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的江湖|侠之隐者

武侠的江湖

蓝江

在我们的文化血液中,一个脱离不开的“词”就是侠。如果诗词歌赋,道德文章代表着中国文化中的文脉的话,侠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中的武的积淀。即便到了现代,我们已经看不到有人可以飞檐走壁,更无法领略内力的奥秘,更不可能在医学上打通任督二脉,但是这种侠的因子一直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酵。七八十年代的出生的人,记忆中总会有挥之不去的武侠小说和武侠影片的阴影,金庸、古龙、梁羽生、萧逸、卧龙生、温瑞安都成为当年信手拈来的名字,而他们小说中的主角,无论是英雄豪迈的乔峰,还是风流倜傥的楚留香,无论是孤傲冷峻的傅红雪,还是热心快肠的叶开,都为人们耳熟能详。至今今日,尽管更流行的是异侠类和玄幻类的侠客小说或故事,但是,武侠的情结仍然蕴含在我们文化土壤里,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对侠的理解,我们往往会与武字联系在一起,侠客当然是武功绝顶的,也正是这种武学上的造诣,让他们可以行侠仗义,主持公义,也能让他们成为万人景仰的对象。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大侠除了会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独孤九剑、灵犀一指等等高超的武学和绝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即一个江湖世界。那么,与其说阅读武侠小说,武侠故事,看武侠电影,甚至玩武侠游戏是一个追求武学日臻完善的过程,不如说我们更喜欢面对的是高超的侠客所面对的江湖,一个属于侠客和武者们的世界。

侠之隐者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侠客行》

李白的这首《侠客行》影射的是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不过,在这个故事中,信陵君却不是故事主角,相反,“千秋二壮士”的朱亥和侯嬴才是这里的主角。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信陵君成功窃取兵符,并成功击退围攻赵国邯郸的秦将王陵,让其留下了千古英明,而太史公也不惜笔墨在《史记》中留下了记载他事迹的《魏公子列传》,不过,同样在这部《魏公子列传》中,两个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被太史公点了名字,一个是“夷门侯生”,大抵说的就是一个侯他足智多谋,先是献计让公子无忌求魏王宠姬如姬,得以成功窃取兵符,后又领着公子无忌到市井之中见到故事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屠者朱亥”,也正是这个孔武有力的朱屠户,挥起金锤,砸死了不太听公子无忌的虎符军令的晋鄙将军,使得信陵君可以顺利带着魏军击退秦军。问题在于,司马迁的书写方式是一种历史书写,在这种书写中,信陵君公子无忌才是整个故事核心,“夷门侯生”和“屠者朱亥”不过是在故事情节起到转承作用,来烘托信陵君的高大形象。说实话,太史公的叙事中特意强调侯生和朱亥的夷门和屠者的身份,不过是在说,尽管侯朱二人一文一武,颇有能力,但不过仍然是鸡鸣狗盗,贩夫走卒之辈,他们的色彩只有在信陵君的辉煌之下才能被映衬出来。

然而,在李白的诗句中,却不太强调信陵君的中心地位,相反侯嬴(在太史公的笔下,他甚至只能做一个隐去了名讳的侯生)和朱亥,不再是以“夷门”和“屠者”的称呼出现,于是,李白给予的评价是“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将侯朱二位侠士的英雄气概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来。这或许是历史叙事和侠客叙事的一种区别,在今天也构成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分野。

简言之,历史小说凸出的是处于历史事件中的核心人物的描写,这是一种显性的存在。无论是此处的信陵君,还是二月河小说的康熙、雍正、乾隆,抑或熊召政笔下的张居正的形象,即便是对统治和制度反抗者,如姚雪垠所描写的李自成亦是如此类型。历史小说的特征并不在于是否描写的帝王将相,而是说,他们塑造了一种位于历史前台的人物,将通过人物将诸多历史事件或故事描写串联起来,在这里,历史小说当然也存在诸多虚构,而这些虚构并不在于与历史事实冲突,而是进一步让历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形象变得饱满充盈,让这些虚构的情节能够与既定的历史事实连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对于侠客的描写则复杂的多,真正能够在历史上的留下英名的侠客真的不多,若不是为了衬托信陵君的历史形象,侯朱二壮士必然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同样专诸、聂政、荆轲之辈,也是因为他们与具体的历史人物发生了交集,荆轲之名,也是在太子丹和秦王嬴政的故事中展开的。

