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邻右舍一百家】王延忠| 半只眼睛的大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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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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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左邻右舍一百家》自序

这是一些遥远而又亲近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故事就长在我的心里。

在那贫困而又热烈的岁月，我出生在绥化的黑土地上。故乡的亲情把我抱大，善良和快乐领着我向前奔走。老光棍老处女是我的老师，小猪倌小马倌是我的朋友。尽管那时候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但是人们的心里充满了阳光。是北方的寒冰冷雪，造就了北方人的韧性和顽强。我们从困境中挣扎着走过来了，那深深浅浅的脚印，都印在昨天坎坷的路上。

那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那一个或悲或喜的故事，都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人生。我们走过了昨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昨天。苦涩和甜蜜，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实。

回忆是寻找，回忆是发现，尽管有些艰难，我还是把那些曾经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让那些远去的人物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被往事的激情燃烧着，写完《我在美国看美国》，又写下了《左邻右舍一百家》。

树叶不管大小，总是有许多的话要对根说。

半只眼睛的大姥爷

大队看屋的张永海死了。党支部开了半宿会，研究来研究去，决定老陈发来接替他。

老陈发住在我家的东院，屯亲论起来，我叫他大姥爷。

大姥爷的命运很惨，三岁的时候闹眼病，稀里糊涂的奶奶把焊锡锅的“坏水”错当眼药给他上上了，结果是他左眼睛瞎了，右眼睛看什么模模糊糊。人们就叫他半只眼。半只眼娶不上媳妇，自然是无儿无女，晚年就住在侄子陈二林的家里。侄子和媳妇对他都不怎么好。

大队看屋的虽然不是什么干部，但是职位很重要。迎来送往，跑腿送信，大队干部不在办公室，有些急事情就需要他应急处理。不怪有的社员说，大队看屋的就是半拉书记。

我以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和大姥爷认真谈了话。我说，大姥爷，看屋的工作不好干，你嘴要严，腿要勤，该管的要管，不该问的不问。不越权，但要发挥你最大的工作积极性。

大姥爷不断地点头，咳嗽了两声，向我做了保证。

大姥爷上任的头半年，我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守位守岗，不下队送信从来不离开大队办公室一步。虽然六十多岁，腿脚勤快，需要送什么急信抬腿就走，走起路来像小跑一样。他眼神不好，夜间送信摔倒的时候常有，却听不到他的一声抱怨。他爱干净利索，有闲空就扫大队部的院子，就擦办公室的桌椅。手脚总是不闲着。最突出的优点，是他兢兢业业，把大队集体的财产，看得和他那半只眼睛一样重要。没事的时候，他就背着手前后院的转。看见机耕队的修理工扔掉一个螺丝疙瘩，他也马上捡起来，放在工具箱里。

社员们都说，大队干部真有眼光，找了这样一个好管家！

那年的年底，大队买了一台扩音器，各个生产队都安装了高音喇叭。这样，大队开会的通知大姥爷就不用往各队跑了。

我清清楚楚地记着，大姥爷第一次使用扩音器的时候，激动得胡子都在微微地抖动。他试探地对着麦克风轻轻地吹了几下，听到了“噗噗”的回声，就亮着嗓子喊了起来：各小队请注意，各小队请注意，大队有个重要通知，大队有个重要通知……

他一遍又一遍的喊，一定让侄子和媳妇都听到。

播完了通知，大姥爷的脸像开花一样灿烂，那半只眼睛里也是亮晶晶的光彩。

活了六十多岁，他好像才认识自己。

一次，在一起走路，我表扬了大姥爷。大姥爷乐得胡子都撅了起来，自豪地说，你们找我看屋算是找对了！

渐渐地，大姥爷听到的好话越来越多，觉得自己的权利也就越来越大。有时候，几个大队干部不在办公室，一般的小事情他就做主了。处理完事情以后，他总是权威地说，我就这么定了！

