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记录的中国海上交通

唐代至元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发展迅速。

据公元748年第五次东渡日本而遭风飘到海南岛万安州的鉴真和尚说,在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

另据《贞元新订释教目录》记载,公元717年金刚智搭船从锡兰出航时,有大约35艘波斯商船随行,驶向苏门答腊的巴邻旁,然后再前往中国。

同时代的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Masudi)在《黄金草原》一书中写道:“广府河在距广府下游六日行或七日行的地方入中国海。从巴士拉、斯拉夫、阿曼、印度各城、阁婆格诸岛、占婆以及其他王国来的商船,满载着各自的商货逆流而上。”

到阿拉伯贸易的中国商船直接驶往阿曼、斯拉夫、波斯沿岸、巴林沿岸、乌巴剌(Oballa)和巴士拉等国。由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商船来往频繁,故两国史书中有关这些海上交通航线的记载甚多,本文拟根据这些记载对该航线作一初步考释。

《中国印度见闻录》系由几位曾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根据其亲身见闻记录而成。据阿拉伯史学家阿布·赛义德·哈桑(Abu Zuid Hassan)考订,该书大约撰写于公元851年

。其提供的史学价值,按1946年法译本译者索瓦杰(J.Sauvaget)所言:“就目前看,是任何别种著作也不能比拟的。这部著作比马可波罗早四个半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存的最古的中国游记。”日译本译者藤本胜次也说道:“这个文献,对当时的阿拉伯伊斯兰商人,或更确切地说,对当时的斯拉夫商人,堪称是一部通俗的南海贸易指南。”

该书记载了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下面分段将航线中的有关地名进行考释。

1、从伊拉克阿拉伯河口的巴士拉(Basra)出航,向东航行经过的第一个海是波斯湾的法尔斯(Fars)海,第二个海是拉尔(Lar)海,第三个海是哈尔干(Hsrkand)海。拉尔,一般认为是印度西海岸北部古吉拉特(Gujarat)的别称,拉尔海指的是古吉拉特所处的阿拉伯海。哈尔干海,即孟加拉湾。“哈尔干”来自于梵文“Harikeliya”,指的是东孟加拉湾。

2、在哈尔干海与拉尔海之间,岛屿星罗棋布,据说共有1900个,标志出上述两片海域的分界……那些岛屿中的最后一个是锡兰岛,在哈尔干海中,所有被称为迪瓦(diva)的诸岛中,锡兰岛是最主要的一个。在孟加拉湾与阿拉伯海之间“星罗棋布的岛屿”,指的应是拉克沙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马尔代夫群岛由19组环礁、1200多个珊瑚礁组成。锡兰岛,今斯里兰卡(Sri Lanka);迪瓦,为梵文dvipa或巴利语dipa的音译,意为岛、洲。

3、船只向锡兰岛航行,途中岛屿为数不多,但都很大,有一个叫南巫里岛(Lambri),岛上有几个王国……有一名叫范苏儿(Fantsour)的地方,盛产优质樟脑……这个岛位于哈尔干海和海峡之间。“船只向锡兰岛航行”,由此说明这条航线是分段记载的,前面载述的是从巴士拉到锡兰岛的航线,而现在叙述的是从马六甲海峡到锡兰岛的航线。南巫里岛,一般认为指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班达亚齐(Banda-Aceh)。范苏儿,亦名班卒儿(Pancur),即今苏门答腊岛西岸出产樟脑的婆鲁斯(Barus),《新唐书·室利佛逝传》名之为郎婆露斯。梁朝时名樟脑为婆律膏,即物以地名之证。海峡(Selat),指马六甲海峡或新加坡海峡而言。

4、再往前进是楞伽婆鲁斯(Langabalous)……越过楞伽婆鲁斯,便是两个被海水分隔开的岛屿,叫安达曼(Andaman)。楞伽婆鲁斯,为一复合词。楞伽,《新唐书·师子国传》作棱伽山,斯里兰卡岛上的山名,亦以名全岛。婆鲁斯仍为前面所述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婆鲁斯,之所以冠上“楞伽”二字,可认为是锡兰的属地。据爪哇出土的八世纪的梵文碑铭记载,当时统治苏门答腊岛的山帝王朝是属锡兰国王统辖。安达曼,指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分为大安达曼岛和小安达曼岛。

