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独立】前沿42- 郁郁诗歌评论专辑
郁 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致力于以现代诗为主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文革”之后，当代诗歌进程的重要见证人、亲历者，民刊《大陆》主编。系上海“海上诗群”主要成员，中国“先锋诗歌运动”代表诗人、重要推手，也是当代先锋/地下诗歌、80-90年代民刊收藏、研究者。
郁郁：诗篇堆成爱情的柴禾
· 苏历铭 ·
郁郁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经在北京见过面，可我竟然没有丝毫的印象，我却记得第一次见到郁郁是在上海南京路和江宁路上的“上海星期文学茶座”。那天他在入口处散发他们的地下诗刊，有人指给我看，说他是社会上无业诗人郁郁。其间我们打过招呼，他彬彬有礼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分别多年后我脑子里仍旧是他当年的形象。郁郁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或许和他一直单身有关。听说当年他和孟浪、冰释之约定献身诗歌，一辈子不结婚，结果，冰释之第一个经不起诱惑叛变约定，孟浪最后也没能遵守约定在香港步入婚姻的围城，只有郁郁一直独身。2007年夏天，在默默生日的家宴上，我询问郁郁是否还要独身下去，他诡秘一笑，像是并未把独身坚持到底的样子。
验证一个诗人的真伪，有时不能只靠作品，而应放在岁月的长河中验证其真实的面目。郁郁自80年代初始，即与孟浪、冰释之等人创办《大陆》和《海上》民刊，他极其反对在官方杂志上公开发表作品，时隔多年还说我时常在主流诗刊发表作品，有悖于“第三代诗人”最显著的标志——地下性。或许是因为我当年投身于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缘故，和地下诗人自然存在着群体差异，这种差异只能退回时间的原点来解决，而时光又无法倒流。每个人都应该洗去铅华和暗光，况且我压根就没有官方和民间的意识，天下诗人以诗论道，有些界定应该在时间中验证我们各自的判断。
每次见到郁郁，总是让我产生亲切的感觉。他说：“大诗人爱朋友，小诗人爱自己”，这些年来，他把朋友作为地区的标志，足迹遍布祖国大地。前阵子在太原听当地的诗人讲，他酒后窜上太原的大街，指挥来往车辆一度竟使交通出现混乱。尽管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令他充满格调和品味，比如在公开场合喜欢穿着衬衫，但他骨子里诗人散漫自由的天性，使他经常离开宝山传统的据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云游天下寻找诗歌的朋友。在商业社会里，郁郁一直处于读书、写作的安静状态，在嬗变的时代里他始终坚持最初的方向。
2008年秋天我收到郁郁最新推出的《大陆》纪念号，其中冰释之、孟浪、默默等人撰写大量回忆文章，让我详细了解了他们当年的窘境与快乐，也深刻理解了他们当年的艰难与尊严。应该说，郁郁是八十年代民间独立自由写作和诗歌民刊的坚守者，时隔多年，他复刊了《大陆》民刊，仍旧以饱满的热忱继续延伸中国地下诗歌的活动，这本身也是一件血脉中无法改变的事实。他是自由的追求者，同时又是自由的奴隶，在多元的现实里，自由远比当年来得容易，但精神上的自由似乎是一道永远难解的命题。
十二月，你们终于把自己忙碌成蚂蚁，而我
也必须在开始和结束之间寻找突破
十二月，我试图割断那些烦人的枝蔓
它们无法成为我生前的喝彩和死后的花环
十二月，我总是会想起遥远的十二月党人
他们心爱的金发是俄罗斯上空的雪花
十二月，喜庆的习俗覆盖了深重的苦难
我悄悄地撤离不看最终的乐极生悲
十二月，老但丁为他心爱的贝德丽采
点着了一生的蜡烛，然后神曲一样地合上眼睛
十二月，我零乱的诗篇堆成爱情的柴禾
一边燃烧一边朗读，温暖我自己的心绪
十二月，我得回到因多愁善感而导致的心疼
意义喝光了，说什么也都适得其反
十二月，耶稣啊你的子民浑然不知
犹大流窜于人类的血脉快有二千年了
十二月，更多的时候一晃而过
如我长吁短叹的呼吸难敌弥漫的风霜雨雪
读郁郁的诗，我总是浮现他健谈的表情，正像他的朋友诗人、文艺评论家刘苇先生评价的那样：“郁郁的诗歌有着铿锵的音韵和绵长的音律，犹如歌剧中的宣叙调，在朗朗上口的话语式语调中暗藏着雄辩。这是史诗的基调之一。我想，形成这一诗歌特征的原因并非是他出于对行吟时代诗歌范本崇敬的结果，而是他性情与气质的使然。无疑，这是一种辉煌的诗性。但他通过这一基调显露出来的诗歌内蕴，即诗人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却是悲观的……他诗中最鲜明的特征，即遍布诗中的痛苦感、愤懑情绪和生命的沉痛意识；但这一切却是以热烈、滚烫的诗句来表达的。他的诗是在灿烂调性中镶嵌着阴郁色调，浓重的色块加上连绵、回旋的语句，使得诗句有如暗红色的熔岩在流淌，显示着他一贯具有的澎湃激情、灼热灵魂和悲剧感。”
郁郁不屑于时代诗人的称谓，他自出道伊始即选择主动边缘的状态，他一直居住在长江边上的宝山旧镇，与上海这座浮华的城市保持着距离，他始终忠实于内心，与时代保持着距离，这或许让他无比清醒，或许让他在清醒中逐渐迷失。他的忧郁和愤怒均来自生活中日常的细节，这印证他选择边缘却没有远离现实，他天然的批判精神致使他的诗歌风格总在突破表象而直指本质，因此他的呐喊需要安静倾听，才能透过词语触及他的内心。
郁郁曾说，这个世界是不干净的，是艺术试图营造出美的理想以遮蔽世间的瑕疵。郁郁显然在努力涂抹或者涂改这个不干净的世界，其结果他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干净，这样他将继续写出新的诗篇，以此希望掩饰和痊愈人类的伤口。诗歌能愈合这些伤口吗？尽管期待这样美好的愿望，而我心中产生更大的疑问。
有一次去默默的撒娇诗院，赶上非亚从广西南宁来，时隔多年，我们彼此清楚记得在清华大学见面的情景。默默让阿姨准备了一桌子上海本帮菜，大家动筷开吃之后，郁郁才睡眼惺忪地从卧室里出来，他显然又打了一夜的麻将。我不会打麻将，但我知道它是带来快乐的一种玩法。诗既不是时代的号角，也不可能是医治人类伤痛的良药。其实有时应该放松下来，把诗也当成另外的一种玩法，是否可以让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呢？
郁郁长诗《再会死亡的爱情1990，》
上海先锋诗歌巡礼·首发式（2016）
正义的诗歌
——郁郁诗歌语境中的政治话语塑造
· 古 冈 ·
不能读懂诗歌背后的政治[1]，还不算真正懂诗。
本文所指的政治，绝非国家、政党政治，更非新闻联播中媒体化的政治和简单的利益得失，而是指人类共同体中的道德立场和架构。对政治的反思、质疑和颠覆，恰恰从镜像的层面，塑造了一个正确的对立面，亦为政治的同构体。也意味着，政治和超越政治，均在此范畴。
对诗歌的审视，和对思想一样，背面的政治血脉贯通相连。郁郁的诗作，印证了这种关联性。至今，文艺主导的意识形态仍然关乎形式和用词，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道德立场显得尤为紧迫。
讲到诗歌，通常以为诗就是抒情，格律诗和早期白话诗大都以抒发情感为主。中国古代主张诗言志[2]，此志未必涵盖今日政治，是否可以说，这个主张力图超越和整合诗经以降的抒情诗传统？当然，这是大而化之的论断。
郁郁诗歌的背后，站着一个不羁的政治立场，他那节奏强劲的抒情诗，隐含着不可多得的铿锵正义感[3]。
八十年代早期的出版界，跟现在差异颇大。意识形态笼罩一切，报刊杂志均登载千篇一律、歌功颂德之作。现在稍有突破，也是基于市场经济，伴随观念的部分修正而来的，并不意味诗歌正义感的建立。即是说，基于刊物报纸的市场化考虑，淡化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出售书号成了通行做法，只要不违反政治底线即可；观念的部分修正，指诗歌翻译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非意识形态诗歌的理解，变得可能了。问题是，诗歌的正义感不能仅仅建立在思想启蒙的表层，有时甚至是对它们的克服和超越。
一、 八十年代“正义的诗歌”语境
八十年代初，先锋民间诗歌[4]被视作洪水猛兽。官方承继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这个传统从高尔基的苏联、左翼作家联盟及延安座谈会一路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包含对资本主义列强及封建压迫语境的反拨，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其政治实验和探索得失不在本文之列。
本文关注，这个强有力背景，如何铸造了那一代人的文学公理[5]，并变成文学判断的预设前提。到了这时，文学意识形态僵化和形式的枯竭在所难免。产生的长远影响，不是一代人的去政治化能摒弃的，况且，去政治化的负面作用，会生成一个新的意识形态。
