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40多岁老来得子,小妾生下亲儿后,他是如何对待继子?

古人十分重视家族的“传宗接代”,特别是贵族大家,子嗣传承更是恪守传统,哪怕是新办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也没能逃过“子嗣”两个字,李鸿章一生有4房妻妾,然而子嗣却不多。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已经40岁,膝下还是没有儿子,六弟李昭庆就将仅7岁的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或许是沾了李经方的福分,三年之后,四十二岁的李鸿章得了第一个亲生儿子,也就是李经述,十来年后,又得了小儿子李经迈。

李鸿章的这三个儿子,老大是过继来的;老二是赵夫人所生,嫡出;老三是小妾莫氏所生,庶出。论在家族里的地位,嫡出的李经述实质上还是居在经字辈的首席,只可惜李经述只有些文人的小才情,没有李鸿章的雄才大略,一辈子都在读闲书,长期韬光养晦到后来,人基本上废了,李鸿章签完《辛丑条约》,在京城贤良寺忧愤而死后,没多久他也跟着去了,最终只得个“天下第一等孝子”的名号。不过,李鸿章侯爷的爵位,还是由他这一支继承的,嫡长子还是嫡长子。

老三李经迈也是李鸿章亲生,但因为是庶出,他在家族内的地位实际最低,李氏家谱上甚至没有他的功名记载,他仅有的一些头衔都是朝廷看在李鸿章面上赏赐的。

但比起嫡出的哥哥李经述,李经迈还是有他强过一头的地方。按李鸿章的安排,李经迈做外交官平淡无奇,但做生意却是一把绝对好手。李家分家时,李经迈这一支因为是庶出,受尽欺负,分到手的财产多是一些不值钱的股票,但李经迈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那些不值钱的股票一经他手,没几年就变废为宝,价值连城了。

大概是因为在家族里不受待见,李经迈一生怨气很重,跟李家人也不亲近,以至于后来去了美国,干脆跟李家断了联系,李家续家谱,都没法把他这一支的后来人续上。

讲嫡出的老二、庶出的老三,多少能看出李家豪门的一些影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对过继来的长子李经方不好,事实上,李鸿章对李经方很看重,而李经方也还算争气,一直在家族内充当李鸿章左膀右臂的角色。

然而,也有一些人说,给李鸿章当儿子,李经方也未见的就是幸运儿,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活在李鸿章的阴影下,虽然不缺钱财,但心境却也是一辈子阴郁。因而可以说,李鸿章对李经方,要他承担的长子责任多过给予他的爱惜。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书读得不错,很早就进身成了府学廪生、候选郎中。1882年,李经方在江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三十八名,从而成为地方官候选人才,先后被任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等官职。

按照这个趋势,如果李鸿章用力栽培扶持,有朝一日,李经方成为手握实权或者占据肥差的朝廷大吏,应该不难。但李鸿章对待自己的几个儿子,却始终不做官场聪明人。他一不让儿子朝实权大吏的路子上走,二不让儿子染指洋务肥缺,偏偏让几个儿子都去做外交官。

晚清时候,外交官是危途,乡人见了会骂洋奴、洋鬼子,顽固派更会经常找茬,动辄以“卖国贼”相讥。

但李鸿章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将几个儿子统统拉上了这条吃力不讨好的“贼船”,其中尤以李经方为最。

李经方中举后,李鸿章几乎没让他在地方官任上历练,直接将他留在了北洋大臣衙门,见习外交事宜。光绪十二年,李经方正式开始办外交,先是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赴英,担任参赞。四年后,又以候补道出任驻日公使。到1884年甲午之役前,他已经有了六七年外交官的资历。

甲午之役是李鸿章一生最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也是李经方的。

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一同前往的李经方想有所作为,多次要据理力争,但都被李鸿章制止了。

见没法直接出头,李经方转而旁敲侧击,据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李经方为了影响李鸿章,多次叫随员将各自的见解写成简略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李鸿章决策参考,但李鸿章始终不理会那些激进的主张,在谈判桌下将李经方压制得死死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经方的处境跟李鸿章一样悲惨,作为李鸿章的儿子,类似交割台湾这类背负卖国骂名的善后工作必须由他出面去做。

李鸿章不忍,曾力请光绪收回成命,但光绪的逻辑很简单,很粗暴,这样的黑锅,子替父背,天经地义,于是李鸿章不仅遭到了拒绝,而且被严加申饬了一通。

就这样,李经方背上了“割台大臣”的骂名,一辈子抬不起头。

但抬不起头,并不意味着李经方从此死了心,李鸿章也不愿看着他一直背负骂名,于是在甲午战败后的1896年,李鸿章在奉旨出访欧美时,再次将李经方提携出来。

大概也是感觉李经方的名誉已经有些败坏了,加之此时的清廷不想给予李鸿章过于隆重的恩典,所以李鸿章计划出访时,清廷起初只允许李家嫡子李经述陪伴左右,照顾饮食起居。但李鸿章却在出访前提出,李经方熟悉外交事务,应该一同前往。

对于李鸿章此项要求,朝中大佬李鸿藻看不惯,站出来讥讽李鸿章索要的恩典太多,李鸿章不惜怒怼李鸿藻,这才为李经方争取到这一露脸的机会。

为此,时人有评价,就事论事,李经方在李鸿章心目中要强过李经述,过继来的儿子是李鸿章的实用长子。

1896年的出访,着实让李鸿章在欧美风光了一把,李经方跟着沾光,也拂去了一些阴霾,但也仅此而已。

李经方最后一次在历史舞台上显出身影,是在1900庚子之变后。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滞留上海时,李经方多次怂恿李鸿章不要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应该拥威自立。

由此可见,李经方不是懦弱无主张之人,这么许多年,他之所以不得志,多是因为李鸿章在有些地方不敢为,只让他办事,不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

这一次依旧不例外,李鸿章一泡老尿又将李经方的野心浇灭了,但这一次李鸿章没有叫李经方跟他一同进京,再背卖国骂名,而是将他留在了上海,专门跟俄国人斡旋。

然而,此后的李经方再没有先前的劲头了,在上海滩,他只敷衍,不用心,任凭李鸿章以一当十一,在京城中跟洋人斡旋。

《辛丑条约》签订,李鸿章死后,李经方只勉强参与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

1907年,李经方重回老本行,当了一任驻英公使。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昔日所有的野心与抱负也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

作为李鸿章的实用长子,李经方在所谓的气节上还是可圈可点的。民国初年,他在上海滩当寓公,不食周粟;北伐胜利后,他被坑爹的儿子逼到大连,虽然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但保持了晚节。

1935年,李经方刚过完八十大寿,没多久就死了。

他这一生,因其父得官,又因其父压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老李的办事工具;但仅就富贵而言,给李鸿章当儿子,他还是赚了不少,除了原配刘秉章的两个女儿外,他还有五房侧室以及两房洋太太,这俩洋太太都是他当驻外公使时的秘书,一个是英文秘书,一个是法文秘书,名副其实的妻妾成群。

此外,李鸿章的家产他也分了不少,加之又利用李鸿章的官场人脉资源大做房地产生意,倒卖古董,一辈子巨有钱,死后留下的遗产也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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