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杨抡与《真传正宗琴谱》
杨抡辑《真传正宗琴谱》(又名《太古遗音》)，后又加入《伯牙心法》作为后编，是明代三大琴歌曲谱之一，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杨抡，号桐庵，又号鹤浦，明云南鹤庆府(今鹤庆等县)白族人。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杨抡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丙午科”举人第42 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癸丑科”三甲进士第121名。清人周煌所著《中山传信录》卷3《封贡事迹》中记载了杨抡出使琉球时的官职和籍贯，官职是“行人副使”，籍贯是云南籍上元人。
一些书籍中，将他误记为应天府江宁人(今属南京市江宁区)、金陵人，其原因一是和许多明朝移民后裔一样，其祖籍或为应天府上元县；二是缘于他在金陵琴界的地位。基于这两点，有些书籍中杨抡就被认为是金陵人了。
明人程嘉燧撰《送上党郡侯杨公入觐》一文中曾有记述，杨抡曾先在刑部任职，为官严明清正，少有冤假错案，乃至“庭中号无冤”。后又以“尚书郎出守潞安府”，外放今山西长治市(古称“上党”)任知府，于此地他也深得民心。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天，杨抡按朝廷规定，离任到京参加考核官吏“大计”。之后，杨抡任中央“行人司”司副，主管宣旨颁诏，后升为“司正”，崇祯二年(1629年)任册封琉球国王使节团的副使。据康熙《鹤庆府志》卷记载，杨抡故后，归葬故乡鹤庆城东南的班登山杨氏祖茔。
一
有关杨抡的史料较少，零星的资料中，让我们对杨抡其人也有了一些了解。
据明程嘉燧《送上党郡侯杨公入觐》一文载：在杨抡赴京参加“大计”前，潞安府所属“八县士绅”，特请布衣文人程嘉燧撰文为他壮行！文章赞杨他“为人温厚而直；敦大而敏，擅经术，精法比”，是一位性格温和敏捷、精通经学和法律的好官。
我们知道，按明清制度，册封琉球是国家级隆重外交大典，政府要在“六科给事中”和“行人司”中选定正、副两位册封大使。后由他们在沿海地区监造出使“封舟”，并配备各种航海人员、文化随从、军卫仪仗、礼品器物和生活物资等。崇祯帝即位，琉球又两次前来贺喜和请封。崇祯帝在二年(1629年)正式下诏，派遣“行人司”司正杨抡为副使，“户科给事中”杜三策为正使，出使册封琉球国王的使节团。关于这次赴琉球册封诸事，有使节团的“从客”胡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杜三策册封琉球真记奇观》，又名《琉球记》一文，文中对使节团和杨抡活动均有详细记载：经历四年，建成使琉球册封“封舟”，崇祯六年(1633年)出使琉球。“所有从行人员共约五百有奇”，随船携带纺织品、瓷器、工艺品、药材、纸张等。由福建长乐行起，从“五虎门”出海，封舟按以往的海路，四天之后，渐入琉球国洋面。登陆后，照例下塌“天使馆”，杨抡住馆后西边小楼，名曰“听海楼”。除了最先的参拜孔庙、和杜三策主持谕祭琉球国先王尚宁的仪式和册封新王尚丰的大典外，还接见了明初移居琉球的“闽籍三十六姓”后裔、观看琉球宫廷画师聋哑人钦可圣的绘画。清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卷二也记载了杜三策和杨抡在琉球同各界人士交流和游历的情况，杜三策和杨抡在琉球多处题字、撰文，并巧在此地分别过了生日。