悟不到这一点，或因固执己见，或权力使然。公权在手，出于权力惯性，官方出版的大门始终紧闭。民间地下诗歌崛起，对立便从中形成。同样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现代派观念和中国传统诗学，给了民间诗歌取之不尽的形式资源和对抗的理据。民间道德资源来自于对立的美学。找到了这个对立面，立足点应运而生。一大批地下刊物便蜂拥而出。
何谓“正义”摆在了我们面前。不同价值立场得出不同判断，此文的预设，基于人性的崇高品质及人之为人的超越和限定性。把握和判别容易流于模糊。不过，直觉和人性的伦理会圈定一个视野，基于一般判断的基本判断，一种内在的诗歌美学[6]，也由这种正义裹挟而来。
郁郁诗句“一切都还有用吗/如果诗歌依然是一种附庸风雅/如果诗歌最终成为一种迷信”，似乎暗示诗坛两种倾向。一类来自校园，清新地粉饰现实，较好一点的，用了貌似的中性修辞[7]，突出诗歌抒情性，以辞藻的纯洁性貌似超越政治；一类迷信于官方意识形态，把颂诗的传统贡献给当代权力，动机另说，或源于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弱点，或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两者起码吻合“诗歌成为一种迷信”的结果。
校园发展起来的唯美诗歌[8]，很难简单归于附庸风雅，从最好的方面说，他们来自于中西共有的唯美传统。中国传统中的避世、逍遥；西方语境中人文主义的张扬，浪漫加抒情传统。到了当代，动机是想超越现代性，因现代主义带来的弊端和迷失，纯粹的东西好像是种回归，结果规避了现实政治。克服现代性的同时，造成了政治盲区，这正是郁郁嗤之为风雅的原因。
“主流文化的虚假、学院派的轻浮……这些危险的现象，根本上已远离了诗歌精神，与真正、严肃的文学背道而驰了。”（郁郁《为什么写作》）郁郁在这篇集三十年写作实践的思考中，重新梳理诗歌创作、政治话语表述，对历史重负给予犀利的回应。文中的表述结合丰富的材料，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把严肃文学，与八十年代主流诗歌划了一条明晰的道德底线。
看看1980年郁郁的一首短诗《浮的结果》：
躯体周围尽是水波
躺着的便是奄奄一息的我
浮力已经如此软弱
生命是这样微薄
死海之水不知何时悄悄来了
竟使我悠悠酣睡永不沉没
我不嫌龌龊的世界
因为终究是浮的结果
全诗写了第一人称的“我”浮在水面的感受。
第一节具体写实，躯体和水波构成一个场景。感受到浮力的软弱，生命的微薄，由此引申开来，有了一些象征意味：浮力似乎是世界赖以生存的价值，“死海之水”暗示世间沦落，是有限生命的暗喻，不知不觉地包围了躯体，使得人们浑浑噩噩。浑浊的人世间，“我”终于认命了，颇为反讽地说道，“我不嫌龌龊的世界”，原因是不得不顺从那“浮的结果”。最后一节，类似三四十年代的调子，语感上故作潇洒，从反面凸显内心的分裂。
这首小诗几乎能囊括郁郁的诗歌范式。钟情的主题，个体与世界对峙和两元对立的象征图景：意义和虚无、正义和邪恶等；抒情的调子，比如“竟使我悠悠酣睡永不沉没”这样连续的成语节奏，后来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见一斑。
作品置于历史语境，才可呈现意义所在。主流文化脱不开主流政治，判断它为虚假并不难。我们应看到，虚假的根源，在于人们需要一个神话，革命就是这样的神话。一旦神话破灭，千疮百孔，就看出它的虚假。其次，这个判断的根据，理应来自另一个神话，此时觉得是真理的，彼时总是在形成和变化之中。用一个新的神话应对一个旧神话，才是虚假得以确立的依据。不要以为这是相对主义的解构，历史变迁中理解虚假，自会领悟到，新的真理，就算是个神话，也是难以摆脱的正义神话。
二、“地下工作者”的形式快感：正义和非正义
不同政见者，多党执政国度产生的是左派反对党。西方激进诗人来到中国容易陷入混乱。他们所持的思想法宝，到了这里便失效，思想上容易偏向中国的左翼政治。而当今中国的混合型状态，即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的传统交汇下，西方激进诗人想要质疑中国的当下，左派问题应运而生，何谓“正义”？
讲罗尔斯的《正义论》可能扯得太远。简单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庞德的现代诗，汪精卫的诗词？政治上不正确，就跟“正义”不沾边了，还是会因此时过境迁。国家主义[9]角度可谓如此，从诗歌艺术看，能不能不牵连政治因素，或超过历时性的政治判断来做决断，值得深思。
一个基本角度，即文本和作者的关系，也只能求其次。两者纠缠中，古典诗论讲究文如其人，作者生平在批评中占的分量重；美国的新批评理论，基于作者生平和文本的不确定、含糊，主张限定在文本语境分析作品，不受作者生平干扰，只谈文本，方可真正理解作品。本文副标题是“诗歌语境中的政治话语”，而非为人处世的道德立场。限定才可突出，文不可无定法。
郁郁编纂《大陆》诗歌刊物，像行脚僧一般行走中国，传播交流诗歌的行为，本身的意义毋庸置疑。本文试图从诗歌文本形成的语义情境[10]，寻找其政治话语的塑造，即“正义的诗歌”来自于语言内部的视野及思考。
正义和不同历史背景、是非判断相关，有永恒不变的正义吗？绝对价值的追求者肯定反对这种相对主义的问题。就算没有绝对，他们也要创造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理，人类历来苦苦践行的道路证明了这一点。
艺术言说同理。艺术家、诗人皆完美主义者，他们理解的政治，往往具有绝对超验性，一般而言，一党执政的国度产生右派持理论显得悖论，只好再回到西方，重新启用在他们国度反对的东西，那只有民主政治理论，问题在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浑然一体了。
这种吊诡无非表明，诗人心目中理想化的个人，将永远对抗国家主义。无论东西方，永远是当然的反对派。国与国的政制不同，也有相同可比较的部分，政治模式上肯定有优劣之别。思想者本能反应，就是反抗。本文语境里，更重要的是，反抗如何跟正义联系起来？
出现歧义不足为怪。何谓“正义的诗歌”？诗人永远反对任何政体，从这个层面看，只要反对肯定能站得住脚，似乎等同于，反对的诗歌永远是“正义的诗歌”。
如何面对这个歧义，关键在于限定反对的时域和针对性。否则，其他诗歌似乎就成了非正义的。
别的姑且不论，郁郁一以贯之的反对立场，针对如今仍然僵化、媚态的教条主义是一剂清新剂。针对纯诗歌[11]的鼓吹者也不啻是一声警钟。
这里，两个不同类型的诗歌思潮可做对比。一是古典主义思潮，即当代从古代格律诗中寻取资源、词汇、意象、节律、韵律等，优美而脱俗，其理论论据来自文学史的正义，即超越一般是非层面的不朽，等同于诗歌的正当性。佛教和基督教的远景，化解了现实中的正义，或说是美学上的正义。
另一个是左翼思潮。主张平等、现实的人文关怀。在现实空间对抗自由主义经济携带而来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作为一种对抗，重新启用马克思主义资源，克服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弊端。他们的正义，更多是平民的、反精英主义的正义。
郁郁诗歌立场的意义在于，有效地回应了上述两种思潮。他对古典主义说，请不要追求文学史的不朽，而遮蔽和放弃了现实感；对左翼思潮，他更是大喝一声，不要简化和错判中国的现状，顾此失彼，与权力同流合污。
读郁郁作品，让人思考诗歌发生学[12]的问题。读者一般以为，打动我情感的，就是好诗歌。可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打动你？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没有天生的读者。从识字和上学开始，一点点地被教育文化形塑，人会倾向于一种被感动的模式，这和社会环境、习俗、历史的沉淀有关。怎么样的启蒙教育，产生怎么样的读者。一个人说他从来不看诗歌，因为没有一首诗歌打动他。那等于说他自己没有被塑造成一个诗歌读者。
以此类推，传统塑造我们的结果，重视线性思维，也重视由此产生的意义。从此抱着真理的意义不放，动辄就说，你现代主义嘛死抠语言的雕虫小技，后现代嘛，更是消解价值，等同于虚无主义。如此简单化结论，无助于诗歌观念的深入。
观念的产生，语境是关键。看看现代、后现代产生的背景，反思传统僵化的思路，方可理解：不是能否打动我的就是好诗。而是，好的诗歌，一定是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打动不同时代的人，而一个能被不同时代的诗打动的人，绝对是一个理想的读者。这牵涉到阅读发生学机制。也就是指，经典意义上的不朽作品和被经典塑造的最佳读者，这个之间的一个张力。只有从这个层面，再去下一个判断，才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理解。
郁郁诗歌中的政治话语引起歧义的原因，恐怕也在此。
三、 “正义的诗歌”远景及诗歌政治学
