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感觉的“光晕”与人文主义伦理学#“做伦理学”专栏06

文 / 张曦（学者）

本专栏的前几篇文章已共同勾勒出一个安置着现代人精神生活的背景框架。这个框架是“祛魅”（disenchantment）的，它以一种全然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万物的本性，不仅各种精灵神怪和意志论的“上帝”从中完全消失，理智主义的“上帝”也变成了一种多余的“假设”。[1]这个框架也是“内在于世”（immanence）的，它以“后伽利略式”的宇宙观为物理学基础，否定宇宙和世界中存在着任何隐蔽的“超越性目的”，强调包括生命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如其所是地在且仅在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中始生终老。这个框架还是“内向性”（inwardness）的，它不再想象在时间和空间中充盈着神秘而不可见的“灵性气息”（pneuma）——富含“意义”的精神生活就源于主体与这些“灵性气息”的遭遇，而是“科学化”地建构起关于“心灵”（mind）运作规律的自然化学说，将精神生活解释为自然化心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功能和效应。[2]

“祛魅”“内在于世”“内向性”构成了现代人理解精神生活的本质、寻找恰当的精神生活之道的思想前提。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的祖先生活于其间的那个充满种种神灵、鬼魔和道德力量的世界”[3]，塑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语境。从此，我们对“精神生活”“意义”“伦理/道德”“美好生活之道”的理解，都只在这个新语境，即所谓的“世俗主义时代”（secular age）中，才能讲得通。

世俗时代

[加] 查尔斯·泰勒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6-12

一个世俗主义的时代，要求人们尽可能用唯物/自然主义的方式，理解和解释包括自然、社会和人在内的万事万物。正如我在前几篇文章中已经表明的：面向万事万物去追问一个“为什么”，并期待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为这个问题找到自然化的“回答”，早已成为现代世界中的一种大众信念（folk belief）。在这个意义上，世俗主义既是自然主义观念态度的产物，也在不断强化自然主义对现代文化的支配地位。[4]

有趣的是，世俗主义虽然早已潜入“现代性”文化的深处，但在大众信念中却似乎总是反射出某种反自然主义的色彩。只要稍稍留意身边的人和事，就会发现，一个坚持以“科学化”方式来理解生命体本质的人，完全有可能同时相信某种隐蔽的“精灵”规划和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纯熟运用“工具理性”、头脑冷静并获得了成功的金融投资家，完全有可能仍然在积极寻求某种“巫术”式的“精神生活”方案。对此，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尖刻地嘲笑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冒的心灵导师和智者代替了那些业已失败的传统神灵。”[5]可见，就大众信念的实际状况而言，“世俗主义时代”并非处于“完成时态”，其间到处游荡着“三心二意”的人，他们根据物质和心灵的不同需要，时而通过自然主义的棱镜来认识和理解世界，时而寻找“神灵、鬼魔和道德力量”的替代品来慰藉和补偿精神的需要。

人生的意义

[英] 特里·伊格尔顿 /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11

可见，在大众信念中存在着一种“精神分裂症”。吊诡之处在于，这种“精神分裂症”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以“精神分裂”的方式获得某种“实用性”的解决：一个人确实可以在内心毫无“违和感”的情况下，一会儿寻求对世界的自然主义式理解，一会儿以反自然主义的方式寻求情感和精神的满足。甚至，就像许多现代基督教分支所鼓励的那样，相信“创世说”与“进化论”相一致，相信“科学”与“宗教”从不同侧面言说了世界的同一本质。[6]毕竟，对每个人“实用的”日常生活来说，重要之事乃是维系生活的“均衡”，当然，也包括心理上的平衡。

大众信念中的“精神分裂症”给“哲学”造成了严重困扰，并集中在“哲学伦理学”领域中。这是因为，不管是“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最终表明人不过是一种拥有高级智能的动物，抑或“彻头彻尾的反自然主义”最终表明“人之上”或“世界之外”还有更为神圣、本源的存在者，我们都能获得一个清晰的框架，来回答“什么才算独属于人的恰当生活方式”这个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毕竟，无论最终发现自己其实只不过是无垠宇宙中的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还是发现自己是神圣“存在巨链”上不同寻常的一环，人总能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安排出与自己的确凿本性相契合的“生活之道”，然后勇敢坚定地在其中活下去。但像大众信念的“精神分裂症”那样的模棱两可，除了暴露出我们其实对自己的本性（nature）缺乏足够的了解，完全无助于“生活之道”的择取和“美好生活”的架构。

对于基于“实用性”的解决之道，寻求彻底性和根本性的“哲学”不会感到满意。在事关世界本质的问题上，“哲学”不允许模棱两可。它要求我们，要么去表明自然主义在现代世界的胜利是彻底的，要么去表明反自然主义拥有深刻而难以撼动的根基。而自然主义并没有触碰到世界的真正本质，既不可言说又无法显现的神圣力量“就在某处”。

