兽犹斗”“自不量力” “表里山河”“鞭长莫及”“筚路蓝缕”“马首是瞻”“楚才晋用”“叹为观止” 等。
《左传》中的许多人物的辞令言论，语言生动优美而且充满智慧。如石碏谏宠州吁、臧哀伯谏纳郜鼎、臧僖伯谏鲁隐公观鱼、季梁谏追楚师、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富辰谏周王纳王子带、王孙满论九鼎、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恺、吕相绝秦、季札观乐论国风、子革对灵王、子产论政宽猛等。这些精彩绝伦的辞令和对答，成了几千年传诵不衰的名篇。
《左传》 善于描写人物，刻画了许多生动逼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老成圆滑的郑庄公、狂妄愚昧的宋襄公、雄才大略的晋文公、刚烈严峻的赵盾、机智果敢的子产、刚毅节烈的伍子胥等。《左传》运用多种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如通过人物的典型言行直接表现人物性格，通过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征，通过对人物出场和退场刻画人物的性格，用夸张、虚构和记载奇闻异事的方法丰富人物形象，用烘托、他人议论评价的侧面描写反映人物面貌，用对比突出不同的人物性格等，使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左传》善于描写规模宏大的战争，作者不仅能生动地再现如火如荼的战斗场面，而且还能通过对战争背景、战前准备、战术运用、胜负原因等的叙述，表现出对战争的思考与认识。《左传》中的著名战例，如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檇李之战等，都写得跌宕起伏、精彩生动。
《左传》能够将纷纭复杂的事件叙述得既条理清晰、简练生动，又错落有致、富于波澜，与作者善于运用多种叙事手法是分不开的。台湾学者张高评将《左传》叙事之法概括为三十余种，曰: 正叙、原叙、顺叙、逆叙、对叙、类叙、侧叙、带叙、串叙、虚叙、追叙、连叙、插叙、暗叙、直叙、婉叙、平叙、言叙、语叙、琐叙、补叙、陪叙、突叙、预叙、提叙、结叙、拖叙、错叙、搭叙、夹叙 等。《左传》叙事手法之丰富，于是可见。
《左传》的叙事，生动传神，文辞优美，简练富艳，极富感染力。《左传》创立了以文辞叙事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第一个样本。故刘知几称: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

六、开启了以史为鉴叙事传统之先河

以史为鉴的价值观，是把以往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为今人的活动特别是治理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在中国古代，以史为鉴的观念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出现。《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左传》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史鉴思想，将史鉴观念升华为寓于历史叙事中的一种自觉意识。
《左传》的历史叙事，显现了较为强烈的以史为鉴的取向。《左传》 常常借助特定人物对虞、夏、商、西周史事的追述，作为对相关当事人的劝诫、惩戒与鉴戒。如:
鲁僖公十九年，宋人围曹，司马子鱼言于宋公曰: “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 阖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 动。”司马子鱼用文王的故事，劝诫宋公停止围曹的军事行动。
鲁文公十八年，莒国太子仆杀死国君，拿着宝器逃到鲁国，鲁宣公打算封给他城邑，季文子却立即把太子仆赶出国境。宣公询问是何缘故，季文子派太史克回答说，太子仆弑君窃宝有罪，并且举出历史上的故事:“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太史克这段话，是为季文子的行为申辩，劝谏宣公以史为鉴，不要怪罪季文子。
鲁襄公四年，晋魏绛引用《夏训》对晋侯说:“‘昔有夏氏之方衰也，后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魏绛追叙夏代有穷氏灭亡的历史，劝谏晋侯引以为鉴，不要沉湎于田猎之乐。
鲁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向魏献子讲述远古时期驯龙的故事，说“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接下来，蔡墨又说:“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蔡墨以古喻今，借谈论驯龙阐述居官理政之理。
鲁哀公元年，吴王夫差大败越王勾践于夫椒，勾践求和，夫差打算答应，伍员认为不可。于是向吴王讲述少康复国中兴的故事，说少康“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
《左传》以史为鉴的另一种叙事方式，是通过对春秋时代诸侯霸业兴衰、卿大夫家族兴亡的叙述，总结成败得失的规律，提供历史鉴戒。
《左传》重视人事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如: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周内史过曰: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 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 商、周皆有之。” 内史过听到虢公祈求神赐予土田，又说: “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 虢公派祝应、宗区、史嚚去祭神，神答应赐给虢公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引用内史过、史嚚的评论，表达了国家兴亡决定于人事而非神意的观点，以此作为历史的鉴戒。
《左传》重视德与礼的作用，将“德”“礼”作为决定霸业兴衰、战争胜负的因素。如: 楚将子玉“刚而无礼”，晋文公“有德不可敌”，是以城濮之战晋胜楚败;楚庄王“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晋国将帅失和，先縠违礼擅进，是以邲之战楚胜晋败；楚将子反弃礼失信，背盟食言，是以鄢陵之战楚败晋胜。
《左传》的历史叙事，表现出强烈的民本思想。如:宋襄公杀人以祀神，《左传》评论曰：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飧之?”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殉葬，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宋乐祁预言鲁昭公必然失国，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楚子西指出，吴阖庐“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所以败我也”,夫差“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春秋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争频仍，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事件层出不穷。“然而在二十万字的《左传》里，大致血腥气味不是很浓厚，而不时现出柔美”。“《左传》选择由文化与智慧涌出的言论而毕载之，则使其内容精醇无比……于是春秋纷乱之世，散发文化的气息，闪烁智慧的光芒，而历史不再是‘人类罪恶、愚昧而不幸的记录’，而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历史著述以弘扬人类德性、延续人类文明为旨归。《左传》作者在充斥暴力的史事之外，叙述了历史上光明一面的内容，实乃难能可贵。
《左传》寓历史鉴戒于叙事之中，是实现历史著述的致用功能的有效方式。诚如张高评所言: “惩恶劝善，为《左氏》自揭之《春秋》义例，历史既所以资鉴，故以道德之因果关系，作为吉凶祸福成败兴废之准据，自较神秘之宗教预言深切著明有效。”
中国古代史学一贯重视以史为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是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尚书》中的史鉴思想，主要通过先王的训诰誓命直接表达。孔子作《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通过一字之微言隐含褒贬之义。《左传》首创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发挥史学的鉴戒功用，开启了中国史书史鉴叙事传统之先河。

