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壶济世之回归中医
“回归中医”与“守正创新”是两个互相关联的策略，这与中医一百年的发展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所迷失，必须回归
西风东渐，方文化碰撞，西方工业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让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文化备受冲击。医随国运，中医由于重视“有无相生”的生成条件与关系，而不善于研究细微结构，而与西方医学长于解剖结构形成鲜明对比。
1830年，王清任出版《医林改错》，以解剖为标准，造成了中医自信心的失落，开始了百年磨难，逐渐被边缘化了。
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高级人才，中医的硕士、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等职称系列齐全，有很多成果。然而，透过 “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不难看到中医界内部用西医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自我甘居从属地位的人不在少数；中医经典不被重视，历代中医名著很少有人阅读，中医学术萎缩，中医信仰危机让人担忧；中医博士不会看病，中医专家不再摸脉，中医院不姓中等一系列本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背后，反映了现实问题的严重程度。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面对“泡沫中医”的严峻现实，向中医界发出的召唤，呼吁青年中医学经典，做临床，能中不西，先中后西，“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发展中医学术。
如何看待中医，事关战略
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为我所写的《回归中医》作序说：“回顾近百年中医药事业的历程，可谓几度沉浮，困惑迷茫。早在1950年先师章次公先生曾慨然指出：‘医至今日，式微已甚。’嗣后，党和政府对振兴中医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有所改观，但在学术上的困惑，殊难在短时间内扭转。章氏对改进中医的意见，今日观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卫生部中医顾问章次公先生，当年提出“故居今之世，而欲求改进中医，首望恢复辨证用药之精神，再以现代诊断方法，以济其不足，发皇中医药，其庶几焉。”他申明大意说：“次公敢郑重为同仁告：昨日今朝，岂可等量齐观？世界事物，无一刹那静止不变者；昨日之事，已成过去，吾可不问也；明日之事，方在未来，吾亦不遑计及也；吾之汲汲焉、惶惶焉者，惟今日而已。治学做人，一以贯之，岂但治病为然？而非邃于医而深于理者，恐其闻之而骇且惑也。”看来，章先生所重视的一是辨证论治，一是衷中参西，或叫衷中纳西，是两大法门。
朱良春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一切应当面对现实，辨证必须精细周详，见微知著；施治更应药随证变，切中肯綮，方得个中三味。然综观当今之医，系统、正确运用四诊八纲，辨证论治者已不多见，常以生化声光检测为依据，按病选药，套方成药，应手而出；至于望神察色，详询切脉，形式而已；更有甚者，率以西药施治，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盖此等中医对辨证论治，日趋淡化，已不姓中，中医院亦已成综合医院矣，令人浩叹！如何扭转现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采取多种措施，但愿能力挽颓势，重振中医雄风，则幸甚矣！我认为诸多具体措施，如聘名师，带高徒，培养优秀中医人才，提倡读经典、多临床等等，固属必要，但更为重要者，乃是如何大力厘清思路，树立自强、自信的信心，才能安下心来，冷静思考，埋头去干。”
邓铁涛教授、朱良春先生想在了一起，说到了一处，提出了振兴中医的基本策略，值得我们重视，更值得我们躬身实践，始于足下。
回归中医，首重复苏自主意识
邓铁涛先生说：“中医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医学，是我国的主流医学之一，是以人为本的医学”。然而，在近代以来，用解剖评价中医的脏象学说，并以此“汇通”西医知识，不仅“汇而不通”，中医学的指导理论阴阳、五行，也被打入玄学、迷信的行列，出现了“废医存药”的局面。
“中医科学化”一直是很时髦的口号，是中医不保守、不甘落后的一种姿态。但是，普遍认为中医不具备科学素养，没有研究的资格，而只有等待研究的义务。用西医来研究中医，改造中医大行其道，这种“废医存药”的做法，在今天仍然还有很大的市场。
但是，对中医的阴阳本质、气血本质、脏腑本质、证本质的研究，虽然花了不少心血，也在不同的指标上，说明了其有“客观”依据，但是，仍然不能完全揭示其本质特征。
控制论、系统论、黑箱理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反馈机理、复杂科学等等，所有的新学说都在中医学里找到了自己的依据；微量元素、氧自由基、免疫监控等所有医学新进展，都能与中医扯上缘分，中医辨证治疗都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善，可以见到一定的疗效。卫星上天、海员下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艾滋病发作等等，古人从没有见过的疾病，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去治疗，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疗效。
