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摄:2020年2月1日,银川这座城


能对这个红会说什么呢?

其实,从汶川那场灾难过去之后,就不再给这些组织捐款了。每年会在水滴筹上,给熟悉的朋友的亲戚或是朋友捐一些,也就100元,200元的,杯水车薪,再发动大家捐一些。2019年,估摸着捐 大概两三千块钱吧。确实比不起向韩红这些大明星的。但是对她必须充满敬意!

疫情发生后,辛苦的肯定是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首先冲上去的就是这些人。想起某社区书记送给我的那个口罩,估计一生也忘不掉。还有老康,小杨,那么无私的把口罩免费赠送给我们这些记者,也有愧疚,抱着口罩站在街上等同事,三个警察看见我拿的口罩,几个私家车司机求着我卖几个口罩我则躲闪了。

没法选择,我的十几个在基层社区的同事也没有口罩的。

但还是愧疚到今天。或许以后,那些眼神,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疫情越来越严峻,同事依然坚持上班,凌晨还在发稿,一条接着一条。大家其实都想把最基层的那些平凡的人,不论是社区干部,保安,警察、法院干警,当然,还有医务工作者,清洁工、那些在街头无私把口罩赠送给市民的志愿者……不论你是不是党员,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对现状忧心忡忡者,应该从记者那些高大上的报道里,感受到那细微的人间之光,我们比动物的优势就是:能从混乱中,自我混乱,之后看到世界充满阳光,并且直面,即使如鲁迅先生说:直面惨谈的人生,人还是有真情的。

凌晨,还在报社的发稿群里和值班编辑沟通改稿件里的错字。隔着屏幕,能感受到大家的辛苦。

这种辛苦,不是领导给嘉奖的,也不是群众给送锦旗的,作为同事,我只能自己去触摸这种疲惫。




2月的第一天,报社通知说记者写的稿子太多,决定压缩。

接到通知,反而轻松了。

此中有深意:除非重要的报道,一般性的就不用再到现场了。还有就是从初一到今天,可以轻松了。不用再睡得那么晚,修图片,弄视频,可以稍微减轻下工作量。

能轻松吗?

发稿群,同事们的稿子还是一篇接着一篇,都跟打鸡血一样。

是的,我们也很羡慕澎湃新闻、新京报、红星新闻乃至财新这些大牌传媒的同事,早在疫情产生初期就到了武汉。

其实没什么豪言壮语,采访的第一天,我也曾嘀咕,戴着一次性口罩从贺兰出发,打车跑了两个社区。

或许,就连去世的父亲都不会想到,当年他这个笨口拙舌的,只会写写诗歌材料啥的儿子居然能当个什么记者。

父亲眼中的记者,初中时还老在我学习成绩不好给我几脚时说,你看咱们厂谁谁谁的儿子,成了中央的记者,市委书记见了他都让三分呢。

所以我记得父亲到临终前的那几个月,还对我从厂里出来,当个啥记者曾有一次对我咆哮不已。他觉得,我在厂里混个工会主席或是啥车间支部书记,就是很有出息了。

虽然,父亲很喜欢看报纸,刚搬到银川那会,每天我下班总要给他拿一堆报纸,他会坐在阳光里戴着老花镜慢慢地看。

或许,他是想从报纸里找到我的名字。

但我还是让父亲失望了。那时我在报社只要是从事编辑工作。除了报眉上那个责任编辑的名字,就没我什么事了。

再后来,父亲去世。我居然当了党报记者。

父亲也不会再看到我写的新闻了。



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当你想好好生活疫情来了。疫情来了,一位朋友的父亲去世了,一位朋友的公公去世了。因为疫情,也没有什么葬礼。就这么去了。

活着,自己待着,其实挺好了,不管是否焦虑。诗人海子说,珍贵的人间。

人间,真的很珍贵。

有时候觉得,和同事们一起采访,在疫情中,这种经历,也是多么珍贵。

这是2020年2月1日,银川这座城,中山南街的宁夏日报大厦周围,街道偶有戴口罩的行人匆匆而过。

城市无比的安静,真好,多年以后,回忆起这种场景,我们或许会说,这样的安静,竟然是如此珍贵,是的,我准备开始历经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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