当代诗学和体制的关系极为复杂。面对郁郁立场鲜明的诗歌，批评者会说那是在简化复杂的关系，笼统地对现实粗鄙化后的策略之举。问题在于，这样的批评放在何种语境是合适的。在不自由的地方批评自由的弊病，显得洒脱而不冒风险，廉价而轻易。而且，就算本着复杂性的视角，也未见到同样的批评者对现实的剖析，来回应他自己的批评。以其矛攻其盾，实为表面功夫，行之有效的时候，漏洞百出。
我们是不是需要标榜诗歌的伦理价值，同时又不降低技艺的律令？
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造就了东西两大阵营博弈。反抗资本主义奴役，产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体制日渐僵化和非人性。流亡艺术家的神话，在那样的土壤里孕育，加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这个神话在文化的层面被创造了出来。当然，事实是存在的，但事实的传播是文化的创造，根本不存在透明的真实。某种程度上，正义感呼应了那个文化传播的创造，他们是相关联的制造了正义感。
描述艺术家流亡神话的书籍被大量翻译，一下子吸引了类似背景下的中国读者，我们需要突破自己的困境，找到一个可依赖、效仿、共鸣的资源。正好翻译了的西方诗歌政治学[13]，现成的就可拿来。艺术家不羁、永远独立的思想，便成了思考者的矛。我们去攻击、批判简陋的政治现实，所有的现象仿佛都成为现实的盾。
正义的能量被点燃。布罗茨基被俄国驱逐，一下飞机，记者们等着想象中的正义言辞，不料诗人一转身走了。他深知正义语义场中的局限和误读。这些细节，到了中国语境被直觉的需求忽视了。因为这里的现实，需要重建正义层面上的诗歌。
问题根本不在于，是需要诗歌的正义，还是诗人超越性的永恒。而是，本土的现实以及历史，起了一个决定论的断言。郁郁循着这样的政治路径，在诗意的表述上，重申了政治抒情的必要性。
在布罗茨基转身走掉的地方，郁郁若有所思，说明中西现实政治地理的迥异。政治抒情传统久而有之，左派政治更是举重若轻。本土的楷模，来自俄罗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及帕斯捷尔纳克，他们是布罗茨基的前辈，一起被中国的语境误读。还有东欧的反抗传统，随着翻译影响了本土的沉积。
反观中国的诗歌政治，从七十年代白洋淀诗派萌发的所谓朦胧诗歌起，主张民主政治的诉求，给当时注入新的意识，确立了中国诗歌语境的普世价值。向往自由民主，吸纳西洋超现实主义手法，使得《今天》派诗歌成为正义诗歌的地下正统。这不啻是一个文学神话。
郁郁祖居的宝山，明朝时命名，原隶属江苏省，一九五九年划入上海境内。历史和本土的地气，更偏向白话诗初期的本土风格。要是不嫌诗歌地理学的思想迂腐、老旧，用它来解释，那么，宝山的地理优势，在于和上海都市中心，即西化的现代性似是而非的美学距离，至于上海都市现代性问题可另作考量。郁郁调焦距时的纯朴品质从中而生。不受都市全球化污染的同时，又能不置之度外，这和乡土概念不一样，宝山和都市若即若离，有别于纯粹的城市诗歌。他早期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够了,只要一遍
我就能呐喊
花的下面
早已不是一片
真的灿烂
——《揭露》（1982年6月23日）
简单的抒情底下，仍不乏现实追问。诗歌旋律的调子如他自己所言：“现在看来，表现手法甚是简单、稚嫩，既没现代诗韵味，还烙有二、三十年代中国早期新诗的痕迹，但诗中所流露的质疑与揭示已然体现在字里行间。”（郁郁《为什么写作》）我倒觉得，如今反思现代诗的弊端，不妨设想，按二三十年代的路子走下去，少受点西化影响，创造性化用中国诗传统，诗歌的局面或会有所改观。郁郁推崇的政治抒情传统，就会以另一种形式得以承续。
从最早接受的感召，可看出他较少受现代派影响。无论意识或无意识，诗歌中政治话语的达成，得益于规避现代意识的结果。他没意识到，执迷先锋诗歌的表达，出于现代性在诗歌语言上的惯性所形成的破碎感，会阻碍思想立场表述的有效性。晦涩和通透是现代和古典的两极，只能求其次。晦涩的诗歌政治，等于遮蔽了行之有效的表述。
郁郁家族中，有人受时局动荡，影响了他对社会和事物的看法。1985年他漫游大半个中国，从《新诗潮》上了解到《今天》诗歌倾向，并与之形成思想观念上的共鸣和呼应。郁郁诗歌的主要脉络，来自于本土的反抗性和白话文初期的质朴表达。
同样，规避现代主义，又要以抽象政治概念入诗，没有西方玄学诗的宗教背景[14]，困在儒学的地基上建楼，概念和风格自然与旧诗的感性传统抵触。两难之下，题材只得在早期白话诗框架下挤压，靠加速语句速度，冲出一条泄道，形成了郁郁后来诗歌风格的雏形。
形式让位于思想。若借用两分法的便捷之道，郁郁诗歌的形式因素显得无关紧要，起码他自己不会有意为之。
其缘由，从上述早期诗歌中可见一斑，郁郁的这段话是他道德理念的宣示:“所谓纯文学远离政治实乃天真的奢望，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回避政治不谈政治，全然是因糊涂和惧怕。人们需要抚慰也需要良药，政治这个魔鬼总是噩梦般袭扰人们，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人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光芒。”（郁郁《为什么写作》）
当今诗歌的政治学远景[15]，和全球化思想格局不可或分，远比我们所能理解到的，要复杂得多。非黑即白的道理不管用了，不同的思想源头，创造出艺术的多元价值论。女权运动、地方政治、种群对峙、民族国家、儒家传承及工业化大生产等等，都将改变诗歌的政治版图[16]。
四、政治抒情诗
综上所述，郁郁这么多年创作实践，力图延续政治抒情主义传统，创造一种政治抒情诗歌，诗歌影响的源头，可从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追溯。
在其力作《为什么写作》中，郁郁明确地谈到：“一九八二年，受染于社会进程和时代变革风云之影响，写作上，颇受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二十二岁就创作了《穿裤子的云》之触动。”
触动即影响，马雅可夫斯基、洛尔卡及后来的聂鲁达抒情诗歌，延续行吟诗人风格。朗朗上口讲究诵诗的艺术形式，给了郁郁启蒙。虽然革命话语的置换，需要驾驭思想的能力，这样的过渡，能看出文学上影响的焦虑，以及郁郁有意为之的抒情政治的塑造。
再从《大陆》创刊号，看郁郁的四首诗，一反软抒情的陈词，找到了一种正义层面上的政治抒情意象。
《怀乡》写古巴，加勒比海、哈瓦那的优美地理背景下，却是“超级大国两面夹击愈逼愈紧/三明治是人民的主食品”，雇佣军、格瓦拉、革命和法拉奇一起舞动；《国际主义观点》里写到贝京，估计许多人不知道这位以色列的前总理，战争与和平是这首诗的主题，也关乎政治；写俄罗斯的《今天》，民族和加盟共和国成了郁郁政治反思的材料；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这一代人怀旧伤感、饱满充溢的视觉盛餐。唱着《海内存知己》长大的80年代诗人，抒情的骨子里，脱不了美好的政治向往，进而把今天的政治和昨日的政治达成了一种互文性关联。
儿时的启蒙，往往根深蒂固。早期诗里的政治词汇、意象和场域，塑造了郁郁诗歌语境里的政治话语。政治是历史的集体无意识，它几乎替代了宗教的不朽。
再看一首郁郁近作的结尾：
啊，芸芸众生的祖国，我想找到
一个叫人汗颜、伤心的好人
即使梦的夜晚不会有繁星的造访
即使干涸经年的心田开裂得直冒青烟
我，依旧会捡拾岁月的柴禾
并用意志的石头敲出火花
经过阴冷的四月和天南地北的爱情
一定是朵雪莲，是朵雪莲
——《我想找到一个好人》（2010.4.2）
这首隐含的政治抒情诗作，似曾相识的抒情语调和踏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如今变得更为执拗、难得。
我反对诗歌技艺的炫耀，写作当然不是竞技，十八般武艺要不要呢？
形式和内容的老生常谈又摆了出来。武艺不是目的，但创造一定关联技艺。有人说诗人首先是手工艺者，似乎有点失之偏颇。关键在首先和其次的辩证。郁郁的思考和语汇，风格上的坚持，所形成的发生学肌理很复杂。我不能一言以蔽之。
我看到的更多是困境和两难。从他作品的语境中分析，怎样才能在保持政治抒情的有效前提下，拓展诗意的表达空间，这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会造成价值多元呢？说到底，意义的预设，在于前现代的语言场域。一旦跳了出来，整个空间不同了，人类理性的碎片化之后，很难回到原先的古典立场，起码面目全非。
郁郁的政治和语言保全意识是统一的，只有从这个视角，才可能理解郁郁写作的用意，以及我们自己面临的相同处境：在打碎的万花筒中不断寻找形式的统一。兼而得之，是不可能的，宿命的人类想象力限定了思维，郁郁想在艺术上突破，他的困局，恰恰造就了他的政治抒情诗歌。
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无论思想界的解构如何风起云涌，诗歌技艺的手法如何变化莫测，郁郁固执地寻找那个破碎的价值，仿佛一直藏在影片《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美丽姑娘脸庞上，那是一个八十年代耳熟能详的动人故事，郁郁充满深情地写道，“阿尔巴尼亚小妹妹快点长大吧/选择好怀抱投入世界的等待”（诗《想起了阿尔巴尼亚》，1985），美好而动情的乌托邦就如同朦胧的单相思，恒久而常青。
