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剧坛上的艺苑双葩（三） ——摭谈《西厢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继承创新问题
肖旭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多才多艺、忠于爱情，是个志诚情种。他轻视功名，虽然家业凋零而不急于入仕宦之途。作者特别强调了他对莺莺的痴情、愚腐、酸气。当然也不能忽视他身上还有着某些轻狂的言行，这与元代杂剧作家某些放浪的行为是有联系的，也是为了杂剧在演出时迎合某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而过分渲染的。因此这些轻狂的言行并不符合张生这个人物性格的主要倾向。
在《王西厢》中张生是个“色情狂”，格调不高。在“寺惊”、“闹斋”中，他见了莺莺就魂飞天外，甚至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弄得神魂颠倒。有些文词很庸俗。（寺惊）一场，在《王西厢》中，当崔家母女处于危难之际，张生竟袖手旁观，待到老夫人让法本长老两廊下高叫“但有退兵之策的，把莺莺许他为妻时”，他才拍着手而上。这样写，他的境界格调太低，这是为“色”而来，是乘人之危。还写张生为迷恋美色“便不往京师去应考。”为迷恋美色而借西厢住，为迷恋美色而借口“追荐父母”等。但张生对爱情是一贯真诚、执著专一的。虽经“赖婚”、“赖简”两次大的打击，几乎送了性命，但他还一直爱着莺莺。如“闹斋”（雁儿落）“我只道这玉天仙离了碧霄，原来是可意种来清醮。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得胜令】“恰便似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妖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真是娇。”该词的情调显得轻飘，与做道场这样的地点、场合是不谐调的。
王实甫笔下的红娘和崔母，同样具有高度的逼真感。红娘这个劳动者的形象，对封建礼教最有冲击力量，她聪明、热心、爽朗、勇敢，她从正义出发促成了张生与莺莺的结合。在《拷红》一场她利用老夫人既想告张生又怕坏了相国家声的矛盾，勇敢地为张生、莺莺辩理，以情以理说服了老夫人，反守为攻，扭转了局面。红娘这个代表人民愿望的小人物，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她不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但她光彩夺目惹人喜爱，为《西厢记》增添了民主的光彩。
红娘热情、敏慧，有主见、富有正义感。说起话来快人快语，分别不同对象运用不同语调和恰到好处的各种词汇，这就是王实甫笔下的红娘之所以为红娘，是别个角色所不能代替的有特殊色彩的形象。董解元笔下的红娘仿佛近之，但有自满多嘴的可厌缺点。比较两者的《拷红》一段可辨：
红娘这个婢女在王实甫笔下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不仅是一个懂事理，会说话，聪明伶俐，性格爽朗，逗人喜爱的小丫环，更难能可贵的是将她塑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立场坚定，恩怨分明，正义感丰富，乐于助人，斗争性强的女孩子。在这场自由爱情与门阀观念斗争中，可以说红娘是各种戏剧冲突当中—个关键性的人物。有些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她展开的。她是老夫人派到莺莺面前“行监坐守”的。这就限制了莺莺的行动自由，她和莺莺发生了矛盾；当老夫人赖婚后，她同情张生，爱怜小姐，又站在崔张一边同老夫人斗争，这就又形成了她和老夫人间的矛盾；对张生她是既同情又鞭策，既帮助又批评，所以他们之间也有矛盾。正因如此，在《王西厢》中她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但也有保媒牵线，甚至调情的低级趣味的东西。
红娘的正义感、献身精神还表现在面对面同老夫人的斗争上。王实甫笔下红娘的说理方法是晓之以理，动之以义，喻之以利的方法，刚好击中崔母心中“相国门风”的痛处。在《拷红》一场表现的最为鲜明。红娘先则据实以告，争取合法；继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迫使老夫人后退无路，乖乖地按照红娘的意志成全了这段婚事。这本是一场“白口戏”，《王西厢》中“信者人之根本”那大段独白更是脍炙人口。但有些语言、语气用于红娘身上却不够准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何以行之哉！”这原是孔老夫子的话（《论语·为政篇》）。其次，“却不为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早晚各相窥视”等等，这些措辞用于红娘之口，就语气而言，倒像是兄长在训斥他妹子治家不严。如果再将“辱没相国家谱”“亦得治家不严之果”“ 之以去其污”……等词联起来看，这分明是红娘在说着满口的道学话。另外，红娘原是个不识字的丫头，说这些话就与她的身份不相符合了。