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武侠小说或侠客叙事。这就是李白《侠客行》中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里面,最核心的词汇是“去”和“藏”,侠客之道,与历史人物的显性在场,是非常不同的。即便是武功高强的侠客,更多时候不愿意以“显”的方式在历史世界的背景中出现,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藏”,即他们更愿意来隐藏自己的存在。“夷门”或“屠者”的身份,或许正好符合东方朔诗中的“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道家理念。这样,侯朱二人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贩夫走卒,而是一种在朝市中隐藏下来的侠客,他们与真正的市井之徒有着巨大的区别,他们仅仅将自己的出众的才能和武艺隐藏了下来。所以,侠客的形象更多是历史的背面,一种“隐”的存在。

在历史世界的舞台上,侠客只会在某个节点上表现自己的特殊能力,之前或之后都会用一种市井的外表将自己的遮蔽起来。隐成为中国古代侠客的一个典型特征。唐代裴铏所描绘的女侠客聂隐娘,也凸显出一种藏于幕后的高人形象,如聂隐娘与精精儿的对局,并没有在明面上描写,裴铏只是写道:“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与精精儿的决斗完全被“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简单的描写所掩饰,在这一瞬间,精精儿毙命。不仅如此,聂隐娘还掏出了一种药水,将精精儿的尸身变得“毛发不存”,此间,不仅高超侠客的武斗被隐去,而且即便败招丧命,他们的尸身也需要被隐去,仿佛在这个世间从未存在过一样。这样,侠客变成了历史人物的背面(侯朱二人之于信陵君,聂隐娘之于刘昌裔),他们均已隐的方式存在于世间,而只会在历史的缝隙中才会突然乍现出来。例如在清代传说中的女侠客吕四娘(据传为死于文字狱的吕留良的孙女)刺杀雍正的情节,解释了雍正暴毙的原因,后来在梁羽生的小说《江湖三女侠》中以现代武侠小说的方式再现了这一传说的情节。

隐之侠客,侠之隐者。侠客之隐,不仅仅体现在古代的侠客传奇和志异类小说中,也体现在当代的武侠小说中,实际上,金庸描写的杨过,就是一个典型的隐侠,在风陵渡上的“安渡老店”里,席间的商客们聊起了那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神雕侠”,“神雕侠”救下了抗击蒙元入侵的王惟忠将军的遗孤,也突袭了当时临安朝廷的奸相丁大全,在这一番事迹中,拂衣而去,无人知道这位“神雕侠”的来历,也不知道为啥“神雕侠”只有一只胳膊。其他种种事迹,“神雕侠”和之前的聂隐娘和吕四娘一样,平常时分,不见踪迹。一到某些时刻,他们会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人们面前,维持公义。当然,除了杨过这样的“神雕侠”之外,《倚天屠龙记》最后结尾处的张无忌和赵敏也选择了隐的生活,他们的隐不再是行侠仗义,而是彻底地退隐。于是,对于绝大多数侠客来说,隐的存在,似乎构成了一种命运,一种必然的归属。

真正的问题在于,侠客为什么要隐?或许是因为,侠客的高超的武艺和能力,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秩序,换言之,他们是正常秩序或者历史叙事的例外。正常的治理秩序只能针对普通人,却无法针对有着特殊武艺和技能的侠客,民国时期出现在评书中的燕子李三,被描绘为具有“燕子三抄水”的轻功,出入高门大院如履平地,自然成为了一种对正常秩序的挑战。但是,更多的侠客人物并非真实,而是一种虚构,这种挑战真实秩序的侠客的超存在,只能作为一种底层人民用来平衡现实中统治和治理中恶政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例外的侠客不可能以显的方式出现在基于历史平面上的舞台上,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必然是隐,在一种隐匿的秩序中,成为对现实公义的平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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