二零一三年六月
八十年代的“瓷”
——郁郁论
· 王晓渔 ·
写这篇评论之前，我试图寻找关于郁郁的评论。有些意外的是，只找到两篇评论，一篇是对《郁郁短诗选》的评论，这本诗集收入了郁郁2000年的20首诗，一篇关于“郁郁其人其诗”，“其人”为主、“其诗”为辅。[1]对于一位见证和参与了文革之后当代诗歌整个进程的重要诗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忽略。
一、
郁郁是一位重要的诗歌活动组织者。在诗歌活动逐渐“脱敏”（虽然这种“脱敏”并不彻底）并呈泛滥之势的今天，一个诗人过多的组织和参与诗歌活动，未必值得正面评价。但是，在上个世纪，诗歌活动处于一个严重匮乏的状态，并且处于被严密看管的状态。
这里所说的诗歌活动，除了通常所说的各种诗歌交流活动（如朗诵会、沙龙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发起和组织诗歌团体，一种是编辑和出版诗歌刊物。这两种活动能否正常进行，和公民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有着直接关系。在公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组织诗歌活动本身就是实践和推动公民文化权利的必要方式，同时也会付出沉痛的代价。
1976年至1978年，郁郁与孟浪、陆少东创立读书小组“博研会”；1981年，与冰释之、孟浪创立文学团体并创办《MN》（MOURNER／送葬者）；1985年，与默默、方文、乃云、纤夫、孟浪等创立“天天文化社”并创办《大陆》；1988年，编纂《第三代诗歌总集》；1989年，与黄文棣编纂《上海青年诗人20家》；1991年，担任《现代汉诗》编委；1994年，发行《后朦胧诗全集》；1999年，为《一行》等组稿；2004年，复刊《大陆》……郁郁也因此于1987年被开除公职，从“单位人”变成“社会待业人员”。
这里列举的仅是郁郁参与和组织的部分诗歌活动，更多的难以一一列举，比如我手边80年代《大陆》的复印件和复刊的《大陆》，以及一些上海诗歌民刊和诗集，都来自郁郁。这对他而言可能不值一提，但是这种诗歌传播又不可或缺。
郁郁的作用，对上海诗歌的生态尤为重要。或许是因为袍哥文化的影响，四川从不缺乏诗歌活动组织者，诗歌袍哥屡见不鲜。但上海截然不同，这座城市的市民往往止步于私人生活，公共交往相对匮乏，熟人之间的交往往往保持在若即若离的限度。
刘漫流执笔的海上诗群艺术自释里这样写道：“上海有那么一些个人，都孤独得可怕，常常走不到一起。他们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2]这种“孤独”是精神层面的，也是生活层面的。上海诗人，除了“撒娇派”是一个较为紧密的诗歌流派，其余都相对比较分散。[3]即使海上诗群，也是出于参加“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需要，必须以“群体”为单位，临时集结而成。成员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也没有密切的交流，与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文学社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郁郁的作用更加重要。诗人需要思想交流的精神共同体，不管这种精神共同体是否以诗歌团体的形式出现。郁郁与孟浪、冰释之是中学同学，很早就形成一个诗歌的精神共同体。1985年夏天，他们三人至西北、西南，冰释之、孟浪有事中途离开，郁郁则继续云游；1989年，郁郁与默默云游西北；1996年，郁郁重访云南等地……郁郁的云游并不限于自己的交流，而是具有自觉意识地促成上海诗人和各地诗人的交流网络。
郁郁编辑的诗歌刊物，同样具有开放性。《大陆》虽然是天天文化社主办，作者却不限于天天文化社成员，创刊号就有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作者，同时刊登各地诗讯。第二期的作者更是来自四川、北京、福建、广东、黑龙江、吉林、江苏、内蒙古、陕西、西藏、新疆、浙江、青海等十余个省市，并且不限于年青一代诗人，昌耀的作品也在其中，此外还有译诗。
第三期《大陆》（暨《大陆》特刊“海上诗群”专号《八面来风》）于1986年12月编辑出版，但是郁郁没有同代诗人“PASS北岛”或“打倒北岛”的观念。他一边论述“后朦胧诗”的价值，一边对“朦胧诗”做出高度评价，表示：“作为新诗潮的前驱，北岛等诗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因为他们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因而合情合理地当在中国新诗潮乃至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4]
虽然“朦胧诗”与“后朦胧诗”在美学上具有差异，但是郁郁深知两者并非敌我关系，有否定更有继承。那种“PASS”或“打倒”的话语方式非但无法通往后朦胧诗，反而回到前朦胧诗的话语暴力时代。在这篇评论中，郁郁着重论述了上海诗歌逼仄的生存空间，这恰恰是“后朦胧诗”和“朦胧诗”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与其他同仁刊物不同，《大陆》不是某个诗歌流派的阵地，是诗人的公共平台，这在八十年代殊为不易。两种类型的诗歌刊物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创办一份诗歌流派的刊物，编辑常常作为这个诗歌流派的中坚而被反复提起，创建诗歌的公共平台，编辑往往隐身在那些作品背后。
复刊后的《大陆》继续保持了这种开放精神，作者不限同人，作品不限流派。但是，这不意味着《大陆》没有自己的底线和标准。
郁郁坚持艺术的独立性和思想的独立性。需要指出的是，“艺术的独立性”不能等同于“为艺术而艺术”。在文革和文革刚刚结束之时，国家被彻底政治化，“为艺术而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艺术；但是在后文革时代，国家主张公众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成为被默许的“写作的政治”——这种观念无法说明艺术的独立，只能说明艺术的顺从。诗歌可以书写任何对象，政治当然也应该包括在内。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为艺术而艺术”不是坚持艺术的独立性的结果，是“政治干涉文学”的结果，在压力之下，文学集体放弃了介入政治的权利，这种放弃本身就是在为政治服务。在这种观念下，艺术和思想形成对立。一部作品直接图解某种思想观念，会伤害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但这不意味着艺术和思想无关或者成反比。与之类似的是，90年代初学术界一度盛行学术和思想两分的说法，王元化先生重申了“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这一常识。同样，有思想的艺术和有艺术的思想也应是一个常识。
在第五期《大陆》跋里，郁郁区分了“民间”和“地下”，他批评“民间”一词“宽泛、模糊得几乎是老少咸宜了”，而“地下”是“危险而又坚韧的”。[5]
二、
郁郁的写作理念和他编辑的诗歌刊物有相似之处，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品质，却难以用主义和流派进行概括。或许，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图书审阅者是郁郁诗歌的“知音”，他在审阅一本上海诗人合集的时候，对郁郁的总结是：“郁郁诗歌是这批人中最有问题最脏的”，他一一点评了郁郁的诗歌，称《回家》等“整体都很愤激、阴暗，充满牢骚”。[6]这无疑是对郁郁诗歌的另外一种赞美，对现代诗歌而言，四平八稳、阳光、欢天喜地比“愤激、阴暗，充满牢骚”更不敢让人恭维。
三十年来，诗歌写作的潮流发生过很多变化，比如从抒情到叙事，也产生过剧烈的分化，比如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郁郁的诗歌没有被这些争论影响，他的写作始终保有一种八十年代的气息。
2003年的“期待是一座小心翼翼的房子/布满了蜘蛛网/那些打扫的愿望/流经骨骼的间隙/痛得我至今缓不过神来”（《给南翔……》），2010年的“当悲伤的过去成了时间的琥珀/当麻木而又贪婪的人群追逐着虚无/我还能保护、珍藏/那个常常疏忽的自己么”（《无题》），2011年的“只有趴在秋天的肩膀上/我才能看见爱人四季如春的脸/只要把爱化作美酒，寒冷和死亡/就会与温暖、生命等量齐观”（《赞美》）……如果没有标明写作日期，我可能会判定这些诗歌写于八十年代。布满蜘蛛网的房子，时间的琥珀，爱的美酒，这些都是八十年代诗歌里常见的意象。这些意象在郁郁的诗歌中不止出现一次，比如“琥珀”先后出现于1992年的《告别内心》、1993年的《暂时的真理》、1994的《日常生活》、1997年的《肢解》、2004年的《那么一点点》，直至2010年的《无题》。