董解元笔下的红娘说理也很明快，“夫人罪妾，夫人焉得无咎？失治家之道，外不能报生之思，内不能蔽莺莺之丑，取笑于亲戚，取谤于他人，愿夫人裁之。”这番话说得率直一些，有争辩的味道，但于理已足，尽可不必多文。但董解元笔下的红娘是留不住嘴的。【般涉调·麻婆子】：“君瑞又好门第，姐姐又好祖宗，君瑞是尚书公子，姐姐是相国的女。姐姐为人是捻色，张生做事忒通疏，姐姐有三重德，张生读万卷书。姐姐稍视文墨，张生博通今古。姐姐不枉做媳妇，张生不枉做丈夫。姐姐文柔胜文君，张生才调过相如，张生是冠世儒，着君瑞的才，着姐姐的福，咱姐姐消得个夫人做，张君瑞异日须寻驷马车。”
红娘心底尽管平日有一股上下盘算的撮合念头，但却不能在崔母前成为快嘴媒婆，失却与其主说话的谨敬体统。封建社会建筑在上下等级制上，最大的关防还不是男女，而是上下有别。崔夫人听后也会大声赞叹，“贤哉！红娘之论。”竟把红娘变成了良师益友，造成相国之家的尊卑颠倒，上下失据。董解元在写人写事上时犯纵笔夸张，铺陈失态之病。这证明王实甫在理解人物掌握现实关系上远较董解元深刻。如《王西厢》中三本二折（闹简）中，红娘有两句唱词：“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暧，我跟前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两句曲词以“三冬暧”与“六月寒”作比，形象地揭示出红娘好心不得好报的委屈心理。但由于将红娘的委屈同张生的获宠对比着写，就显得红娘有妒嫉张生的意思，与张生争寒暖，这有损红娘形象。王西厢》四本一折（酬简）红娘送莺莺到张生书房，写的都是过程交待之词，如“敲门”“递衾枕”“红推旦入”，并说“姐姐，你入去，我在门外等你。”动作很熟练，很像“偷情”老手。特别是张生开门接小姐时，她又提出“张生你怎么谢我？”把个红娘写成了唯利是图的媒婆，刚成就了一桩好事马上就要代价。品格低下，自称为张生“娘”与她这十五、六岁的小丫头身份也不相符。
崔老夫人是封建门阀观念的代表人物，是个顽固而狡猾的“积世老婆婆”。作为崔张争取自由爱情的对立面，不仅贯穿全剧，而且在戏剧冲突的构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她以相国夫人和母亲的身份，对和她有关联的人物都起着主宰的作用。作为一个相国一品夫人，她恪守封建礼教、对莺莺严加管教和拘紧，连莺莺未经许可走出闺门，也要受到她的严厉斥责。就对女儿严加管教这一点而言，她同一般夫人没多大区别。所不同的是，她居然能干出“明许明赖”、“明许暗赖”、“虚推实赖”，连续三次赖婚的勾当。这就写出她的特性来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赖婚这个问题的根源有多种看法、意见：一种看法认为她之所以坚持要将莺莺许配给郑恒，这是从姑侄关系考虑的。郑恒是她的侄子，郑尚书是她的哥哥。作为一个孤孀，日后的生活她要有一个靠山的。她哥哥就是个现成的靠山，不靠他还靠谁呢？第二种看法，她不能违背先相国的遗愿，因和郑恒早有婚约，是先相国在世时订下来的。她在剧中曾三次提到过老相国许婚之事。由于这种顽固的封建道德在支配着她，所以她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赖婚。第三种看法，是门阀观念在起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张君瑞姓“张”，郑恒姓“郑”。郑家在魏晋南北朝、唐代是有名的“七姓十一家”的世族。老夫人认为崔家女只能配郑家郎，只能在这世族间联姻，才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她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真理。由于老夫人是戏剧冲突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她是作为维护封建门阀观念的代表，还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礼教的代表，就决定了戏剧的主要冲突是自由爱情与封建门阀观念的矛盾冲突，还是自由爱情与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
至于崔母，在董解元的笔下具有机诈、反复、固执，偏爱内侄，行事上有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被动特点的。如郑恒为了夺妻，编造张生另娶卫尚书之女的谣言，私见夫人说，“珙(张生之名)与恒孰亲？况珙另有新配，恒约在先，当以故相姑夫为念。”夫人就暗中允许郑恒选日成亲，“真是好心邪，见郑恒总是他亲热。”在王实甫笔下，崔母也是一个阻挠崔张爱情的反面角色，是门第观念、封建伦理的代表者。她并没有董解元笔下这类明显可厌的品质，而是一个以封建思想指导自己行动而又和母爱心理产生矛盾的有苦闷的人，一个封建时代识大体的贵妇。在关键时刻，母爱总是起到一定作用。“拷红”后的正式许婚如此，受到郑恒蛊惑的改婚就不仅出于门第观念而且带有娇女被遗弃的激怒：“我道这秀才不中抬举，今日果然负了俺家。俺相国之家，世无与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张生奉旨娶了妻，孩儿你拣过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者。”当以后郑恒公堂对质，羞惭触树而亡，崔母的表态不过是，“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做他两口儿成合者。”这样婚丧同时处理，情理兼顾的决定，合乎当家作主的相国夫人的识大局的举止。
