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故乡行
去年中秋节，我们访问了丁玲的故乡。
小群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约20年前，她写过一本书《丁玲和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她去世已经30多年了，围绕她的争议至今没有止息。她的文学创作成就如何？她对延续至今的文学体制有什么影响？她的政治倾向到底是左还是右？如何看待她和毛泽东、周扬的恩怨情仇？她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如此等等，仍有说不尽的话题。小群只是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切入，采访了十几位历史当事人，对丁玲和文学体制的关系作了初步梳理。研究丁玲，自然会关注她的生平足迹。去年10月1日，好友文中秋夫妇知道小群的心愿，开车专程带我们走访了丁玲的故居。
丁玲是湖南临澧人。故居距县城约十公里。丁玲原姓蒋，名蒋冰之。蒋家本是当地大户。故居原址只存一堵墙。现在的建筑，系她的一个堂弟投资在原址重建，面积相当于原来蒋家大宅的五分之一。周围很大一片辟为丁玲故居景区，精心布局，归临澧县文化部门，有专门工作人员管理。丁玲生平陈列，有一些实物，以照片为主。不常见的丁玲与冯达合影，在这里也有展示。
说到照片，不禁想起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生前讲述的一段往事。
张凤珠说：文讲所成立初期，有一天，丁玲把我叫到她屋里，逯斐正在她那儿，可能是逯斐告诉她说，文讲所的礼堂里挂了四个人的像： 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丁玲问我：“你看到礼堂里的像没有？”我说：“看到了”。我毫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她说：“你回来为什么不和我讲？”我说：“讲这个干什么？”她当时很不高兴。让我立刻给田间打电话。让他把她的像拿下来。我还不明白，问她为什么？她让我先去打电话。我就到另一屋打电话。电话线与她屋子的电话连着，她就拿起电话，自己说起来。我这边就将电话挂了。第二天，她让我去文讲所看看像拿下来了没有？后来丁玲对我说，像是不能这样挂的。
小群问：当时把她的像挂上去是谁的主意？
张凤珠说，可能是田间他们。其实挂像和丁玲没有关系。她一知道，马上意识到这样做不行。
在这个体制下，挂谁的像的确不是小问题。丁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批判丁玲时，这一条还是被说成她搞个人崇拜。现在，和丁玲同时代的文学家、政治家都已作古，陈列照片才少了一些禁忌。
回想一个世纪以前，丁玲怀着对新文化的向往，从这里的深宅大院走出，拥抱时代风云。革命让她誉满天下，又让谤满天下。丁玲之所以居于文坛的漩涡中心，重要的原因是，一代文学工作者和她有一层特殊关系。徐刚曾向我们回忆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的一次聚会——
当时，一些曾在文研所毕业的代表，知道我已调回北京负责恢复文学讲习所工作，便提议叫我组织一个团聚的茶话会。同志们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这是风云变幻异常的二十年，同志、校友间的交往由淡化、冷冻、融解、升温，到现在热气腾腾；在四次文代会上，一股热气冲上来——文讲所是培养青年作家的园地，很多文艺骨干是文讲所培养出来的，成为大家的共识。校友们历经劫难，从全国各地到北京相聚，开个校友会，天时地利人和。我找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季谈此事，李季说：“我支持你们开茶话会，你跟张僖谈谈，叫他找个会址，备些茶点。”我说请你参加，李季沉默片刻说：“我有困难，不能参加，你谅解我。”我找张僖谈，张僖说：“只能喝茶。”我说：“喝白开水也行。请你参加。”张僖用手势作推辞状说：“我可不参加。”通知发出后，我还担心有人会避嫌，吃午餐时得到全都愿意参加茶话会的讯息。我立刻乘车到友谊医院，这时，丁玲做乳腺癌手术住院，躺在病床上，我向她说聚会的事，她忽地坐起来，连连急说：“我去。我去。”马上伸出脚找鞋，这时陈明进来了，帮她穿好衣裳，围上花头巾。到了新侨饭店，陈明和我搀扶她走到西会议厅。与会人都到了。有和丁玲共同筹备创建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田间、康濯、马烽、邢野、陈淼，有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吴伯萧、副所长公木，有任教任职的石丁、叶枫、古立高、西戎、李昌荣、逯斐、蔡其矫，有第一期毕业的王血波、王谷林、王有钦、古鉴兹、孙迅韬、李纳、李若冰、陈登科、玛金、周雁如、胡正、胡昭、徐光耀，第二期毕业的王丕祥、王慧敏、邓友梅、白刃、刘真、刘超、玛拉沁夫、和谷岩、苗得雨、张志民、张凤珠、赵郁秀、胡尔查、贺抒玉、董晓华、缪文渭、谭谊、颜振奋，第三期毕业的王剑清、达木林、吉学沛、李逸民、李学鳌、陈鉴尧、朋斯克、姚运焕、胡万春、张有德、熬德斯尔、谢璞，第四期毕业的马敏行、韦丘、刘岱、李虹、茵凤蒲、庞嘉季、康志强。没有官场式的鼓掌声，大家都以欢乐的笑脸、期待的目光、亲切地注视着丁玲，丁玲一只手和前来的人握手，一只手挥动着，眼睛露出了激情的神采。浩劫后的重逢，大家都分外高兴。会议的开场白，当然是请老所长讲话，她先说了两句笑话，说派出所是所，厕所也是所。接着她站起来说：“我和大家大都有20多年没见面了，大家也可能多年不见了。1957年秋天，我到文学讲习所参加会，坐的是冷板凳，是肃清我的'毒’。几年前我还想，弄文字的事，得来生了。” 聚会的高潮是照像。先是合影，以后是自由组合，有人喊着：“一期的”，“二期的”，“三、四期的”，“部队的”，“女同志的”，“工作人员的”，“ 晋察冀的”，“诗歌组的”，可忙坏了丁玲老师，都是要跟她合影留念。闪光灯不断地闪烁着，焦聚丁玲。
