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重构地球——我们这代人的登月行动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有非常挑战的世界，为了应对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巨大的不合常规的想法。这个所谓的巨大不合常规的想法，就是‘登月行动’，因为要想登上月亮，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有想象力。”
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我对腾讯首席探索官网大为（David Wallerstein）先生最深刻的印象来自2017年的腾讯WE大会，当时他演讲时打出一张PPT，呼吁我们要有行星层面的视角（Planetary Scale Perspective，PSP）。因为我们都希望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会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但很难去实时关注我们生活的整个星球。
这让我想起我其时正在研究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把人类出现之前的历史，划定为“地质圈”与“生物圈”的影响范围。它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地球上没有人的痕迹，宇宙一直是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而逐渐进化。然而，地球的演化，最终推动了人类的萌发。此后，人类生成，“意识兴起”，为此德日进发明一个词：“人类化”，意即地球上的所有现象，都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经过几十万年的“人类化”影响，如今的地球表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人类智力活动产生的“智慧圈”。“地质圈”、“生物圈”、“智慧圈”，一层一层地进化，呈现出一个壮观的“人的现象”。德日进率先广泛地阐述了这种有机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扩充的精神层面。1945年，他描述了即将到来的人类“星球化”，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化”加速的下一个阶段。
从1945年到2017年，70年过去，却还是只有如此之少的人认识到，在“星球化”的条件下，人类多么需要发展行星层面的视角。“很少的”这个词，英文写作“FEW”，如果把它看成一个缩略词FEW，那就是David这些年不遗余力地向世人传达的三种资源的稀缺性，分别是食物（Food）、能源（Energy）和水（Water）。
他为此写了一本书《重构地球》，引证联合国有关2050年全球将达到100亿人口的数字，指出地球如何养活这么多人口将成为一个绝大的挑战：我们面临“FEW”困境，也即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正在走向枯竭。
重构地球：AI FOR FEW
网大为（David Wallerstein）
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全球将达到100亿人口。对地球来说，养活100亿人口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类将面临“FEW”困境。
在这本新书中，作者提出，面对困境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用人工智能（AI）技术为地球“重新编程”，重构地球。本书不仅包含跨学科的最新研究，而且有前沿科技领域的鲜活案例。
这本书的英文名叫“AI FOR FEW”，显示David总结的走出困境的方法，是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地球“重新编程”。我对人工智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因为在我看来，FEW只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的一个表现，我们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s）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自身就是困境的可能来源之一，和全面核战争、气候变暖、病毒流行等等一样，其有害后果有可能消除地球上诞生的智慧生命，或是永久性地、大幅度地缩减智慧生命的潜力。
不过我并不想在此和David争论人工智能的利与弊，而只是想说，在呼吁人类发展行星层面的视角方面，我们是高度一致的。用David的话来讲，我们都发现，“地球上的很多事情其实没人管，也很少有人从全球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然而，它们却事关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和每一个人。
地球命运“倒计时”
德日进的“人类化”概念，今天被一个人们更熟悉的词所取代：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
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认为，1610年前后，人类开始主宰地球，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作物和物种在该年发生了不可逆的转移，这种转移又肇始于1492年欧洲人到达美洲，开拓了全球贸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物种转移到新的大洲或大洋，并导致地球的全面调整。除了物种改变，大气构成也发生显著变化：大气二氧化碳在1610年明显下降，这体现在南极冰芯中。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美洲新大陆向欧洲输送农产品和煤炭的易得性是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工业革命后来又进一步推动全球环境变化的浪潮。地球同步低温时代终结，从此开始了全球性的长期变暖。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荷兰大气科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和美国生物学家尤金·F.施特默（Eugene F. Stoermer）把人类主宰地球的时期称为“人类世”。所谓人类世的意思是，人类自身就是一种地质力量，就像陨星撞击一样，可以改变整个地球。人类世作为一种地质时期，从人类对地球地质和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开始，包括但不限于人为的气候变化。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人类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比水、风或者板块的位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还要大。
人类成为这样的力量的结果，是地球的命运产生了“倒计时”。这个比喻是记者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提出来的，他用调查报道的笔法，写了一部对地球的可持续未来持深刻怀疑态度的力作《倒计时：地球未来最后和最好的希望？》（Countdown:Our Last, Best Hope for a Future on Earth?），我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韦斯曼旅行20余个国家，遍访各路科学家、普通人和政策制定者，询问一个对于地球来说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在不致使这个星球倾覆的情况下，地球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地球的生态系统要保持多么强劲，才能保障我们的持续生存？我们能明白有哪些物种对人类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吗？我们如何才能设计一个不依靠无止境的增长也能实现真正繁荣的经济？
在阅读《重构地球》时，我不断想到韦斯曼。他的前一本畅销书《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假如有一天，人类突然间都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韦斯曼得出结论：“就像是切尔诺贝利周边地区，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燃料泄露，释出大量放射性蒸汽云。方圆30公里内，从此没有人居住，只留下茂密的森林，成了小鸟、梅花鹿、野猪和麋鹿的栖息地和家园。”
