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往事 | 一份遗书

作者： 自在佛（网名），主人公：张元吉

编者注：因遗书作者曾在孝义工作过，即：“1944年3月在山西省孝义县参加反动第38兵站支部工作，于1944年3月到1945年5月，充当士兵在该部经理室专门缮写文件（驻孝义县）”，故将此文转载于“天下孝义人”订阅号。

在几年前，作者无意中捡到这么一份遗书：遗书总共七页，第一页是信纸，具体内容好像是张元吉写于庚午年，也就是1960年。看内容的口气，可能是写给一个叫张可的后人，其中提到张元吉的三个侄儿和张可摄影照片，张可具体是不是张元吉儿子，凭这么一份遗书无法考证，总之是他后人。后面六页是草纸，是张元吉于1960年的时候写的，标题写的是自传，但内容好像是有悔过的成分。我怀疑，是不是张元吉在当时受批斗、处分的环境下写的呢？（编者注：可能是肃反运动，即于1955年-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

我一直很相信机缘，因此，当时捡到也没有细看就装起来了，不管怎么说，既然我捡到了，就说明我和张元吉，我和这份遗书有一定的机缘。后来就不知道放哪了，一直找不见。今年搬家的时候，在书柜里翻出来了这份遗书，我当时就有一种想法，决定让这份遗书面世。也不知道这份遗书是他这个后人丢掉的，还是这个后人根本没有见到这份遗书就丢了，反正是落在我手里了，还好，张元吉在这份遗书上没有提及到什么遗产。

我就将这份遗书发表在我博客里，希望张元吉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吧。由于附后的六页草纸时间比较久长，距今天也有十七八年了，保存完整性差些，里面很多地方的字都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难免有的地方发生笔误，还望张元吉及张元吉后人能够谅解。

遗    书

字谕张可

庚午年春，祖病加剧。恐旦暮死，而汝不知家事来历。

吾原籍山西阳城县（城南）壁头村人，早丧父母。吾上有二兄，下有一弟，家境贫寒，各自分居。

1944年3月，因避乱世，潜行至晋西大宁县下吉亭村投友。当时为了就食，寄寓兵站，投笔从戎。后来转站到山西大同。1949年5月，因机变化，遂来至呼和浩特安居落户。当时生活无着，以劳动维持。后谕1952年秋，加入市装卸公司至1977年12月退休。在此25年中间，风风雨雨、受尽威胁，这里有当时的一份底稿（附后），你一看就知经过。

1987年正月，我家侄张天命、张建才、张天德三人来呼看我，当时与你摄有合影，可以查看。

我自离乡后，从没有回过家乡。九泉之下含冤而去。

山不转路转，以后汝倘有机，路过山西阳城时，务必到壁头村省问，使乡亲们知我张某有其后人，是祖之望也。（附底稿一份）

张元吉自传

前   言：

我之一生，不善于说话，在人群中，不说话，还清醒，一开口，就说不将来，往往把好事，也能弄成坏事，因此就闹成个在会场上永不发言，知道的说这个人不好说话，不知道的就弄不清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这种作风在今天，的确是要不得，我自己也深痛恨我自己。

在这次运动中，我认为是适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在内心上要协助领导搞好这一运动，为此，首先将我的历史与思想重新向党交代一下：

一、家庭出身：

我叫张元吉，原名张元土，别名继衡，又名炳衡。（后注）生于1917年3月7日，现年43岁，原籍山西省阳城县壁头村人（城南巨城13里）。我父亲叫张小润（已故），从小就是农民，生我兄弟四人，大哥叫有土，二哥叫磊土，我名元土，四弟宽土，仅有土地20余亩是个贫农家庭。

二、历史罪恶：

1、1925年（我8岁）至1932年在本村小学念书及放牛种地（即春冬两季念书，夏秋两季放牛及在田地生产）。

2、1933年至1935年随父在田地生产。

3、1935年3月因家庭生活困难，我父亲给我找到山西沁水县东川村住中医药铺学徒，后因药铺歇业于1936年回家。

4、1936年8月至1944年2月总括的说来是在家田地生产，其中间段在村里做过些事情特分析如下：

（1）1937年3月至1938年2月在本村任过队长一年，其一切事均由我父代办，目的事躲避兵役。

（2）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我父亲找人把我安插在止芹偏村村公所任书记。按当时我的文化本不能担任，而且对社会上事理不明。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躲避兵役和差役。后进入5月我突患伤寒病回家，即将居家传染不数日，我父母染病先后双亡。