5、至于船舶的来处,他们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Oman)以及其他地方运到斯拉夫(S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货物装运上船以后,装上淡水就“抢路”——这是航海的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扬帆开船”——去阿曼北部一个叫做马斯喀特(Mascate)的地方。

斯拉夫,据阿布尔菲达说:“斯拉夫是法尔斯(波斯)的最大港口,该城没有田野,没有牲畜,有的只是卸货和张帆起航。该城人口密集,建筑非常豪华,一个商人要建一所住宅往往花费三万迪纳尔(约合30万法郎)。”洛巴布书中亦写道:“斯拉夫是法尔斯海的一个城市,邻海,在基尔曼(Kirman)附近。”

费瑯译本记载,斯拉夫遗址位于塔昔里港(Bender-Tahiri),北纬27°38′,在公元977年被地震毁坏之前,一直是往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大转运港。

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据说是因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冲积泥沙所形成的浅滩造成了障碍,使庞大的中国船无法在波斯湾内通航无阻。为解决这一问题,便促使了斯拉夫的发展……海船到达斯拉夫后,货物用吃水浅的小船转运到巴士拉。(11)

另据雷洛(Reinaud)译本,也谈到当时中国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装运的原因:“其实,因阿拉伯河口及其附近的海面一带多浅滩,且风浪甚大,殊难航行。对于容积甚大的中国商船来说,当然更感困难。因此,中国商船就把东洋物产,诸如芦荟、龙涎香、竹材、檀木、樟脑、象牙、胡椒等,先载至斯拉夫港,然后用当地小船陆续把货物运到巴士拉和巴格达。至于波斯本地的物产,也是由小船先载运到斯拉夫港集中,然后再由中国商船运往东方。于是,斯拉夫港遂成为当时波斯湾头最重要的贸易港口。”(12)

马斯喀特,在阿曼湾南阿拉伯半岛东北角处,今阿曼的首都。

6、从马斯喀特抢路往印度,先开往故临(Koulam-Malaya)……在故临我们加足淡水,然后开船驶往哈尔干海。越过哈尔干海,便到达名叫楞伽婆鲁斯岛的地方。故临,一作Quilon,今印度南端西海岸的奎隆。Malaya,《大唐西域记》作秣剌耶山,指今印度科钦(Cochin)以南的喀打莫姆山(Cardamom)。该国以山名为国名,故临在其管辖之下,故称秣剌邪国的故临。

7、船只抢路往箇罗国(Kalah-Vara),瓦拉(Vara)的意思是“王国”与“海岸”,这是爪哇王国,位于印度的右方……然后商船向潮满岛(Tioman)前进……接着我们起航去奔陀浪山(Pandorang)。箇罗,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称为羯茶(Kedah),与阿拉伯人所言的Kalah应是同一地,指马来西亚西岸的吉打。潮满岛,亦称地盘山、地满山、苎盘山等,即今马来西亚的雕门岛,位于马来半岛东岸外海。奔陀浪山,一作宾童龙,为占城碑铭中梵文名称Panduranga的译音,指今越南东海岸的潘朗(Phan Rong)。

8、随后,船只航行了十天,到达一个叫占婆的地方,该地可取得淡水……得到淡水以后,我们便向一个叫占不牢山(Tehoms)的地方前进,这山是海中一个小岛。十天之后,到达这一小岛,又补足了淡水。然后,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前进……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个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地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广州)。占婆,为占城碑铭中Champa的译音,《新唐书》称之为环王、林邑或占不劳,指的是今越南的中南部。占不牢山,亦作不劳山、占笔罗山等,一般认为是马来语Pulau Cham的译音,指今越南广南——岘港省海岸外的占婆岛(Champa)。中国之门,按费瑯的看法,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与中国的台湾岛之间,以及台湾岛与福建之间,有宽数百海里的海道通东海,此即阿拉伯水手所说的“中国之门”。(13)涨海,即阿拉伯所谓Cankhay的译音。伯希和认为:“涨海,即海南岛迄满剌加海峡间中国海之称。”(14)按此处上下文的意思来看,涨海指的应是南海。