听起来很诱人？韦斯曼开始撰写《倒计时》时也有同样感受。他认为，减少人口这个想法很棒，自从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在环境破坏的道路上，为什么不让世界恢复洁净，让地球自我疗伤？然而，从和韦斯曼的交谈中我发现，一段时间后，韦斯曼对人类的态度又软化了。他想到人类已经创造出的美好事物，比如建筑和诗歌。慢慢地，他的观点变得折中：签订一个全球性的、自愿的合约，限制每对人类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他说，这将把本世纪末的人口总数限制在16亿，大概是1900年人口的水平。那时人类可能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我直言不讳地笑话他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相比之下，David作为一位互联网人士，倒显得更为现实。他承认，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构思了很多主意和方案，但地球生态还是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哪颗铆钉是最后一颗？
我在翻译时，读到韦斯曼在书中引用的美国生态学家艾里奇夫妇（Paul R.Ehrlich and Anne H. Ehrlich）所讲的一个寓言故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有位旅客注意到一个机修工正从他将要乘坐的飞机机翼上敲出铆钉。机修工解释说航空公司将因此获得一大笔钱。同时，机修工也向这位震惊的旅客保证，飞机上有上千铆钉，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一阵子了，也没见飞机掉下来。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寓言的重点在于，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究竟敲掉哪一颗铆钉，才会是导致飞机失事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对于乘客而言，哪怕敲掉一颗铆钉都是疯狂的行为。然而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在事关地球命运的大问题上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了：艾里奇夫妇严正指出，在地球这艘大型宇宙船上，人类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一颗颗的“铆钉”：“生态学家并不能预言失去一个物种的结果，正如乘客无法估计飞机失去一颗铆钉会有什么后果一样。”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8年10月30日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8》显示，从1970年到2014年这44年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消亡了60%。最近数十年，地球物种消失的速度是数百年前的100到1000倍。报告指出，人类活动直接构成了对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
人口生态学家经常提到“荷兰谬误”（Netherlands Fallacy）：人口密集、填海生存的荷兰拥有极高的生活标准，但并不能由此证明人类可以在基本上非天然的人工环境中健康发展。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荷兰人需要的也是一整套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东西；只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金钱从别处购买那些东西。
换言之，所有“高级”的、“文明”的欧洲人对这个星球的依赖度，其实跟相当原始的菲律宾的渔民或是亚马逊的狩猎/采集者没什么两样。事实上，维持欧洲人高生活水准的资源，来自于遥远的地方，远到欧洲人无法看到。他们使用欧元能够买到所有的进口物品，并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他们忘记了，富国所以能够飞得更高，是因为借助了与其相距遥远的国家的翅膀，而后面这些国家，似乎还拥有足够多的“铆钉”。
然而，如今这些国家里的人们正在把铆钉更快地敲掉。决定究竟哪一颗铆钉比另一颗更重要，就像是在全球生物系统里玩俄罗斯轮盘大赌博。没有人知道，哪一种生物，或者多少种生物，是维持地球最低限度生态系统所必需的。
在英国科学家提出1610年“人类世”论证之前，1964年曾经被认为是人类开始对地球的地质状况造成持久影响的年份，因为那一年代的核试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放射性沉积物。尽管我们很幸运地还没有被核爆能力根本上地改变地球功能的诸多方面，但我们拥有毁灭地球的能力这一点，早已经毋庸置疑了。
同样在那个年代，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那么远，可以转身拍摄一张有关自己星球的照片。“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比尔·安德斯（Bill Anders）拍摄了一张题为《地升》（Earthrise）的地球照片，地球从月球的地平线（月平线？）上冉冉升起，与周围的暗黑空洞相比是如此的鲜活明亮。
突然，人类意识到我们的地球原来如此珍贵、如此独特，以至于韦斯曼认为，这张照片点燃了一场大众环境运动。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Carson）在彼时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联合国则宣布了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地球，突然开始占据人类的头脑，仿佛我们从司空见惯中忽然警醒过来一样。
可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究竟把地球倒计时的时针往回拨了几许呢？似乎很多事情指向相反的方向：大气在持续变坏，主要的食品源被置于生物工程项目之中，人口炸弹的引信并未拆除……恐怕就是这些，让韦斯曼在原书的副标题“地球未来最后和最好的希望”的后面，加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这一代人的登月行动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把自己生存的星球变成一个大赌局的？我们又能不能够把人类开启的这些全球变化，引向不至于挖掉我们站立的基础的方向？韦斯曼的语气急迫、恳切、不乏悲观，然后又怀有深厚的希望。与韦斯曼相比，David显然更具一种对技术的潜力的深厚期待。他多次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登月行动是什么？
这当然是个隐喻，指的是像登上月球一样宏大的目标和围绕这个目标所做的各种努力。对这一问题他问自答：就是要在地球上为人类建立坚韧的架构，重新塑造我们的星球，让人们以一种更智能的方式进行各种日常活动，以免让太空中那颗独特的“淡蓝色星球”不至于陷入危险。如果我们找到了重构地球之路，不仅可以用一种可持续数千年的方法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还可以满足大量别的物种的需求。
说起登月，我想起那也是管理大师加里·哈默（Gary Hamel）喜欢的隐喻。他这些年在做一个管理创新交换所（Management Innovatione X change），主张对管理进行黑客式的突破。他来访中国的时候，我和他请教：你为什么不做管理大师了，而要去做一个那样的exchange？哈默给我的答复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有非常挑战的世界，为了应对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巨大的不合常规的想法。这个所谓的巨大不合常规的想法，就是“登月行动”，因为要想登上月亮，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有想象力。
David是个用AI重构地球的身体力行者，尽管我可以和他争论技术的前景，但我欣赏他那种突破性的思维，那些完全不合常态的想法。正如哈默所说，“将人类束缚在地球上的，并不是地球的引力，而是因为人类缺乏创新”。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现在，我们都身处地球号太空船内，如果我们不能够具有同一艘船的伙伴意识，那么恐怕无论什么希望，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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