（3）1941年3元在后礼村公所代过书记3个月，后因村长更换我即离开回家在田地生产。

（4）1942年3月又在河北口村住中医药铺，于同年12月因歇业离开。

（5）1943年5月到1944年2月担任村农会主任，后告辞推卸。

5、1944年3月在山西省孝义县参加反动第38兵站支部工作，于1949年5月在大同解放后脱离，其中经过如下：

（1）1944年3月到1945年5月，充当士兵在该部经理室专门缮写文件（驻孝义县）。

（2）1945年5月到同年11月，充任二等军需佐经理员（即中尉），办理本部经、临、道费、各项预计、计算报销事宜（驻山西忻县）。

（3）1945年11月道1949年5月充任一等军需佐经理员（即上尉），仍办理前项事宜（驻山西大同）。

（4）在大同临解放前一个小时还被编为三等军需正经理员（即少校）。

6、1949年5月大同解放后，在家主了一个多月，于7月间即来到呼市谋求生活，先则担挑走武川经商，继则在本市做工打粮。于1952年5月曾到安北县三湖河控渠，后于同年7月回来，后于8月来在装卸队工作。

7、名字说明：我原名叫张元土，后来我父亲安宗族排列起名叫张继衡。在兵站充当士兵时，因不能越开中尉，管人事的将“继”字改为“炳”字。后在大同临解放时，都开身份证，我有意识的写成我的乳名张元土，不料填写的人误将“土”字写成了“吉”字，来呼市凭身份证上户口，因此就一直署名为张元吉，特此说明。

8、补充说明：我为什么离开了家乡？这里需要说明。1943年5月间，我县的政局城内是日寇盘踞，南山驻扎我军（即前八路军），我村处在交叉区，那时候的村公所是游击。村长史永志，是外村人担任着，品行不好。存农会主任在群众中信誉也不好，经上级同意和本村人推我为农会主任。正在这个时期，夏季公粮小麦突征在即，村长在收小麦时秤上要有舞弊，经群众发觉务要弄个分明。当时我将原情依实汇报区上，而区长不同端底，过了几天当中在突征公粮发奖大会上宣布归罪于农会干部等人身上，反责备违抗公粮等等。从此以后村长对我时有隔阂。在秋征期间，一日黎明，敌人突然出发至村，将我俘去在押半个多月，曾受过多少责难。后经我兄和亲友在各方乞求，花了三百多元鬼票，才将我营救出来。回家后已将食粮东西变卖一空，不料又病了多日。此后，村长安的唆使其他人在两头说谎，说我有通敌嫌疑，待有人传说给我，吓得我日夜不安。当时，我负深冤难以弄清，自己胆小又不敢上诉，加以家庭生活困难、度日无粮，在此情况下，我才决意离乡。后来，史村长他调，又派来一位张村长，我才向张村长告辞推卸农会责任，离开了家乡。

9、为什么就到了山西孝义呢？我县城内有一个叫吴光府的，日寇进攻后他家居避难住在我村，他在1943年到了孝义。我是其朋友我是经过其母亲的引念，于1944年3月间到达了山西孝义。在初到孝义时，心想凡关公家事誓死不干，一心蜕变为商，研究重要医学。不想反动派的穷寇那有商业，不喜事，不遂心。当时因离家在外，日过一日，吃饭问题无着，无奈何，经吴介绍到兵站写字。

10、认清了自己的罪恶：我当初认识不够，我只知痛恨日本鬼子，对国内之敌人没有政治认识，为了个人吃饭问题，就参加了反动组织，同时受反动统制的文化宣传，又   到革命陈  的好处，因此就跟着干了5年反人民的事情。知道解放后，我才深深认识到，我是社会的罪人，我做的时反人民的事情，独自思想无法弥补。不管怎样说，我自己认识到我时有罪的人。

11、社会关系：在呼市的，有以前在兵站的一个叫郝安仁，他现在时三轮工人。一个叫张金得，他以前是在本市工商联合会工作。其他的在旧社会做事的人我没有认识的。在大同的，有我一个内兄叫咎世和，他现在在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当会计。除此外，我无其他关系。

三、思想转变过程：

在出解放时，我无正式职业，吃饭生活已成问题。那时候，我抱的态度就是自食其力，以劳动来谋求生活。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运动、号召，我毫不过问，那时候我的思想可真是落后极了。几年来党的宽大政策教育下，我得思想不断的逐步提高。我自1952年8月参加我公司以来，在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前在临时队担任队长，时曾获得各厂方无数的满意（今天干完活明天还要求我们去）及上级的爱戴。自编入装卸队后，上级对我的爱时无微不至的，使我在内心上深受感动，承蒙上级厚爱，将我调车股室内工作，我是深深体会到的。今后我不论在那里工作，我要老老实实地干下去，完成党和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来回报党给我的关怀。

四、把心交给党做好今后的工作：

党对我的关怀，我是深深体会到的，我虽然没有说话能力，但是我有我的总主意，我要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党指向那里我走向那里。要于一切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而言之，我所说的，只有看我今后的行动而美。

196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