自幼在巴格达长大的波斯人伊本·库达伯(Ibn Khurdadhbeh),曾在阿拨斯王朝哈里发麦塔密德(Khalif Mutammid)时期任过吉巴尔(Jibal)邮长。他于844至848年撰写的《郡国道里志》(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一书,亦载述了从巴士拉沿波斯海岸到中国的航程(15):

1、越过细轮叠(Sirandib),便是拉密岛(Rami)……愿去中国的人,离开布林(Bullin),避开右方之细轮叠,朝着楞伽婆鲁斯行进,需十日至十五日……细轮叠,即锡兰的阿拉伯语的异译。拉密岛,一称拉姆尼(Ramni),为苏门答腊岛的异称。布林,其名无考。按记载:“从布林到细轮叠一日行。”说明其地与锡兰距离很近,且从右方避开锡兰,费瑯认为是“取道保克海峡”(16)。因此,估计其地应在印度南端。楞伽婆鲁斯,指苏门答腊全岛。

2、从楞伽婆鲁斯岛到箇罗岛,船行六日。该岛隶属于印度的贾巴(Djaba)王国……贾巴岛上有一小火山,长宽各一百腕尺,只有一枪之高,夜间可看见火焰,白天只能看见烟气。从这些岛屿动身,船行十五日,便到达香料之岛。贾巴岛,贾巴王国是印度的王国之一。据霍尔《东南亚史》称,当时已有印度冒险家到达印度尼西亚,建立他们的王国和殖民地。(17)这里的贾巴岛亦指苏门答腊岛,系印度殖民者以其母国名为岛名。岛上的火山为苏门答腊著名的贝拉必(Berapi)火山。香料之岛,即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Maluku)群岛,该地以盛产香料而著称。

3、贾巴岛和梅特(Mayt)岛相距甚近。从梅特出发,左有潮满岛……由此航行五日,到吉蔑王国,国中产芦荟木和稻谷。从吉蔑到占婆,沿海岸前进三日行……从占婆出发,水陆兼行,约一百波斯里,即可抵达中国的第一站龙编(Lukin)。梅特岛,其地无考。据载与贾巴岛相距甚近,且在潮满岛右边,可能是马来半岛东南岸外海中的哲马贾岛。吉蔑王国,吉蔑系柬埔寨民族高棉(Khmer)的译音,其王国在七世纪中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领土包括今柬埔寨、老挝及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接壤。八世纪初,分裂为陆真腊和水真腊两部分,九世纪初复归于统一。(18)龙编,今之河内,即唐代之交州,为当时中国最南的对外贸易港口。

出身于阿拨斯哈里发家族的雅库比(Yakubi),曾到过印度、埃及和马格里布等地旅行。他于公元872年写了一部《阿巴斯人史》,这不仅是由什叶派人撰写的最早历史著作,而且利用了最好最原始的资料,其价值难以估量。该书载述了有关从阿拉伯航行到中国所通过的七个海: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从海上去中国,需横渡七海……第一个海是法尔斯海(Fars),该海从斯拉大(Siraf)起到戎朱马角(Ras al-djum-djuma)止……第二个海从戎朱马角起,称作哕哕海(Lara),海面宽阔,海上有瓦克瓦克人(Wakwak)的岛屿和其他僧祗民族……第三个海是哈尔干海(Harkand),海中有细轮叠岛……第四个海叫箇罗海,海面狭小……第五个海是石叻海(Salahit),海面极大……第六个海是军突弄海(Kundrang),海上多雨。第七个叫涨海,这是中国海。只有在刮南风时,方可在海上航行,直抵达一条大江的喇叭形河口,从河口到广府城。”(19)

这七个海的第一个法尔斯海,是波斯湾的别称。其起点的斯拉夫是当时波斯湾著名的港口,位于巴士拉与乌巴剌东南的法尔斯海岸处,今已荒废;其终点的戎朱马角,费瑯认为是位于阿曼的东南处。第二个海啰啰海,又作拉尔海。拉尔为印度西北海岸古吉拉特的别称,拉尔海即指其所处的阿拉伯海。海上的瓦克瓦克指的是非洲的瓦克瓦克,僧祗民族指非洲东海岸的黑人种族。第三个海哈尔干海,指孟加拉湾;海中的细轮叠岛,为今斯里兰卡。第四个海箇罗海,指马来半岛西岸吉打附近的安达曼海。第五个海石叻海,石叻为马来语Salat、Selat的音译,意即海峡,指马六甲海峡而言。石叻海则为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域。第六个海军突弄海,军突弄即马来语的Kundur,意为“南瓜”,中国史籍中音译为“昆仑”,指的是越南东南端外海的昆仑岛。军突弄海为昆仑岛所处的海域。第七个海涨海,前文已述,指的是南海。