成为“琥珀”的不仅是这些意象，更是期待、痛、悲伤、虚无、寒冷、死亡、温暖、生命——这些具有八十年代气息的精神症候。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郁郁先是引用了自己当年的诗句：“一场漫山遍野的爱情/一次伤痕累累的凯旋”，接着表示：“这两行诗句，是我对那刚刚过去的纷繁、热腾八十年代的表述和总结，也是对整个八十年代满怀敬意的绝唱。浪漫得让人感伤，感伤得让人无言以对。”在自传性文字《废墟上的瓷》开篇，郁郁这样写道：“也许并不惊天动地，也不是什么奇珍异闻。可恰恰是这些点点滴滴构成了80年代，至少是我心中永远不能抹去的景致。她的存在折射了什么呢？一种缅怀一种氛围，一种不能释怀的，包括我们曾经追求的气质与精神。”[7]借用这个标题，郁郁的诗歌可以称作“八十年代的'瓷’”。
什么是八十年代？很多当事者会在怀旧中神话自己在八十年代的经历，把这种经历视为文化资本，同时又会批评八十年代的天真和简单，以表明自己永远处于时代风潮的前列。郁郁对八十年代的回归有些不合时宜，在他那里，八十年代是精神资源，与文化资本无关。张扬精神、坚持理想、回归人性，这些已经“过时”的观念，在郁郁那里被重新捡起，让人觉得熟悉又有些新鲜。在美学上，郁郁拒绝“进步”，而是“退步”到八十年代，反复使用着八十年代的意象和书写方式，这与他在八十年代的“前卫”和“先锋”形成对照。
诗集《亲爱的虚无 亲爱的意义》收入的最早的诗，是1980年的《浮的结果》，当时郁郁不满20岁。虽然这首诗只是初学之作，却既无青春期写作的自我欣赏症状，又无当时朦胧诗的批判和控诉，而是重在内省：“我不嫌龌龊的世界/因为终究是浮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郁郁写于八十年代的诗歌，反而不那么八十年代，与当时的写作潮流明显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八十年代的诗歌中，很少见到关于精神、理想、人性的宏大叙事，却不乏当时并不多见的戏谑风格。尤其是1985年，郁郁的写作以戏谑为主，如《角色》《演说家》《敏感问题》等，与“撒娇派”有相似之处，这种写作方式尽管至今仍在使用，却只是偶尔为之。
郁郁的诗歌以自我对话为主，在诗中有不止一个“我”，他在《关心我自己》（1987年）里反复表示“距离我最远的是我自己”，并且这样写道：
我自己的灵魂
一次次摆脱我
他和我争吵殴斗相处了一辈子
难分难解
就像我和我自己
“我”和“我自己”的左右互搏，摆脱了八十年代常见的“个人中心主义”。文革之后，“我”从“我们”的集体意志中分身而出，成为大写的单个的人。但在与“我们”对抗的过程中，“我”开始变得庞大起来，反对权威同时又渴望威权，与“我们”共享着相似的价值理念和话语方式。在郁郁这里，“我”没有那么坚定、高大，而是充满自我怀疑。郁郁不缺乏可以进行思想交流的“精神共同体”，但同时保持个体的独立性。
在《孤独》（1987年）里，郁郁写道：“孤独的时候多想想/想想从前的随随便便/想想从前竟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孤独”是八十年代诗歌里的常见词汇，往往是青春期症候，但在郁郁这里，“孤独”和“想”有关，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状态。
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但是，经过思考的人生，是有代价的。1990年，郁郁有一首诗的题目是《事实上我已经死过一回》。这一年，他在《从现在起》里写道：
从现在起，每当黑暗笼罩的时候
我就向人们朗诵
我内心深处的海洋，天空
和不一定蔚蓝的诗篇
向人们朗诵我梦境里
那位总在与我对话的声音
内心深处的“总在与我对话的声音”，是黑暗时刻的海洋和天空。但是，这只发生在梦境里，凭借梦境度过黑暗是不可靠的。1992年，郁郁写下《告别内心》，在诗歌里读到的却是“告别内心”的不可能性。这种自我冲突并非孤例，1992年，郁郁写下《我是我自己的法律》，1993年，他又写下《我已经多次放弃了自己》。这种冲突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是我愿意把它理解为八十年代与后八十年代的冲突。这种断裂，郁郁在1990年的《临界》里已有描述：
一个人消失地睡去
一个季节默默地挥一挥手
告别
一个年代的沉没
在同一首诗里，郁郁想象着“结束这一场弥天大谎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布道”的那一天。站在精神的废墟之中，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那么遥远，像瓷一样光洁又像瓷一样易碎。不可否认，对八十年代的追忆有理想化、浪漫化的成分，但是理想化和浪漫化在后八十年代又过于稀缺，只能以被否定的形式出现。
1998年，郁郁在《慰藉》里写道：“歌颂过去就歌颂缺点/就是歌颂心中念念不忘的伤感。”“歌颂过去就歌颂缺点”，可以理解为“过去”是一种缺点，也可以理解为“歌颂过去”是一种缺点——这可以视为郁郁的自我批评。郁郁的诗歌，有着八十年代美学的魅力，也有着八十年代美学的缺点。如前所述，他的诗歌中有着众多的八十年代诗歌的常见意象，有着八十年代的美学和话语方式，以至于他的新作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过时”。但是，诗歌并不遵循进化论的原则，“陈旧”和“过时”也不是诗歌的污点，否则，就是在评“先进”了。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位在八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美学保持距离的写作者，在后八十年代却返回八十年代的美学？1999年，郁郁写道：“我所有的热望如今已是/许多人连承认都不太愿意的回忆。”（《你不是说过的吗》）明知“许多人连承认都不太愿意”，依然坚持回忆和热望，这种“退步”，是不是另一种“先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郁郁始终是反潮流的，在八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保持距离，在后八十年代回归八十年代。
重新回到1990年，郁郁在《迁徙》里写道：
在整整十年的乘坐中
有一位心向着下一个世纪的旅客
正从容地划亮火柴，点燃
那本最后的列车时刻表
并且牢记到达的地点。
人们常常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出发时的方向。只有这位“心向着下一个世纪的旅客”，不断温习着“整整十年的乘坐”，通过这种温习“牢记到达的地点”。
说话一针见血
——郁郁其人其诗
· 曲 铭 ·
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受人欢迎
郁郁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伙伴，有他加入的场合，温度起码要增加十度以上。听过他朗诵诗吗？他是用全身心朗诵的，他的诗是可以朗诵、适合朗诵的那一路——与讲究技巧，显示小聪明的那些诗比较，他的诗及他的朗诵，总是显得野气勃勃。一次，我见过他支着一根拐杖，端坐在那里朗读，手上端着一把烟斗。那是在浦东第三空间咖啡吧，城市诗人社组织的沙龙活动。他的朗读完全可以用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之类的言语来描绘，不免让有些神经衰弱的人感到有些不自然。是的，郁郁总让人们热血沸腾。
郁郁为人大气，不拘小节，这同样表现在他对诗歌的态度上。不久前的一次交流中，我们对一些诗人圈子里沉溺于无休止地谈论“技巧”表示出相同的厌倦。推敲语言、反讽、韵脚等等，对一首诗的解读可以花上数小时。这大概就是后现代主义研究者描述的现象，比如斯潘诺斯所认为的那样，作者已经卸下了天才的桂冠，不再是超越凡人之上的叙说着远景的诗人，作者的权威消泯在文本的平凡之中。从而决定作品文本不再具有永恒性，作品的意义存在于不断解释和再解释之中。又如杰姆逊所认为的，后现代作品文本专门注意表面，只讨论作品文本，不涉及内容（象征、寓意），不承认内外表面的对立，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于是，从真理走向文本，从为什么写走向只是不断的写，从思想走向表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编辑）而我等认为，人家喜欢穿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衣裳我无权干涉，然而他的思想和情感才是吸引我的根本依据。
说郁郁朋友遍天下丝毫没有夸张。那年我出差在北京，打电话要郁郁给我介绍几个北京朋友，郁郁立即给我几个电话号码。我分别联系，结果受到了他的北京朋友的热情款待。郁郁的介绍考虑到我们的品位、性格容易合得来。他就是这么一位热心、慷慨同时又仔细的朋友。
