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名人文章要慎之又慎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2003年9月版），我读得很细。遇到有疑问的词语，便查《汉语大词典》，有时还核对《胡适全集》中的引文。读完《胡适全集》，发现的差错和问题之多，出乎意料。编者常常以不知为知，以不误为误，轻率改动胡适的文章，以致闹出不少笑话。仅就读第13卷发现的编者错改胡适原文，择要介绍如下。

      胡适在《拟“整理国故”计划》一文中提到了“皇侃本”《论语》。整理者以为“皇侃”的“皇”字搞错了，改为“黄”。（第36页）实际上“皇”字不错。皇侃，一作皇偘，南朝梁经学家，撰有《论语义疏》。而黄侃是近人，字季刚，曾任北京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教授，研究音训诂，通文字。编者不知古代有一位经学家叫皇侃，误改“皇侃”为“黄侃”。胡适在《中国书的收集法》一文中写道：“……但懂得方法而不懂得书，是没有用的。”编者将这句话中“但”字改为“只”（第93页），这个改动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此处本来就作“仅”或“只”讲。《读书札记》一文中征引的《后汉书·曹褒传》，内有“章下太常”四字，“章”即奏疏，“章下太常”即将（曹褒的）奏疏交给太常的官员。编者没有弄清这四字的含义，即在“章”字后补了个“帝”字，误以奏疏为章帝，造成大错。（第319页）文中“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一句（第364页），标点错谬，以致读了不知所云。正确的标点应是：“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完”即处以较轻刑罚；“城旦”即筑城四年。此文征引的《后汉书·杨赐传》的两段话（约300字），就有3处差错。（第333页）《曹魏外官的“任子”制》一文中征引的《三国志·魏书·王观传》，有这么一句：王观“出为南阳，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剧’，'中平’”应为“'剧’、'中’、'平’”。“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即下诏书命各郡县上报本郡或本县属于“剧”、“中”、“平”中的哪一等。这三等是按政务的繁重程度划分的。“剧郡”（或县）就是政务繁重的郡（或县）。《剑桥杂记》一文抄录的《左传》襄公十九年一条记事。内有“有如河”三字。编者以为“河”字有误，在此字后面加了“[何？]”，以为“河”当为“何”。（第543页）原文并不错，毋须改。“有如河”意为河神鉴之。只要查一下《汉语大词典》“河”条，就可弄清“有如河”三字的含义。胡适的一篇文章中有“此书的系宋本”一语（第553页），编者在“的”字后加了个“确”字。此字不必加，因“的”在这里作“的确、准定”讲。

    不该改的字改了，不该加的字加了，这类问题，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中层出不穷。胡适在《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一文中两次用了“全愈”这个词（第570页），编者误以“全”字为错别字，改为“痊”。其实“全”通“痊”。《跋北京大学藏的〈戴东原文〉一册》一文，有这么一句：“故此颂是东原之笔，可无疑。”编者以为“东原之笔”不通，在“笔”字前加了一个“手”字。（第597、598页）这个字没有必要加，因“笔”可作“书写”、“作品”讲。这一加，反而暴露了编者不懂“东原之笔”。胡适在《搜集史料重于修史》一文中提到“先君在台湾留下的一点纪录”，编者将“君”字改为“父”。（第629页）“君”字不必改。“君”指先祖及父母。胡适所说“先君”指其已故父亲。很多人都读过王勃《滕王阁序》，文中就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区”一句。《胡适全集》的编者若是读过《滕王阁序》，不至于连“家君”都不知道。胡适在《说史》一文中写道：“以上三条，可以互相发明。”编者将“发”改为“说”。（第645页）编者如查一下《汉语大词典》，就会知道，“发明”还可作说明、证明、印证讲。《记光绪三年新修的〈鄞县志〉》一文写道：“以黄宗羲所撰《宋元学案》未及成编，乃搜索其[诸？]子百家及全祖望所尝补辑者而增订之。”（第736页）“其”字后的“[诸？]”是编者所加。“诸子百家”怎么可能“补辑”黄宗羲未及完稿的《宋元学案》一书呢？编者改过的句子显然不通。原来黄宗羲的儿子叫百家，“其子百家”原本就不错，编者不知道百家是黄宗羲儿子，误认人名“百家”为“诸子百家”的“百家”。学养不足的人，轻改胡适的文章，免不了要犯错。

     《胡适全集》中差错比比皆是，原因之一就是编者好以己意随便改动胡适本来不错的文句，造成很多新的差错。《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差错就很少。《鲁迅全集》的编者就没有轻易改动鲁迅的文章。这一点，是《胡适全集》的编者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