从霍布斯到休谟，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维特根斯坦到仍然健在的西蒙·布莱克本，从早期现代的机械论伦理学家到晚近的神经元伦理学家……五百年来，一些哲学家反复告诉我们，自然主义是理解和揭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所经验的意识的最终答案。在这些哲学家看来，无论反自然主义多么难以摆脱、多么具有合理性乃至必要性，它也只是迷信的子孙，或者一个没有走到头的“半截子真理”。这些哲学家鼓励我们，只要坚持沿着自然主义的路线走下去，总会走到一个根基处，在那里，一切神秘莫测的人性现象将被还原为进化适应性、神经元跃动或脑激素分泌。比如，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就一直致力于以进化适应性来解释许多看似独属人类的生活方式，并努力表明在这些方面黑猩猩其实也做得不错。[7]

猿形毕露：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性

[美] 弗朗斯·德瓦尔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4

反自然主义阵营的光谱比较宽，其中不乏极端宗教保守主义者，他们不仅相信“奇迹”、神圣力量对这个世界的随机干预，而且相信宗教或宗教性信仰是一个社会保持秩序和繁荣的前提条件。[8]尽管极端宗教保守主义似乎正在令人不安地崛起，但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不妨将注意力放到一种更有趣、更温和的反自然主义思路上。这种思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既承认现代世界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相信自然主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揭示自然世界的规律，同时又坚信自然主义是一个“半截子真理”，无法指引我们穷通事关“精神生活”本质的奥秘。换言之，这种观点试图表明，在大众信念中的“精神分裂症”背后，蕴藏着人性和精神生活的某种真相。

伦理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就详尽绵密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温和的反自然主义观点，支撑其观点的根基在于——一种感觉！一种任何一个有着精神生活能力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体验过的感觉！他提醒我们，这就是对“完满”（fullness）的感受。“完满”是一种令人感到内心丰富的体验，获得这种体验的人会感到自己内心统一一致、勇猛坚毅、充满能量，自己的追求抱负和生命能量协调一致、彼此增强，生活完整、丰富、值得一过；而失去这种感觉的人，则会感到“一种疏离、一种缺失、一种放逐、一种似乎无药可救的对抵达此地的无能”。[9]积极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发明的概念“心流”（flow），试图捕获的就是这种“完满”体验。[10]

心流

[美]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11

为什么凭借一种内心的感觉，泰勒就认为自己能够阻挡自然主义者驰骋了五百年的英雄式搏击？这当然并非因为他本人过于感情充沛，而是因为这种感觉能够普遍、轻易地被每一个人感受到。泰勒希望表明的是，除非自然主义观点能够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有效地解释这种感觉，否则，反自然主义立场就始终有立足之地。[11]

在前文引述的伊格尔顿对我们这个时代各式“心灵鸡汤”“灵魂骗术”的尖刻嘲讽中，也隐藏着类似的洞见。他洞察到了反自然主义观念态度中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即无论是在古代世界还是在现代世界，某种“真实的”需要和渴望始终“在那儿”，有待被满足。这种需要和渴望如此真实、迫切，犹如干涸的土地渴望春雨，以至于“假冒的心灵导师和智者”与“业已失败的神灵”都能充上凑数。至此，我们除了引述马克思的话，再也找不到别的词句来揭示问题的实质了：“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心灵需要自由，世界需要感情，人类生活需要精神。除非自然主义能提供这一切，否则，某种精神抚慰剂就是必不可少的，即便它是麻醉性的，即便其全部的作用不过是诱发幻觉、掩盖痛苦、制造一个既能短暂颠倒生活真相又会迅速将人带入更大的精神灾难之中的“人造天堂”。[12]因此，即便在一个“世俗主义时代”，反自然主义的观念态度也仍然堡垒坚固。

自然主义者试图将这种“感觉”解释为神经生理现象，或者与之类似的生物化学机制的产物等。但不幸在于，不管自然主义者给出什么样的“因果解释”，他们最多只能解释“体验是什么”（what is the experience），而回答不了“体验意味着什么”（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erience）。这就好像自然主义者或许可以从博弈论、社会进化与适应学说乃至基因遗传理论等角度，就“利他行为的本质”给出解释，但都无法讲清利他行为的“意味”。正是这个缺陷，使反自然主义获得了扎稳根基、步步为营的机会。反自然主义的力量根基就在于，对于人性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远比“是什么”重要。奥古斯丁早就深刻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告诫说：如果没有前一个问题的约束，而无穷无尽地去问“是什么”，这种好奇心是一种罪恶，在性质上几乎接近“淫欲”。

“意味”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乎生命和生活的“深度”（depth）、“分量”（gravity）和“实质”（substance）。对“意味”问题失语，表明自然主义没有能力在一个“机械的、剥夺了意义的宇宙”中赋予人性以“意义”，没有能力在“再没有注入古老宇宙所拥有的内在目的”的世界上赋予人性以“目的”。在摧毁了“神灵、鬼魔和道德力量的世界”的同时，自然主义没有能力为人性重新填入深度、分量和实质。