由此，我们必须再做思考：中医难道只是“传统医学”？不是现代医学、未来医学吗？
我们必须对于过去的工作做一个总的盘点，只有认清了现在，才能正确应对未来。
回归中医，尊重中医自身规律
用什么指导中医的临床实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按照西医的疾病观、西医的检查指标指导中医临床用药，还是使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寒热虚实、六经八纲理论指导中医的临床实践？是中医为主，还是西医为主，或者中医西医理论掺杂在一起指导？如何处理中医与西医理论指导的关系，我们是否已经清晰而坚定？我们的依据在哪里？需要明确地回答，而不是含混不清地“跟着感觉走”。
中医学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其认识疾病、治疗疾病、评价疗效，依据的都是证候。证候里尽管有症状与体征的区别，但都是通过四诊可以认识的，“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的“客观体征”。
病理病灶的肝炎、肾炎、肺炎、心脏病，甚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肾小球弥漫增生性肾炎等等都是宏观的改变，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各种病理病灶的形成，都是先由“分子机制”的改变，多种分子物质互相作用，逐步引发“级联反应”，肌体组织原有的状态与平衡被打破，“恶性循环”逐步升级，才能形成病灶。进行各种检查报告，忽视人体的主观感觉，不重视“内在卫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就会丢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再加上“市场医学”弊端的暴露，造成慢病高发难治，费用高昂难付，化学制药滥用成灾的世界难题，需要中医智慧解决。
临床上可以见到只有病灶而没有证候的患者，更多的是只有证候而没有病灶。当病灶与证候同时存在的时候，也不是病灶决定证候的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病证而各不同”。所以，证候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医的临床优势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只有证候而没有病灶的病人，需要找中医治疗。这往往是“早期介入”的最佳时机，把疾病消灭于萌芽状态，是中医的长处所在。
中医的第二个临床优势是善于解决复杂问题。患者在“从头到脚”的精密仪器检查之后，许多老人成了“全毛病”，各个专家都可以“很有科学依据”地开出来一堆药，按照各个“局部最佳”开出来的一大堆药，如何吃？各种药物相互之间有何影响？谁也说不清楚，因为“靶点太多”的时候，就好象四面楚歌，难于下手，这是还原论方法学上的缺陷，难于弥补。现代科学或者只研究一种物质，或者研究二种属性之间的关系。至于三个要素之间如何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四五个要素之间如何和谐、平衡、动态变化？现代医学、科学还没有这样的成熟理论模型。
几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构想，而且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体系。中医既有气一元的构成论，也有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论，还有五行生克制化，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动态变化的复杂理论模型，它们使中医善于解决复杂问题，给了中医以强大的理论支撑，使中医可以把有关人体生命健康、疾病转归的因素都纳入进来，统筹兼顾，“一揽子解决”，在一个方剂里通盘考虑所有问题，动态地根据微观变化反应出来的证候，调整处方，理法方药紧密契合，丝丝入扣，取得理想效果，达到整体最佳状态，恢复健康，保持健康。
回归中医，就是要有中医自己的标准
对于中医应当学习什么，中医应当具备什么素质，中医如何使用中药，中医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中医如何进行治疗方法的创新，中医的疗效如何评价，中医的医疗事故如何鉴定、处理等等，都应当有符合中医特色的方法，可以在实践之中不断摸索、完善，而不能简单套用西医药的标准。西医药的标准中医可以参考、借鉴，可以做事后的说明工具，但是不能用西药的的标准评价、改造中医药，也不能做中医药临床实践的事前指导。
传统中医对于辨别药物，掌握药性的医药不分家；对于一专多能的针药一起用，内外妇儿大小方脉的横向贯通，都是我们今天加以禁止的。
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所有的“怀古”诗都是有感于现实而作一样，所有的复兴、回归，也都是历史盘旋地上升过程，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中医的回归更必须面对现实。中医与西医共同构成我国卫生体制的“一体两翼”，中医必须西医协作起来，共同发展。其实，中西医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学习，已经创造了很多临床奇迹。在现代西医打造的技术平台上，中医的表现更加优秀。现代科学的实证微观手段，使中医看得更加真切、细致；中华文化、中国古代哲学的宏观把握、动态调控，使中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太阳的回归，使大地万物有了生存的节律。回归中医，是在历史的大台上，更好地面对世界，面对现实社会，面对未来发展。既然认清了前进的道路，我们怎么能倒退而不大踏步地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