不要以为郁郁不注意穿着，他也讲究。他知道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酒和郁郁是无法分开来讲的
他如此好酒，可见他热情澎湃的脾性。谨小慎微的我一度害怕和他单独交流，不论是酒还是香烟，我都不是他的对手，怕他的热烈促使我血压升高。在他面前，我担心他会觉得我过于冷淡，因为他热度很高。不过，郁郁是广见世面的人，人情世故老练，他可以和老年人、小朋友很热络，和你的家人一见如故，创造宽松快乐的氛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宝山郁郁家，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因为是乍暖还寒的季节，我把这当作一次春游，年轻气盛的我从位于虹桥的家里出发驱车往宝山南门街，当天就赶回家吃晚饭。郁郁对我的“长途跋涉”而来十分高兴，烟酒茶和咖啡一起欢迎我，结果当夜我在睡梦中因为心动过速而惊醒。
就行为风格和作品特征比较，我更喜欢郁郁的为人。我一向认为，“为什么写”比“写什么”重要，“写什么”比“怎么写”更值得关注。做人比做诗更重要。做人也可能虚假，所谓行尸走肉是也，然而相比较写文章，行为更真实些。你没有发现吗？当拿到一本人家赠送给他的诗集时，他往往先看前言或后记，留意那里面反映诗人生活经历的东西。
朋友多得他自己也搞不清，郁郁送往迎来频率极高。喝酒的时候也就特别多。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到我家，我买了一瓶黄酒和三瓶啤酒，待他们坐到桌前，郁郁大笑，要我再去买一箱啤酒来。
郁郁理解力很强，我喜欢听他评判他人，寥寥数语就能将一个人的本质和特点指出来。也许他的评判是站在他那个立场角度，难免有一定局限性。虽然人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现实的妥协是个重大问题，但人的构成不仅是这些。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比方既可说“妥协”也可说是“适应”，这非但不是软弱，反而可能是智慧的表现。
郁郁是一个诗人。他曾经在我家里写诗——两人聊到半夜，我撑不住去睡觉了，他却刚进入创作状态。第二天早上，他给我看昨夜，准确地说是当天三点钟写的新作。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就是这样的。在深夜凌晨博览群书，然后睡到中午12点以后。
诗人没有固定类型，谁都可以成为诗人。但你无法否认，郁郁在诗人群中是极易辨别出的那个人。他当仁不让，在每次聚会中，都可以听到他慷慨激昂，特别在喝酒时，他绝对是主角，朋友们也喜欢他成为主角。有的人天生就是做“头”的料。他总是充满了激情，仿佛永远不会颓唐、悲伤。
他说一生有三个愿望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人、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存在多久呢？一个诗人写了几十年诗，有一首诗被后人记住，几句诗被经常引用那已经很成功、很幸运了。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漠视永久，注重当下，如同他们不相信有什么永远的爱情，“不在乎天长地久，却珍惜曾经拥有。”
2008年年底，郁郁来看我从悉尼回来度假的女儿，并一起吃饭。过后，我品味郁郁在席间说的一生的三个愿望：一是写一部回忆录，大概是已发表的《废墟上的瓷》的扩充，关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和中国现代诗活动；二是出版一套个人文集；三是办好一个刊物，《大陆》。
这个职业诗人、诗人活动家的生活其实即平凡也简单，虽然带有“革命者”或类似“殉道者”色彩。他的愿望、理想很可能不被大多老百姓所理解，被认为没意思、不合算。在我看来，郁郁的人生价值观及其实践是令人尊敬的、高尚的、纯粹的，而充满了激情和快乐。比较之下，我们当中很多人不说是叛徒，起码也是堕落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性暴露无遗。比方，我的有些“深沉”，在他面前往往不堪一击。郁郁说话一针见血，没有文过饰非的虚伪。
郁郁的生活经历使他感到有资格轻视那些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患得患失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想，郁郁义无反顾，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因此他得到了应有的尊敬。虽然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没有止境，也没有模式、标准；虽然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永远像一对不断争吵却无法分开的情侣，但我们仍然热爱、向往变幻莫测的爱情，而不是停留在看似稳定却缺乏活力，甚至僵化乃至死亡的婚姻。
近30年了，我和郁郁见面的机会很少，交流的时间也不多，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心灵默契。值得自豪的是，我们都没有放弃追求！
“我健康地感到脚踏实地的自己的日日夜夜”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郁郁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成绩要胜于诗人，更像一个“革命家”，他的诗作感情过于外露，太强烈。相对于很多人那些文质彬彬、风花雪月、委婉含蓄、深奥晦涩的诗作，郁郁的诗绝对是“投枪、匕首”，和“貌似高贵”的哲学、宗教、艺术等象牙塔无缘。这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异同，而有一个生活信仰、政治立场、价值判断问题。然而，这一两年，我看郁郁的诗的感觉变了，开始欣赏他的作品了。他的诗固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感情浓厚，同时具有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具有审美价值的，并不像“造反队”“老大粗”啊。
郁郁对自己的诗的态度是很严肃的，这源于他的爱——这爱却是广博的，指向祖国、人民、甚至人类，他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强烈的感情可以证明。他嫉恶如仇，对不合理和黑暗的现象那样的失望与愤怒。诗，至少就我个人喜好，是必须具有典型抒情意味的，不然，干嘛不去写小说、哲学著作之类的文字呢？在这个意义上，郁郁的诗比那些故作呻吟、绞尽脑汁、自命清高、规范典雅的诗更好看、更好读，更接近诗的本质。
重读郁郁的出版于2000年的诗集《亲爱的虚无亲爱的意义》，我倍感亲切，惊讶他在忙碌的社交生活中还那样精力充沛，不懈地学习和写作，他表露出的才华让人妒忌。随手翻到126页。“知识分子啊，在中国在二十世纪，就是被捏碎睾丸的疼痛”《阅读》，这里，思想那样沉重。“放你妈的屁，我夜晚的愤怒，肯定是你们无法嗅觉的心情，像匕首更像你们单腿下跪的失望”，畅快淋漓，奔放自由——读郁郁的诗，会让你感到如射精般那样很爽！“花絮，是我无法弹飞的铭心刻骨”《在酒中》。
稍加仔细地阅读郁郁的诗，会发现他常常在词性、词序上“随心所欲”“强奸”词意，这是否可以从表达的层面理解为，他思考天地的庞大而世俗习惯藩篱的狭仄。郁郁的造反精神同时体现在对于词性的反动，与内容上的大无畏精神揉合。“单腿下跪的失望”之类的名词修辞名词句型用得较多；如“美丽过诱惑过”《没有过去的脸呵手呵》之类的形容词作动词用。“你想仍然眉间的光芒吗？你想仍然唇际的鲜艳吗？”《这一天的日日夜夜》是我喜欢的诗，这里，词序的分离组合达到了强烈而优美的节奏效果。想象力的丰富奇特是诗人的特征，郁郁并不匮乏。信手翻到93页，“秋天像一只夜的手，悄悄地从身后绕了过来”《不能忘记手》。“酒一杯一杯地下去，话语就会热烈得像鸟儿跃出心窝”《失言》。
郁郁的诗突兀而大胆泼辣，他的诗让你从庸常的生活中得到一种清醒和冲动！“诗人”这个称呼中，人是基础，做人是作诗的基础，如同儿女身上潜伏的父母的基因。因此，当我羡慕郁郁的诗中涌现的激情和广大时，我无奈地明白，这样的诗只有郁郁那样的生活才写得出来。使命感、对于朋友、对于有思想有艺术才华的朋友、对生活的热爱、对正义、公平的坚持，这一切合并为郁郁的亲密爱人，为此，他可以放弃、抛弃世俗规定、向往的一切。我喜欢和感动那些诗句：“拥有一个独立的夜晚，孤独就是亲爱的；具备一个稠密的想念，清贫也是亲爱的”《亲爱的鸟的羽毛》。我要赞美的是郁郁的激情，他那不可遏止的“骂娘”，以及在无数个“众人皆睡他独醒”的“独立的”夜晚，他对我们命运的悲悯。