七、中国古典史学的诞生及其标志

中国古典史学，正式出现于何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重要问题。力主“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的梁启超，断言“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梁氏认为，中国史学至西汉时代才开始出现，这比以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晚了300余年。在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真的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够与希罗多德《历史》相媲美、且能标识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史学名著吗? 史学是人类认知历史的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的正式诞生，都是以其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名著的问世为标志的。这部史著应当含有丰富的史学内 涵，且具有本民族史学的特色。
白寿彝先生说：“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纂学和历史文学。”白寿彝通过研究中外史学发展史，概括了史学所涵盖的四个范围———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文学和历史理论。因此，评判一部史书是否具有丰富的史学内涵，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在中国史学史上，《左传》首次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地叙述春秋时期黄河、长江 中下游地区几十个诸侯国255年间的历史。这使《左传》全面地超越了过去史官片段的记言、记事作品，具有了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文学和历史理论等丰富的史学内涵，从而导致了中国古典史学的正式诞生。
其一，史书的史料学内涵，是指其作者收集、辨识、取舍、运用史料的思想和方法。《左传》作者为了全方位地叙述历史，首先广泛收集各类史料，包括商、周时期的列国史策和典籍，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笔记以及各种传说传闻等，作为历史叙事的史料依据。其次，《左传》作者面对搜集来的丰富庞杂而又记载各异的史料，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辨识，以辨明史料的源流、真伪和价值等，然后以丰富而可信的史料为依据，编次、加工成完整连贯的历史叙事。《左传》作者对大量官方和民间史料的收集、辨识、取舍与编次，使《左传》具有了史料学的基本内涵。
其二，史书的编纂学内涵，是指史书作者为了记载历史，而对编纂体例与方法的选取、发展与创新。《左传》作者在编纂《左传》一书时，力求用适当的史书编纂体例与方法，来全方位地叙述历史。商、周史官的记言作品，“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记言以外只有很少的记事内容。列国的编年体史书，按照年代编排史事，体现了历史的顺序。其缺点是记事过于简略，记事前后割裂，而且不记当事人的言论。《左传》在编纂体例上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然而，《春秋》的编年记事，已经难以满足《左传》全方位历史叙事的需求。于是，《左传》作者对编年体例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它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起因、经过与结局,孕育了纪事本末体的雏形；它完整地叙述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与言论等，孕育了纪传体的雏形;它又以“君子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论，首创中国史书的史论体裁。《左传》通过编纂体例与方法的创新，有效地扩展了史书编年体例的范围与容量，“使编年史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左传》作者出于全方位叙述历史的需求,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所进行的突破、尝试和创新，使其一书具有了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内涵。
其三，史书的历史文学内涵，是指史书作者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使用优美的文辞、运用一定文学手法叙述历史，因而使史书具有了一定文学色彩。商、周以来编年史书的那种简略、片段的文字记事，难以胜任《左传》全方位叙述历史的要求，也不利于历史的认知与传承，即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作者为了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著述能被广泛接受并传之久远，于是采取了“以文叙事”的方式，以优美的文辞、一定的文学手法叙述历史，从而创立了中国历史文学的第一个样本，使其具有了历史文学的丰富内涵。
其四，史书的历史理论内涵，主要是指史书作者的进步史观与史识而言。中国古代史书的历史理论，主要体现在对“天人关系”“古今之变”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商代尊神，“率民以事神”，神意史观居于支配地位。周人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初步产生了人文史观。然而，《尚书》和《春秋》的历史观念，是分别通过“先王之言”和 “一字褒贬”来表达的。历史叙事的特点之一，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作者的历史观念，主要通过对史实的叙述表达出来。《左传》首创“寓 论断于叙事”，即把史观和史识寓含在具体的叙事之中。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左传》不止一次地借他人之口，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民，神之主也”，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强调人事的决定性作用，表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史观。在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左传》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左传》进步的史观与史识，使其具有了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左传》丰富的史学内涵，得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高度认同。如:关于《左传》的史料学内涵，《史通》的《申左》篇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 《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关于《左传》的编纂学内涵，《二体》篇：“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关于《左传》的历史文学内涵，《杂说上》篇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关于《左传》的鉴戒史学特色，《杂说下》:“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 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刘知评价历代各种史书，对《左传》可谓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在刘知几看来，《左传》集中体现了“史家”之三长———“史学、史才、史识”，某些方面可与《史记》《汉书》相媲美。刘知几以史学家的眼光，对《左传》 丰富的史学内涵给予了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左传》以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地认知历史，使它具有了史料学、编纂学、历史文学、历史理论等丰富的史学内涵。它在历史叙事方面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在中国史学上有开创之功。中国史书的编年体例，到《左传》基本发展成熟; 后世的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在《左传》中孕育了雏形。《左传》创立了中国历史文学的第一个样本。以史为鉴的叙事取向，成了中国后世史学沿袭与发展的传统。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也都成为后世史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左传》问世之前，没有任何一部文献具有如此丰富的史学内涵。《左传》问世之后直到《史记》成书之前，也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达到《左传》的水准。
刘知几说: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在中国史学史上，《左传》首创以叙事方式全方位地叙述历史，是中国第一部含有丰富史学内涵的叙事史名著。《左传》的问世，是中国古典史学诞生的标志。