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丁玲的门生。文学的春天来临，他们差不多都站在不同层次的体制要津。丁玲的存在，不再是一个作家个体，而是一个往昔的盟主。正因为这层原因，丁玲的历史包袱仍被揪住不放。1979年，丁玲的右派得到改正。党籍恢复了，行政七级待遇回来了，但历史问题仍然维持1956年中宣部作的“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并由中央发文批复。当时文艺界由周扬掌舵。周扬坚持：“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丁玲头上戴着一道紧箍咒。
丁玲正巧和李锐同住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两家相距不足百米。李锐和丁玲都是湖南人，岳云中学先后校友，延安《解放日报》老同事。丁玲打成右派到北大荒，李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下放北大荒，经历了饥寒交迫的磨难。所以对丁玲十分同情。1983年8月，丁玲和丈夫陈明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家登门拜访，述说自己的心病。李锐支持丁玲申诉。但他知道，解决问题难度不小。一是文艺界的宗派之争。丁玲周扬之间的积怨，可以远溯到1930年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是中组部老领导帅孟奇大姐等对丁玲有看法。帅孟奇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刑讯逼供，坚贞不屈。相比之下，丁玲被软禁没有那么残酷。她与冯达生女儿被某些人视为不守妇道。李锐的伦理观比较开明，他认为，丁玲对中共绝无二心，思想观念上甚至比许多党员作家更“左”更“革命”。让她继续背着历史问题包袱实不公道。经过李锐斡旋，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等人认真核实，形成了新的结论：“丁玲当时身陷囹圄，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与冯原来就是夫妻，因而与冯同居，但最后还是断然抛弃了冯，回到革命队伍。丁玲同志写申明书，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说'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是属于为了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消沉的态度，另一方面从丁玲同志整个被捕情况看，她被捕后拒绝为敌人做事，写文章，曾想逃跑、自杀未成，最后她终于想方设法找到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被捕中并没有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行为。事实表明，她并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积极逃脱牢笼，继续革命。据此，可以认定丁玲同志写'申明书’问题，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由于1980年的结论是经中央批准的文件，所以新的结论也必须经中央决定。李锐深知，需要在中央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大事太多，如果等着上会，万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可能搁置，再想提上议事日程就不知到什么时候了。于是，他把中组部所拟的丁玲结论送到每一位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手上，一一个别征求意见，所有书记处书记都签名同意，这样就完成了中央批准手续。1984年8月1日，中组部发出（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喜。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告别丁玲故居，想起这些前尘往事，仍然让我们感慨万千，纠结不己。
好在不远处是桃源县。文中秋驱车带我们走进他在松阳坪种植的百亩茶园。他命名自己监制的明前绿茶为“十亩之间”。这里江流清澈，风景上佳，一派诗情画意，仿佛真的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世界。
这里远离城市，远离工业，外来人很少，民风极为淳朴，有客远来，主人会泡上清茶一杯，请你细品。那一缕幽香，足以让人远离恶斗的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