这也是我近日读到的郁郁的长诗《再见永远的爱情》的感受。诗中，郁郁借爱情经历提升了自己的觉悟，对人生、社会、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苛刻地说，这些思考还流于面上，但已让人感动。同时，郁郁对他熟悉的形形色色的“诗人们”的言行进行了反思。在郁郁看来，个人的感情必须服从事业使命，虽然付出了痛苦的代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我，从而达到了新的广度、高度和深度。
2008年6月出版的《大陆》诗刊上发表的郁郁的几首诗使我对这位老朋友刮目相看，如《起风了》《牢记和遗忘》，它们不仅承接了以往的批判力度，而且在表现上更加圆熟，言语更精炼。郁郁那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豪情溢于言表：“我将继续在黑白之间博弈，笑谈胜负，包括生与死”《人是渺小的》。
2009.1.28
读：郁郁写于2000年的七首诗
· 梦马生 ·
第一次见到郁郁，是在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上海市第一届先锋诗歌讨论会”上，那时我在上海师大读书。记得当时我看到他手里拿着自己的一本诗选集，我上前冒昧地说，送给我一本吧。他很为难地说，就这一本了，已经答应了送给我的一位朋友，以后有机会再送给你吧。后来在郭佳那里看到一本《大陆／复刊号》，偶尔一翻，看到一首郁郁的诗，第一印象是那首诗写得太浅了，于是就有了一个印象，觉得这个人的诗也许写得并不怎么好。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看到郁郁的诗歌。
第二次见到郁郁，是在2007年1月撒娇诗院举办“冰释之诗歌赏析酒会”上，吃饭时我向各位诗坛前辈敬酒，郁郁说，不要叫前辈，叫兄长吧。第三次见到郁郁就是在2007年3月7日撒娇诗院举办的“诗歌圣徒梁小斌、潘洗尘上海见面会”暨“为当代文学默哀”会上了。会议开始之前，和郁郁聊了一会儿，郁郁赠送了我一本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郁郁短诗选》，内收郁郁2000年的诗歌20首。
薄薄的一本诗集，仔细读下来，以前由那一首诗留下的对郁郁诗歌的印象完全被颠覆了。我感到郁郁的诗歌及其诗歌中所反映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正是我所向往和追求的。我有一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一、存活
清晨，自社会主义的大院奔向资本主义的市场
傍晚，从资本主义的景象撤回社会主义的故乡
劳动，抹去了于事无补的风花雪月
我的疲惫不堪和深入浅出的感慨
就是环境里的绳索束缚着我。存在
谁的存在更具意义。社会主义的裙子
风姿招展地撩拨。那些浪漫和遐想
只能在欲望的身边抽泣，一如我
再度把自己钦定在没有内容的镜框中
沉下去，一片片伤心的秋叶纷扰着我
即使许多聒噪之舌把真理说成了金币
我仍要绷紧良知的底线
在心里迎接着道德和秩序们不大真实的面目
恪守自己的诺言，承受不得要领的关切
即使惊愕之余还能听见暧昧的哈欠
即使一生必将存活于两种主义的间隙
我依旧天天想着，想着书上的古道热肠
因为，我全部的身心早已是悄无声息的文物了
（2000.6.9）
诗人把有关时代这样一个大的主题,处理得竟如此娴熟和完美。除了那些富有诗意的修辞和句法的运用之外，我这里更想要说的是,诗人用高超的诗艺表达了一种在当今时代的道德坚守。当然我不是诗载道论者，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在于它的艺术和思想的完美结合。康德的三大批判把真、善、美各自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他认为美向外结合以真而生成自然美，向内结合以善而生成道德美。青年学者刘士林认为，理想的美或最高的美是道德之上的审美。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诗歌境界。《存活》以及郁郁的许多其他诗作都能体现这种境界。
《存活》写成的两天之后，郁郁写了《奔向伙伴》一诗，这是同一思想开出的道德之花。
二、奔向伙伴
落下来，连同我心中残存的晴朗
金币的声音嘹亮得震耳欲聋
民众情不自禁，把它当成了号角
而我，只能在心里奔跑
逃，如果还是保全性命的武器
我就砍断自己的腿，直到
我所掩护的努力
撤离敌友不分的战场
利益的硝烟弥漫于世
呛得人们直不起腰杆
落到这等境地，星火
还能明亮谁的双眼
不看，不听，也不再耿耿于怀
沉下去，像曾经误食钓饵的鱼
水里的海藻、礁石，还有那一座座孤岛
都是我温柔而又坚定的好伙伴
（2000.6.11）
同样是对宏大主题的巧妙处理，比喻贴切，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显得空洞，而是给人一种真诚、真实、真切之感。
与诗人在“这个万恶的世界”中的道德坚守相一致的，是诗人在风雨人生中的信念和坚持。
三、花开花落
你说你是自坟墓里爬出来的，那么
你内心的清明是否就是压在胸腔的祭品
粮食的从前肯定了金色的麦浪
闭上眼睛，田野上空有一群麻雀
惊吓了它们，从此你就拒绝漫无边际的飞
你又说，自己快死掉了
哪怕是一个哈欠似的亲吻也会耗尽一生的激情
算了，原谅我，一旦踩着情感的地雷
你不愿看到大片大片地倒下
那是飘落纷纷的头发的凄凉
我都懂了吗？在你面前
我是跟着播种才学会走路的孩子
我有什么错，不就是看着你的艰难
即便跌跌撞撞也要爬起来
擦着眼泪揩着鼻涕紧紧攥住委屈的衣角
不去想那么多辛酸得掉泪的一点一滴
也不再去想人生中叹息如云的迷惘和无奈
要紧的是你顶着横风斜雨扬起自己的鞭策
要紧的是我怀着序曲的口哨吹亮自己的晴朗
这不，花儿就盛开不败在我们的身前身后
（2000.12.11）
四、梦乡的村口
多么安静，风雨之后的景象成了一面铜镜
照在脸颊的左右，心里就笑盈盈了
不要这样，我亲爱的岁月
在你瞌睡的时候，我守在
梦乡的村口，查看来来往往的路条
不放过任何一个杂念
哪怕是风吹草动下那些悄悄的小虫子
世界太不干净了，以致睫毛上的灰尘
飞来飞去，呼吸也苦难
生活的无奈和情感中的疑虑
使人的翅膀退化到难以畅开心扉
就像我总也疏于四肢的活动
惟有大脑才是紧张而又忙碌的雷达
不许无精打采，停止了生动的思想
这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我是说，即使那些稀奇古怪的遐想
是多年以后遭人唾弃的传说
我也不允许，自己的平庸
和短暂的一生一起消失得心若止水，至少
要把梦中的大悲大喜挂在岁月的颈脖上
（2000.12.7 南翔）
上面两首诗中，除了那些使读者能更准确地理解诗歌的隐喻之外，那些朴实的毫无修饰的句子也在悖反的对照叙述中彰显了诗意。
像许多诗人一样，时间的流逝也是郁郁诗歌的灵感来源之一。时间意味着开始或结束，昭示着总结或展望，引发着诗人的恐惧和怀疑，而诗人也表达着他的态度。这里是郁郁的《十二月》：
五、十二月
十二月，你们终于把自己忙碌成蚂蚁，而我
也必须在开始和结束之间寻找突破
十二月，我试图割断那些烦人的枝蔓
它们无法成为我生前的喝彩和死后的花环
十二月，我总会想起遥远的十二月党人
他们心爱的长发是俄罗斯上空的雪花
十二月，喜庆的习俗覆盖了深重的苦难
我悄悄地撤离不看最终的乐极生悲
十二月，老但丁为他心爱的贝德丽采
点着了一生的蜡烛，然后神曲一样地合上了眼睛
十二月，我零乱的诗篇堆成爱情的柴禾
一边燃烧一边朗读，温暖我自己的心绪
十二月，我得回到因多愁善感而导致的心疼
意义喝光了，说什么也都适得其反
十二月，耶稣啊你的子民浑然不知
犹大流窜于人类的血脉已有两千年了
十二月，更多的时候一晃而过
如我长吁短叹的呼吸难敌弥漫的风霜雨雪
（2000.12.25）
《角度》是少有的一首哲理抒情诗：
六、角度
站在今天的角度，很难
感到脚下松动的泥土
就是从前的粮食和风化了的祖先
今天太轻了。以致于我们
忽视尘土像忽视头顶上的天
站在现实的角度，灵魂
时冷时热，随意如风
人的一生难免趔趄
现实很不可靠。好比
击碎了梦境生活也就没啥指望
站在生的角度，别人的病痛
无法知觉，就像手术中的福尔马林
隔离着前世今生，未来
也就不太重要的。尤其是
人民的死活被机器轻轻地操纵
站在死的角度，往事
翻卷如画，望不到头的遗憾
恰恰说明生的缺陷和死的完美
死，是宝贵的。倘若
我们对生活还有丁点的爱意
站在自身的角度，世界扑朔迷离
像那些生来暧昧的女子
献身之际仍然忘不了掂掂欲望的分量
自身并不重要。关键
你站在什么角度自言自语
（2000.7.1）
站在死的角度让我想起多多的《从死亡的方向看》一诗。站在死的角度使我们更能体会到生的意义。其实诗歌就是诗人选择了一个从诗意的角度看待世界的结果。
诗人生于1961年，2000年诗人恰好40岁，但他仍然写出这样动人的爱情诗：
七、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所以
就把尴尬当作苦涩的良药
以为从此就能健康崇高的胸怀
因为我爱你，所以
就把苦难当作理想的羁绊
以为从此就能质量道路的宽广
因为我爱你，所以
就把距离当作无限的空间
以为从此就能翱翔在甜蜜的思念
因为我爱你，所以
就把时间当作广阔的未来
以为从此就能舒心地款款散步