《王西厢》采用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张生状元及第和莺莺洞房花烛大团圆结尾。这种戏剧结尾在当时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王实甫在“始乱终弃”、“惊梦”、“私奔”、“大团圆”等诸多结尾中，选取了“大团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一，这样结尾反映出了当时时代的社会生活，是符合当时观众的心理要求和欣赏习惯的。我们说儿女团圆的结局要比冤魂出现的场面更为广大观众所欢迎。我们中华民族素来是乐观主义者，做文章要有始有终，看戏听故事，总喜欢有头有尾，而写戏的人也要求叙述故事要有头有尾，结构情节也要求有始有终。因而这类团圆结尾是合往日（甚至今日）观众的胃口的。其二，这样结尾是符合主要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王西厢》既然写了老夫人“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的一个封建家长，那张生得官回来了，矛盾事实上已经解决了，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张生得官回来，对于利用合法条件（兄妹关系）达到和张生结合的目的的莺莺来说，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她的性格在这时也基本完成了。我们再从王实甫的写作意图来看，如果剧本达不到崔张团圆的地步，不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不能更好的实现，连剧中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要体现“有情人终成眷属”，那男女主人公必须经过各种考验的，他们不但要冲破门阀、礼教、伦理道德的束缚，还要经受住地位升迁变化的考验（包括长安许多贵戚大臣家的小姐们的绣球、丝鞭的诱惑），还有与权势者（如崔老夫人）的较量争夺，以及各种无中生有的诽谤中伤（如郑恒），只有越过这些障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方能实现。因此，只有到张生功名得中，依旧归来与莺莺成婚了，剧中这个用情专—的人物形象才算塑造得成功。其三，这样结尾虽有才子佳人之嫌，但毕竟还是写出了叛逆者的最终胜利。就这种大团圆形式而言，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是“俗”了，可在当时还是有新意，并不是强弩之末。总的看，这样的大团圆结尾，是符合当时时代精神的，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是符合当时观众的心理要求和欣赏习惯的，在历史上是有过进步意义的。在今天，也有某种程度的可供认识社会的价值。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伟大的现实生义作家王实甫深悉封建社会人物之间的关系，概括各类人物的性格，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王实甫的《西厢记》剧情故事和人物原型虽脱胎于《董西厢》，然而，比如人物画像的线条经过了高手的更动，重绘，产生了光彩夺目生动丰富的形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远胜前人，这样作品：当然是属于创新之作的。
此外，《董西厢》和《王西厢》情调互异，在构思、立意上亦大有高下之别。《董西厢》中有许多淫秽成分和对人物行事、心理的恶形恶状的刻画，因为作者本是出入秦楼谢馆的风流才子，他自称“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他所的编写这部“搊弹词”的说唱重点在于偷情私会，即所云“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倚翠偷期话。”他的写作的动机就是“教惺惺浪儿每都服咱。”将金元俗语换成今人的大白话，那就是叫出入花街柳巷气味相投的浪子们都佩服他。由于立意的卑下，整部作品的人物、情节、情调都蒙上轻浮色彩。因此，《董西厢》不过是行院灯红酒绿助情添兴的唱本，是不能和情调严肃的《王西厢》相并肩的。它的价值在于改造张莺故事，使其符合市民社会的愿望，以俗语写曲，泼辣生动，创造了崔莺莺的说唱传奇，在通俗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王实甫曲词典雅，上承古典诗词，下入民间俗唱，影响以后的古典作品与俗文更大。特别经过情节提炼和人物的改塑，写成反映社会问题争取婚姻自由，表现民主性的严肃家庭剧，强烈呼吁“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成为元代杂剧中思想性和艺术性兼美的第一流作品，对社会影响至巨，及至今日还作为传统的保留节目，不断上演。因此，褒董抑王看法片面，把《王西厢》看作仅是《董西厢》的没有创新的技术性改编更属不当。王实甫的创新精神就是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深入社会实际，概括典型，针对封建观念，制作意义严肃的新剧。
文/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