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 行(深度好文)

此生孤寂

终要与往事干杯

今世欢愉

终要与过去和解

心之故乡

海南之行是我最后悔的行程,因为带了母亲。其实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算好,甚至一度紧张。

我在家中排行老二,出生的顺序决定了我的家庭地位。大姐是在父母亲的期盼中出生的,小弟更是众星拱月,而我是他们养儿子的过渡产品。

从小,我就是家里最懂事的孩子。大姐可以嫌她的连衣裙没有绣花,弟弟可以闹碗里的肉太少,在他们吵吵嚷嚷的时候,我平静地吃着咸鸭蛋白——我拿的永远是蛋黄最小的那一瓣。吃过饭洗碗的永远是我,三个孩子的衣服永远是我洗,没有人强迫,是我自愿的。

自从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父亲笑说:家里养不起三个孩子,要不把老二送人。我就每天活在担忧里:我要懂事、要听话、要争气才能在这个家里呆下去。那年我四岁。

心之所往

八岁,学校组织春游。母亲什么吃食都没给我准备,我问母亲要五块钱,母亲瞪大了眼睛:“女娃儿要钱做什么?要学坏了!”我明明见过她偷偷塞钱给弟弟上街买鸡蛋饼吃。于是我背着一只军用水壶去春游。中午,同学们拿出妈妈准备的午饭吃,我就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抱着军用水壶猛灌一气。

十二岁,音乐老师夸我唱歌很好听,音准好、节拍好,是学音乐的好苗子。那时,我迷上了吉他。趁着期末考试我考了双一百,在饭桌上,我提出想要一把红棉牌木吉他。母亲头都不抬,说:“那是小流氓玩的,你想当女流氓啊!”

大姐笑得前仰后合,小弟挤眉弄眼地喊我:“女流氓!”一边用筷子戳我大腿。那种屈辱感像一记耳光,每当我有什么非分之想,都会跑出来扇我:“你配吗?”

十八岁,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如愿离开了家。三个孩子中,我的学习成绩最好,这不奇怪,他们没有我这样强烈的离开家的愿望。没有伞的孩子跑得更快,我只有拼命学习才能远离那个家。之后的暑假我都在打工,只有过年才象征性的回家呆几天。

爱的荒漠

在大学里,我来自小地方的局促土气,加上我孤僻的个性,让我难以合群。为了融入大学生活,我读了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

当我读到阿德勒的“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我泪流满面。

我独立、坚韧,同时自卑敏感多疑,很难接受别人的好意。我总觉得我不配,我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因为我怕失去。

直到我遇见阿明,我后来的老公,他是那么温暖、明亮,让我从一个走路都顺着墙根的女孩变得开朗、自信。

结婚的时候,我残忍地拒绝了母亲想在家乡办酒席,在街坊邻居面前长脸的要求,选择了旅行结婚。

我喜欢旅行,每年都要远足两、三次。这次带上了母亲,我说不清是什么心理,也许是怜悯,父亲前几年过世了,母亲窝在小县城里,从未出过省,更没做过飞机;也许是想显示从小被忽视的我有了出息,有了能力。

母亲在街坊面前吹了半个月:“我二女儿要带我坐飞机去海南旅游了。”

心上绿洲

但是一到海南,我就后悔了。我们住在“红树林”酒店,丰富的自助式早餐,让母亲看花了眼。一盘盘菜堆在桌上,我提醒她吃多少拿多少,她斜我一眼:“我还没吃饱呢!不吃不亏啦!”

她不停地招呼服务员收拾桌子、拿餐巾纸,走的时候还塞了满满一口袋的小面包、圣女果。早餐吃了一个多小时,耽误了行程。

来到“天涯海角”,母亲嚷着:“坐飞机大老远跑来就为了看两块破石头!”

下午,母亲胃痛,我们匆匆结束了游程,去当地医院。医生开了一堆健胃消食的药。

我要去玩潜水,她拉住我,说不能留她一个人在沙滩上,再说水里有水鬼,花钱找死。

我一会儿没看住她,她就不见了,直到边上一个商铺里传来高亢的乡音。一身大红大绿的母亲正在和卖椰子的争吵。人家说十元两只,她非要抱三只。

我付了钱,忍不住要发作,阿明拉住我,拼命使眼色,“难得出来,让老太太开心吧!”我忍!

到了免税港,我说给她买条围巾,她说太长,像吊死鬼。

我想买化妆品,她说我疯了,八百块一瓶,是黄金做的吗!有钱扔水里也不资助小弟买房子。

她不停在我耳边聒噪:“你大姐下岗了,小弟买房首付多付点就可以少背债……”我终于忍无可忍:他们过得不好也是咎由自取,我过得好是我自己拼命争取来的,你们有帮过我一点、安慰我一句吗?!

回程一路,我没有理她。一场美好的旅行被她毁了。我想:我再不会带母亲出来,也不会回家乡了,那个家从不属于我。我们命中犯冲,还是少见为好。

一直到天气渐凉,一个深秋的黄昏,阿明拥着我的肩膀说:其实很多事情换个角度看,并非不可原谅。早餐多吃点可能是怕你花冤枉钱;要三只椰子是想我们三人一人一只。我们的条件好些,做父母的自然会关注更弱势的孩子。

父母也是普通人,是不完美的,正像我们也不完美。我们只有接受他们的不完美不公平,和自己的过去和解,才能快乐起来。

“妈妈给你织了条围巾,怕你嫌土,临走时放我这儿了。”阿明拿出一条大红色的针织围巾,针脚很密。

我不知道不认路的母亲是什么时候买的毛线,什么时候织的。我想起母亲临走时欲言又止,怯生生的模样。母亲一辈子要强,却“怕”了我么?

虽然我痛恨她对我的不公,却又不得不承认:我越来越像她,一样的强势,一样的固执。

不同的是:一辈子生活在小县城里的母亲哪里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接收新的事物呢?我抚摸着柔软的围巾,哭了。

阿明轻抚着我的背,问:“过年还回家吗?”

“回家!”

【作者说】

本文纯属虚构,如果让您感到真实,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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