使团琉球停留五月又余，归途不如来时顺畅，海上遇风，“舵牙日折几十次，勒索皆断”，险入鱼腹。此行册封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册封，回国复命后，“抡升尚宝司少卿”，杨抡官至光禄寺少卿。
二
杨抡对琴学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杨抡籍贯虽是云南，但是他长期生活在金陵，其与古琴谱之缘也就是很自然之事了。并且，在明代万历年间的金陵琴界，杨抡还是“琴歌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纵观琴史，明代刊印琴谱十分盛行，明代编撰的第一部琴谱是《神奇秘谱》(1425年)，至明代最后一部琴谱《徽言秘旨》(1652年)，共刊印有42部琴谱。“除宋代之外，明代的皇帝对古琴音乐的喜爱是其他朝代所未能比及的。明代的藩王又是引领刊印琴谱集之文化风尚的领军人。”如明太祖十七子宁王朱权编纂了成为明代及后来琴谱集典范的《神奇秘谱》，它也是现存最早的琴谱集。
明代参加编纂琴谱集的有这样几类人：王侯贵族，如宁王朱权编著《神奇秘谱》；太监，如黄献编著《梧冈琴谱》；士大夫，如蒋克谦编著《琴书大全》；文人雅士，如杨抡编著《太古遗音》、《伯牙心法》等等。
就杨抡所属琴派而言，部分学者将其归于金陵琴派。
刘承华在《探寻历史上的金陵琴派》一文中说明，“本文所论之金陵派，是指清代或清代以前活动于南京且具有相似风格和较高琴艺水平的琴人群体”，并将杨抡列入金陵派之列。
刘英丽更细化地把杨抡归于“金陵江派”或江左“琴歌派”。“金陵江派”是指活跃于明朝中期到明朝末年的南京地区，以琴歌为主要表演形式的琴人群体。他们主张琴歌的表演形式，填词配歌，正文对音。金陵江派的文人气息较为浓厚，其琴人的琴谱多配有解题、歌词。他们既有别于刘鸿、张用轸等为代表的松江派，也有别于庄臻凤为代表的南京白下派。
赵春婷认为：明万历年间的“琴歌派”是指一些填词配歌的琴人，如黄龙山、杨表正、杨抡等人，这些琴人多活动在江左、南京一带，因以得名。他们的出版物不少，但成就不高。
之所以有“出版物不少，但成就不高”之说，明清的琴人已明确指出其原因：此派过分强调“正文对音”，在曲词上，框于“一字一音”之中，束缚了古琴音乐的发展；琴人过分于逐音添配文辞，为无音乐性的诗词也配音，致使劣质琴谱面市。
但“琴歌派”还是有少数优秀作品被广泛流传的。现存万历年间“琴歌派”琴谱集有《重修真传琴谱》《真传正宗琴谱》《理性元雅》《琴适》《三教同声》《绿绮新声》六种。其中，杨表正的《重修真传琴谱》、杨伦的《真传正宗琴谱》、黄龙山的《新刊发明琴谱》三足鼎立，代表了明代琴歌曲谱的最高水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特别要说明的是，杨抡不仅追求“正文对音”，对当时“去文以存勾剔”的纯器乐曲也欣赏，这一点，与“琴歌派”杨表正的“去文以存勾剔”辑谱原则有所不同。
杨抡辑《真传正宗琴谱》(又名《太古遗音》)，也是他最大的成就。
笔者没有见过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真传正宗琴谱》版本，据相关史料记载其谱中共收录琴曲60首。其中，正集“太古遗音”30首，续集“伯牙心法” 7首，附录“伯牙心法” 22首，“太古遗音”1首。其中，11首首次刊出的琴曲。其题材有抒情、咏史、赞物、宗教等内容。体例也较为完备，书中含有序、自叙、琴论、琴歌曲谱、跋等；其收录琴歌题材多样，曲风丰富，快慢曲兼有。可以说，《真传正宗琴谱》汇录诸调，考正音文，注明指法，搜采颇广。
就杨抡《真传正宗琴谱》(又名《太古遗音》)版本而言，实在是比较杂乱。
首先，要撇清与《太古遗音》同名，但非杨抡所作的明刻本，是为谢琳撰《太古遗音》三卷和黄士达编集《太古遗音》三卷。
其次，将现存杨抡《太古遗音》的不同版本，参考他人研究成果，把5个版本记录归纳如下：
