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轰轰烈烈的打击鸦片走私行动，有哪些重要意义？
文｜郭晔旻
到了将近两个世纪以后，取大明而代之的清朝也赫然发现，自己面临与前明一样的“银荒”困境。只不过，“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毕竟，19世纪的海上商路并未受到阻碍——甚至外商不必经由马尼拉中介而可以在帝国的“天子南库”广州十三行直接与华商交易。
起初，既然泱泱天朝“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洋商自然只能拿硬通货——白银——来购买中国货物，比如茶叶。譬如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有5艘商船来华，共载白银582112两，货物只值13711两，白银占比居然占了97.7%。有人统计，从1760年到1833年，英国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3358万两，其中至少80%是用于支付购买的中国茶叶。
然而，当英国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在中国畅销的“商品”——鸦片——之后，原本不可能出问题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也出现了问题。随着完整的鸦片走私体系的建立，输入中国的鸦片成倍地增长：1827年前平均每年七千多箱，1830年到1834年平均每年两万多箱，在鸦片战争（1840）前的几年中平均每年达二万五千箱左右。英国人对此直言不讳，“鸦片、金属与制造品，是大不列颠对印度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手段，用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与蚕丝，并且使这贸易均衡。”随着海量白银为购买鸦片而流出海外，清朝在贸易中转为逆差。1830年，清朝在与英国的贸易中逆差高达805万银元，而当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就高达1222万银元！用哈佛大学高材生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的话说，“中国现在是把前几世纪中大部分由对外贸易得到的白银行将亏蚀掉了。”
鸦片不仅导致“瘾君子完全成了鸦片的奴隶，沉溺不可自拔，就像不能没有水和食物一样地离不了鸦片”，更造成（至少也是加剧了）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失。白银货币在国内市场流通变得日益稀缺，其结果便是又一次的“银荒”。清朝银钱并行，白银与铜钱之间没有统一的法定比价关系，1两白银兑制钱1000文的关系只是一纸具文，没有任何约束力。道光年间，白银对铜钱剧烈升值，至1838年银1两相当于钱1600文——相当于作为本位货币的白银相对铜钱升值60%。当时清朝国内的农工、手工业者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银贵钱贱”等于变相增税，使得百姓负担大为加重。结果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了清政府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眼看白银外流致使清政府本来已经拮据的财政变得更加困难，朝廷当然不能听之任之。早在道光初年，一些敏锐的清朝大臣就已经发现，国内的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终于，白银流失问题的严重程度甚至让道光皇帝本人察觉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禁烟”。打击鸦片走私贸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从根本上控制银根，遏制白银外流。然而，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作为固然可谓雷厉风行——却在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下最终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