因为我爱你，所以
就把这一切当作了信仰
以为从此心里就会有一面面涌动的旗
（2000.11.16）
郁郁在同年的另一首诗中写下这样的诗句：“究竟是欲望还是诱惑，你们／总在我身边鲜美地裸露／逼迫我即使迷失了自己，也要／穿戴整齐保持笔直的腰杆”，因为这样的对待爱情的态度，诗人在这样的年龄仍能写出上面那首纯净的情诗也就毫不奇怪了。
别林斯基在论述普希金诗歌时曾说，如果要用诗歌教育青年的话，普希金的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普希金的诗歌能唤起人们温柔敦厚的感情。读郁郁的诗歌令人想起儒家所提倡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我想，如果想培养人们一种温柔敦厚的感情，郁郁的诗歌是合适的。古人论诗讲知人论世，我和郁郁接触不多，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气平和、语言随和的长者形象。他常常叼着一只烟斗。他的诗歌语言和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与我接触的他是一致的。不过我也听说过他打麻将的不少逸事。这种游戏似乎不伤大雅。郁郁原名郁修业，这是否冥冥中暗示了他的诗歌的道德追求？当然，这有点近乎神秘主义了。
人们在谈论诗人多多时，说多多代表了汉语中年写作的深度与可能性。从我读到的郁郁的诗歌来看，这句话也适合郁郁。郁郁的诗歌还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对于形式的追求，他的诗行多是整饬均衡的。他对于时代的书写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现代性。我们可以称他为古典的现代派，或现代派中的古典主义者。我记得在撒娇诗院翻到一本诗集称郁郁为“大陆诗王郁郁”，这当然是因为他主编《大陆》的缘故。但是否，这同样是一种暗示？我看到的仅为郁郁写于2000年的诗歌。这本诗集中的作者简介中说，郁郁至今已创作了近千首现代诗歌，如果那些诗歌能与这本诗集保持着同样的水准的话，我想——希望不是我的溢美之词——郁郁真的堪称“大陆诗王”。
激情灿烂中的阴郁之歌
——读《郁郁短诗选》
· 刘 苇 ·
郁郁的诗歌有着铿锵的音韵和绵长的音律，犹如歌剧中的宣叙调，在朗朗上口的话语式语调中暗藏着雄辩。这是史诗的基调之一（虽然这是一本短诗选，这一特色依然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我猜想，形成这一诗歌特征原因并非是他出于对行吟时代诗歌范本崇敬的结果，而是他性情与气质的使然。无疑，这是一种辉煌的诗性。但他通过这一基调显露出来的诗歌内蕴，即诗人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却是悲观的。
通读他短诗集，可以看出他诗中最鲜明的特征，即遍布诗中的痛苦感、愤懑情绪和生命的沉痛意识；但这一切却是以热烈、滚烫的诗句来表达的。他的诗是在灿烂调性中镶嵌着阴郁色调，浓重的色块加上连绵、回旋的语句，使得诗句有如暗红色的熔岩在流淌，显示着他一贯具有的澎湃激情、灼热灵魂和悲剧感。
十二月，你们始终把自己忙碌成蚂蚁，而我
也必须在开始和结束之间寻找突破
十二月，我试图割断那些烦人的枝蔓
它们无法成为我生前的喝彩和死后的花环
十二月，我总会想起遥远的十二月党人
他们心爱的长发是俄罗斯上空的雪花
十二月，喜庆的习俗覆盖了深重的苦难
我悄悄地撤离不看最终的乐极生悲
十二月，老但丁为他心爱的贝德丽采
点着了一生的蜡烛，然后神曲一样地合上眼睛
十二月，我零乱的诗篇堆成爱情的柴禾
一边燃烧一边朗读，温暖我自己的心绪
十二月，我得回到因多愁善感而导致的心疼
意义喝光了，说什么也都适得其反
十二月，耶稣啊你的子民浑然不知
犹大流窜于人类的血脉已有二千年了
十二月，更多的时候一晃而过
如我长吁短叹的呼吸难敌风霜雨雪的弥漫
打开诗集的第一页就能强烈感受到他火热中沉郁的诗歌本质。这首《十二月》写得哀婉动人，悲悼情绪和不屈挣扎混搅在一起，显露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对立姿态和不妥协精神。这是他诗歌的内在姿态。
无疑，郁郁是一位“远离”时代的人。但他这种“远离”的姿态并非意味着对过去时代的留恋，而是对当下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能够对当下有清醒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是一名信念武士，对时代中扼制人性的现象挥舞起手中的长矛。这似乎有点堂·吉珂德的意味。但从本质上说，诗人总是他自己时代的流亡者。这是区分诗人价值的起始点，也是诗人悲剧命运的由来。
正是郁郁具有的这一品质让他承担起针砭、讽刺现实世界的角色。这不是因为诗人角色需要的一种装扮，而是由他独特经历和内心需求所造成的。他始终怀着一种终极理想，并以这一理想化的镜子去映照世界，最终形成了他悲观的人生意识和积郁胸中愤怒之火的由因。
我的疲惫不堪和深入浅出的感慨
就是环境的绳索束缚着我。存在
谁的存在更具意义……
——《存活》
活下去，并且沉着地站在时间身边
看着自己持久
能否石碑一样地坚硬挺拔
——《琢磨冬天》
但对于郁郁来说，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批判时代的视角并不意味着他无视当下生活，从他诗中恰恰能够体验到他的伤感和愤怒是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时代所对他心灵打下的烙印。他的诗歌特点是保持对当下的清醒批判意识，并从日常经验中将这种清醒的批判意识提炼到更具普遍意义的象征层面上，使诗歌具有了涵盖性和泛指性，从而超越了当下时代。这一点犹为难能可贵。这是诗歌力量所在，也是诗歌审美价值所在。
他诗歌另一个特点就是不过于抽象化，也不以隐喻为胜，而是运用一种（我称之为）“论述加转喻”的手法，与歌唱性调性相结合。所谓“论述加转喻”是指他诗歌中明确的议论和一种变换喻体的明喻的运用，以及诗歌脉络的纵向性发展，使他诗歌既明白如话又有韵味：
思考和回忆和懊恼
是早晨的盥洗
而纷落的头发和过往的岁月一样
背过身来，镜中的波动无人察觉
爱情呀，婚姻呀
从生到死
孩子是一生中不可琢磨的标点符号
留在哪里，诗句才能独立成章
——《琢磨冬天》
可以看出，郁郁的诗歌特征在总体上是属于象征主义的，并有着古典主义的明晰性，而其内在根脉可能是得之于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以隐喻、拼贴、抽象化、碎裂感、潜意识、意象镶嵌、隐秘直觉等为主导的晦涩主义诗歌似乎有意疏离。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但总觉得有点可惜，这造成了他诗歌具有清晰的流脉和富有朗诵性的特点，但也易使诗歌缺少模糊和多义性。
在这部短诗集中，我个人认为《角度》是一首出色的诗，它从一个原点出发，然后像光芒一样散射开来，涉及面非常广泛，又极为凝练，宛如一个水晶体，每一个棱面都晶莹剔透、熠熠闪烁；既缘于生存，又超越于生存之上，将个人体验与哲思结合到一种深刻、完满的程度：
站在今天的角度，很难
感到脚下松动的泥土
就是从前的粮食和风化了的祖先
今天太轻了。以及于我们
忽视尘土像忽视头顶上的天
站在现实的角度，灵魂
时冷时热，随意如风
人的一生难免趔趄
现实很不可靠。好比
击碎了梦境生活也就没啥指望
站在生的角度，别人的病痛
无法知觉，就像手术中的福尔马林
隔离着前世今生，未来
也就不太重要了。尤其是
人民的死活被机器轻轻地操纵
站在死的角度，往事
翻卷如画，望不到尽头的遗憾
恰恰说明生的缺陷和死的完美
死，是宝贵的。倘若
我们对生活还有丁点的爱意
站在自身的角度，世界扑朔迷离
像那些生来暧昧的女子
献身之际仍忘不了掂掂欲望的分量
自身并不重要。关键
你站在甚么角度自言自语
——《角度》
郁郁的诗歌全是他个人的一份告白，一种宣言书。其中有他个人心路历程的记录，甚至还有着他个人经历所造成的潜意识的不自觉的记录；但这都是潜藏在诗歌底下的。而显现在外的却是他那时代的人所共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正义感、道德感和理想主义情怀。这一生命和情感的信息，既是他诗歌的地基，也是他诗歌的出发点；从而形成他对时代、社会的批评锋芒，对生存中的荒谬、丑陋现象进行抨击。因而，他的诗又是一份时代的告白书，一份富有使命感的宣言。
然而，所有这一切既是郁郁诗歌的优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的局限。如何突破这一限阈，向诗艺和内在精神结合途径上、个人隐秘心灵的表达和人类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上如何更深刻地寻找到一个触及点和敏感点，是郁郁、包括当今时代诗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2003年10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