版本一为《真传正宗琴谱》，明万历原刊白棉纸刻印本,分为正续两集。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全书实分正、续两集。正集称为“太古遗音”，不分卷数。卷首有己丑(1589年)近世李文芳序，序后有南阳李柱史赠句及杨抡小像，后为论琴及曲谱，共收34首琴歌(有词之琴曲)。谱后又有吕兰谷跋。续集称为“伯牙心法”，不分卷数，共收《高山》、《流水》等7首，均为无词的纯器乐琴曲。
版本二为《杨抡太古遗音》和《伯牙心法》两本琴谱集，此为最常见的一种版本。其中，《杨抡太古遗音》较《真传正宗琴谱》的正集“太古遗音”多出“上古琴论”、“五音统论”、“礼乐序”、“抚琴转弦歌”、“琴面图”、“杨抡像”、“左右手指讳号图”、“手势”、“上古琴样”、“宫意考”等10项内容，而《伯牙心法》则较版本一的续集“伯牙心法”多出《续琴序》及《梅花三弄》等22曲。
查阜西先生鉴于解题中出现多位传谱者及校谱者，均为杨抡同时代的琴人，非版本一杨抡一人编辑而成；以及版本二中“周桐庵”替换了“李泗泉”。他认为，这似乎是明代晚期几位琴人将其各所习琴曲，校正改编而合集之编印本，或为万历年间的书商利用原版剔刻增补而成。
版本三是《琴谱合璧》，万历乙酉年木刻竹纸金镶玉印本。有金陵杨抡辑、古吴李嘉遇梓。《太古遗音》四册，含29首；《伯牙心法》二册，含28首，合计共57首有词或无词的古琴谱。首册中写有序言、杨抡绣像、上古琴论、40个琴图、9个指法图、五音意考及三首琴曲。末册有琴跋。
版本四是《钦定四库全书》中《琴谱合璧》十八卷，清代和素翻译的满汉文本,其中《太古遗音》和《伯牙心法》独立成册。2013年和2016年，中国书店据文津阁和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琴谱合璧》，又按原版色彩、装帧形式影印出版了一函九册十八卷的《琴谱合璧》。
有人认为，版本四依据版本二《杨抡太古遗音》和《伯牙心法》翻译而成。《钦定四库全书》将此琴谱集的名称未加考证就列入存目，使后世误认杨抡《太古遗音》是现存最早的以“太古遗音”命名的琴谱集。这也就是笔者上文首先要交待撇清的原因。
版本五为《琴谱合璧》清代书商或琴人刻印本。此本参照版本三并删除满文，书缝有“通俗小说”一语。
由上可知，杨抡辑琴谱一部，是从《真传正宗琴谱》(又名《太古遗音》)，到《杨抡太古遗音》《伯牙心法》，再到《琴谱合璧》版本的流传过程。
说起来，杨抡仕途官至光禄寺少卿，因出使琉球册封中山王之事，被“里人称之为‘杨封王’”，是云南自郑和、萧崇后，第三位外交大使级历史人物，然而，清代云南及鹤庆地方志均无《杨抡传》，当代新编《鹤庆县志》中也未立《杨抡传》。
论杨抡对古琴音乐的贡献。作为晚明著名琴家，琴歌派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琴歌传统，实践着琴乐雅俗文化的交融。如同现当代成公亮、李祥霆等琴学家的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他的《太古遗音》《伯牙心法》琴谱，经过四百二十余年还在刊印，足以说明他对琴学的贡献，然而杨抡在几本中国音乐史书中均书上无名，个别通俗古琴读物上，也只是寥寥几笔。可见，学界对他的认识还很肤浅。
正如杨抡在《鹤浦自述》中写道：“愚朴为性，道义为心。不屑不洁，寡过未能。放情物外，雅志山林。何心闻达，宠辱无惊。一生事业，尽在丝桐。”
他仕途为官也好，操琴著述也罢，都秉持“愚朴为性”，怀有“道义为心”，“不屑不洁，孤寡未能”，为官失意，便断念于功名利禄，转身放情于自然山水，献身于丝桐之间。其一生嗜琴，潜心著述，为琴而痴。杨抡与他的古琴情愫，体现着那个时代文人的气节与理想。(张雅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