八、《左传》成书的时代背景

《左传》的诞生，不仅与其作者的史学、史才、史识密不可分，更与其作者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古典史学的开山之作，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代。在剧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之中，涌现出一批文学游说之士。他们著书立说，招收门徒，组成学派，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文化的繁荣，为《左传》的成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百家争鸣中，诸子探讨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诸子百家多起于民间，与官府隔绝，没有机会读史书和档案，未受过史官的教育和熏陶，他们所有一些历史知识多得之于传闻，不辨真假”。同时，过去那种片段的、零散的历史记事，也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认知的严重分歧，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载，孔门后学对《春秋》的解说,“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战国时代迫切需要一部以叙事的方式全方位叙述历史的史书。《左传》正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部史书。关于《左传》一书的作者，众说纷纭。多数学者认为，《左传》由左丘明创作，经其后学增益而成。左丘明是鲁国的瞽史，大约与孔子同时。左丘 明创作《左传》，得益于他的史官身份，也得益于时代的变革。一方面，作为史官，左丘明精通周代官学，能够掌握大量史料，具备创作《左传》的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史官制度的衰落与士人自我价值的觉醒，又使左丘明能够突破传统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史识和方法撰写史书。左丘明及其后学，在继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撰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叙事史,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
除了时代的客观需要之外，大变革时代还为叙事史的创作提供了以下两个有利条件。
其一，私人著述的涌现与史料的剧增。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学兴起和士阶层的活跃，私人著述空前增多。近二三十年来，出土的先秦简帛文献有大量的事语类故事，如前文所举的上博简与清华简的事语类故事等。此类事语类故事以记述人物间的对话为主要内容，有不少充满智慧的嘉言善语，有的还有精彩的情节描写。这些事语类故事，它们与《左传》的关系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事语类故事曾于春秋、战国之际广为流传。大量私人著述的历史故事，不仅为《左传》 提供了重要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左传》的叙事方式。
其二，散文的勃兴与叙事艺术的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著述，极为注重语言的技巧，注意逻辑、修辞与谋篇布局，重视运用形象化、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在文学上便表现为散文的勃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文辞优美，风格各异,“如《论语》的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的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庄子》的奇气袭人、想象丰富，《荀子》的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的锋利峭刻、说理透辟，等等”，既是深刻的说理论文，也是优美的散文作品。可见，用生动的文辞著书立说，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追求。《左传》 叙事生动逼真，富有文学感染力，与春秋、战国时期散文艺术的积极影响有很大关系。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特别是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西古典时代的哲学、文学、历史、科学等领域的奠基者和划时代的代表作，大多诞生于这一历史时期。《左传》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几乎同时问世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可谓中西古典史学交相辉映的双璧。

作者：马卫东 系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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