由此看来，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哲学伦理学，来回答“意味”的问题，因为人性不可避免地需要深度、分量和实质；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哲学伦理学，以使泰勒所说的那种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易体验到的“完满”不至于在神经生理学的还原性解释中丧失“意味”；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哲学伦理学，让本来充满生机的生活与世界，不至于在自然主义的“祛魅”下，变成一个灰暗单调的精神“铁笼”（韦伯语）。

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哪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哲学伦理学？

“意味”和“意义”是心灵的光晕，这层光晕对人性和只属于人类的生活来说无比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人这种生灵的“生存条件”。反自然主义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但是“未经检视”的反自然主义也内含着一种危险，时刻有沦为冒牌精神替代品的可能。环视这个时代，不难发现“传统信仰”虽然在自然主义冲击下解体，但各种代替品（如虚构积极能量的心灵导师、假冒智者和强化消极能量的毒鸡汤等）已出现在精神品市场上，等待捕获褪色的心灵。

最近五百多年的文明史已经表明，宇宙飞船可以飞到太阳系外，化学合成的药物可以抑制病毒，海湾之间可以横架高桥，人类能够制造工具提升和毁灭自身。物质成就表明，自然主义不是歪理邪说，它把握到了宇宙和世界某些维度的真相！这是一个世俗时代的背景真相，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真相之中。如果说“后伽利略时代”的人类已经拥有了探寻世界真相的勇气，那么他们就绝不能以抛弃这种勇气和已经获知的真相为代价，来重新找回已经被证明为虚构的那些古老目的、意义和“意味”。无论是对于自然主义还是对于反自然主义来说，“给世界重新施魅”都是一条错误的、代价高昂的道路。精神的还乡，即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13]

就像自然主义在给世界“祛魅”的同时，不能劝告我们通过嗑药、醉酒、吃迷幻蘑菇来重获某种光晕般的“完满”体验那样，反自然主义也不能以牺牲世界的真相为代价来重建一个魅影重重的“意义”世界。反自然主义的全部真理，是一种关乎人性的真理，它试图挽留我们的人性（humanity）。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人文主义（humanism）为手段来补偿这个不足？也就是说，就一个世俗时代而言，我们唯一需要的哲学伦理学，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伦理学，它既默认我们生活在自然主义所揭示的宇宙和世界真相之中，又能为心灵维系那道反自然主义光晕。由此，一个世俗主义时代的哲学伦理学，从本质上来说，必须首先是一种致力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人文学，从而能对“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成就给予“功能性补偿”。我将从下一篇文章开始，探讨伦理学如何实现这种“功能性补偿”。

注  释

[1] 意志论的“上帝”和理智主义的“上帝”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创造世界，而且会随时干预世界，后者则只是创造世界以及支撑世界运行的物理法则。意志论的“上帝”与“魔法”观念联系紧密，而理智主义的“上帝”则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科学观”具有某种兼容性。但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全然的唯物主义者来说，理智主义的“上帝”完全是一个多余的观念假设。

[2] 将“精神”和“灵性”想象成某种不可见的“气息”，这种“气论”（pneumatic）在中西方古代文献中都大量存在。

[3] 查尔斯·泰勒. 世俗时代[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32.

[4] 这里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是两个可以互换的等价概念。唯物主义/自然主义承诺对世界上的一切给予唯物主义或者自然化的理解和说明。

[5] 特里·伊格尔顿. 人生的意义[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25.

[6] 在“科学”问题上持自然主义的态度，并不必然诱发精神领域的世俗化。恰恰相反，“科学”的昌明进步不仅并不必然会驱逐“宗教”，且二者在实践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可兼容性。根据对20世纪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统计，有65.3%的物理学奖得主、72.5%的化学奖得主、62%的医学奖得主宣称自己信仰基督教或者拥有基督教背景（参见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hristian_Nobel_laureates）。

[7] 弗朗斯·德瓦尔. 猿形毕露：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8] 极端的宗教保守主义力量在当下的美国尤其活跃，特别是在过去的4年中，极端宗教保守主义获得了在政治上的代表。但在这股洪流面前，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却致力于表明，宗教或宗教性信仰并非社会繁荣稳定的前提。参见：菲尔·朱克曼. 自足的世俗社会[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21。

[9] 同[3]，5-6。

[10]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心流: 最优体验心理学[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11] 泰勒认为，自然主义无法有效解释这种“完满”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泰勒的全部著作都是为了论证这一点。

[12] 在所有哲学家中，波德莱尔显然对“鸦片”的哲学含义有着突出的思考。参见：夏尔·波德莱尔. 人间天堂[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86-177。

[13] 因此，尽管我高度理解列奥·施特劳斯和埃里克·沃格林这样的保守主义哲学家的用意和对“现代性”的诊断，但是并不认同他们给出的救治之道。

（选自《信睿周报》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