阿拉伯旅行家马素地(Masudi)于九世纪末出生在巴格达,刚成年时,为实现自己的旅行目的,自愿被流放。他遍历波斯湾、阿曼、印度和锡兰等地,据说还曾乘船经过马来西亚海域,一直抵达中国的沿海地带,因此,他对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他在公元943年出版的《黄金草原》一书中,详细描述过这条航线:

1、波斯海从巴士拉各岛开始,直抵巴士拉、乌巴剌和巴林各国沿岸。接着便是啰啰海,此海环绕着赛义姆尔(Saymur)、印度的索发拉(Subara)、塔那(Tana)、辛坦(Sindan)、坎巴雅特(Kanbayat)以及其他国家,是印度和信德(Sind)的一部。接着是哈尔干海、箇罗海、群岛;再往后便是军突弄海和占婆海……最后是中国海或称作涨海。塔那,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瞿折罗国(即古吉拉特,Guzerate)东部,马拉巴尔(Malabar)以西;另一种认为即当今的塔那赫(Tannah),位于萨尔赛特(Salsette)岛东岸,孟买的北部。(20)坎巴雅特,即印度西北海岸的坎贝(Cambay)。信德,位于印度河下游地区,东接古吉拉特,相当于今巴基斯坦的南部。

2、在第三个海(哈尔干海)和第二个海(啰啰海)之间,如前所说,有无数岛屿,构成两海的分水界,据统计有两千个,或更确切地说有一千九百个……这些岛屿统称迪巴贾特群岛(Dibadjat),有大量的椰子出口,其中最后一个岛是细轮叠岛。再有差不多一千波斯里的路程,便到达拉姆尼(Ramni)群岛……邻国有班卒儿,以产樟脑而著称,而且越是在多风暴、多地震的年代,产量越高。迪巴贾特群岛,即拉克沙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拉姆尼群岛,亦称拉密岛(Rami),即苏门答腊岛。

3、第四个海乃Kalahbar,即箇罗海。和其他海一样,海水不深,也是一危险之海,在此海航行极为艰难……第五个海是军突弄海,亦有很多山和岛屿,岛上出产樟脑和樟脑液……占婆海与军突弄海相毗邻。在占婆海,有诸岛之王摩诃罗阇的帝国,其土地辽阔无边,军队无数……在摩诃罗阇的帝国里,室利佛逝岛位于距大陆差不多四百波斯里的地方,整个岛屿都是耕耘土地。该岛之国王也同样占有阇婆格和拉姆尼岛以及其他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岛屿;此外,他的治地还延伸到第六个海即占婆海的全部……第七个海是中国海,又称涨海。摩诃罗阇,对音为Maharaja,意即大王。当时的摩诃罗阇岛即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Crivijaya),自七世纪以来,其地为一强大帝国,建都于苏门答腊岛东部的巴邻旁城。统治此国的山帝王朝,不仅拥有苏门答腊全岛,而且扩展其领土,东至爪哇,北据马来半岛,甚至远至占婆等地。(21)阇婆格,对音为Zabag,与室利佛逝同属摩诃罗阇管辖,都在苏门答腊岛上。

【注释】

真人元开: 《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

(15)(16)(19)(20)费瑯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第114页;第66页;第41~46页;第42页;第66~67页;第115页。

(11)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32页;第29页;第40页;第41页。

(13)(21)(25)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腊古国考》,北京: 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第38页;第119页;第59页。

冯承钧编:《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9页。

韩振华:《公元六、七世纪中印关系史料考释三则》,厦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1期。

(12)(28)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1页;第24~25页。

(14)(23)(26)(27)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90页;第63页;第131页;第132页。

(17)霍尔:《东南亚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页。

(18)陈佳荣等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页。

(22)《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24)韩槐准:《旧柔佛之研究》,新加坡:《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

(29)《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1~52、72、152页。

(30)张俊彦:《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31)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本文资料来源:李金明 唐代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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