人们奉承他，叫他陈书记。

一个大雪天，机耕队的几个农机手修理拖拉机，午间回不去家了，想让大队安排一顿午饭。机长刘树德找到了大姥爷，先是喊了几声陈书记，然后提出了吃午饭的问题。大姥爷挠着脑袋，先是不同意，但农机手们一声接一声的叫着陈书记，一遍又一遍的奉承陈书记。三叫两奉承，就把大姥爷的胆量忽悠出来了。大姥爷挺直了腰板，摆着手说，好，我安排你们吃午饭！

那顿饭是大姥爷亲自做的，芸豆大黄米饭，干炖大豆腐。没想到，刚要开饭的时候，刘树德又说，这个大雪天，有酒就更好了！大姥爷脑瓜筋一蹦，说，好，今天叫你们管够喝，都记在大队的账上！

过了几天，会计向我反映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苗头不对，委婉地找大姥爷谈了一次。大姥爷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说，都记在我的账上吧。我说，那倒不必了，你记住这个教训就行。

转年的秋天，大队开了一个粉坊。大姥爷过去漏过粉条，就张张罗罗地帮着厂长操办这件事。他管的事情越多，人们对他的意见越尊重。渐渐地，他的权利欲膨胀了起来，好像他是厂长了，指挥大家干这干那。有一次，几个漏粉的小工加了夜班，又提出要吃一顿饭。大姥爷想了半天说，吃饭坚决不行，一个人拿一把粉条回家吧。

我知道了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大姥爷。大姥爷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把大队的院子扫得更勤，把办公室的桌椅擦得更亮。

到了冬天，正是各小队调整班子的时候。大队党支部开了一天的支委会，研究调整的人选问题。大姥爷填炉子烧水，出出进进，把会议的内容都听到了。会后我严肃嘱告他，大姥爷，没调整之前，这是机密！大姥爷点点头，说是明白。

没有想到，大队支委会的内容各队的队长都知道了。准备调整下来的队长，齐刷刷地先撂了挑子，让大队十分被动。我很恼怒，认真追查，是哪个支委泄了密？调查的结果，是大姥爷在一个队长家喝酒喝多了，顺嘴把大队的调整方案说出来了。我那时年轻，再也压不住火气，觉得这个多嘴多事的看屋老头不能再用了，临时开个支委会，把大姥爷调到大队苗圃去看屋，以示惩戒。

事后，我还是很后悔。新来的看屋人嘴很严，也不多管闲事，但是太懒，院子也不扫，办公室的桌椅也不擦，没事就躺在床上睡觉。公社李书记来检查工作，指着桌面上的灰，笑着对我说，你们是不是该找个清洁工了！我的脸通红，又想起了大姥爷。

几天后，我到苗圃去办事，碰见了大姥爷。大姥爷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半只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喃喃地对我说，我犯了错误在这里改造，侄子和媳妇一次也不来看我，别人也愿意搭理我。太孤独了！你还是让我回大队看屋吧。我保证，什么错误也不犯了，什么错误也不犯了！大姥爷像孩子一样的哀求，我这个晚辈的小支书还能说什么呢！

大姥爷又重新回到了大队，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什么闲事也不管了，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整天就是在广播喇叭里发通知，就是下队送特殊的信件，就是扫院子擦办公室的桌椅。人们看得出，他很满足，他很快乐，好像人生的价值都在看屋的这个职位上。不过，他那兢兢业业的习性还是没改。有空的时候，还是背着手，前后院的走，用半只眼睛不停地往地上看，看见一个小螺丝什么的，马上捡起来。

一天上午，大姥爷转到后院的磨米厂去，看见墙角有一个掉在地上的小扳手，想迈过去把它捡起来。这时，悲剧发生了！他的眼睛不好，腿脚也不灵活，裤脚意外地被传送带挂住，一下把他带到了主机的大传动轮上，左腿被绞断了，流了那么多的血。送到县医院，县医院不留，又折腾到省医院。后来转成了尿毒症，不到七天就死了。

后来大队连续换了几个看屋的人，都不理想——他们的毛病没有大姥爷多，优点也没有大姥爷多。我还是怀念那个半只眼睛的大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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