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法粗率大气，为20世纪书坛大家，却主动放弃当教授的机会

以“草野之作，不登大雅之堂”“草野之人，不习惯应酬”为由，婉拒画坛大名家的求画、约见，又放弃在浙江美术学院当教授的机会，20世纪的书画界无第二人；大半生没有世人羡慕的财富、地位，备尝艰辛、坎坷与困顿而不气馁，身后以震撼的艺术精品、诚执信守的行藏获得后人拥戴的，世有几人？他，就是从浙江诸暨走出来的余任天（1908—1984年）先生。

余任天先生弱龄爱好文艺，稍长就读于浙江美术专门学校和浙江艺术专门学校（两年后辍学），以后经过长达五六十年的寻师访友、刻苦自励，卓然成为集诗、书、画、印等多项绝活于一身的艺术家。沙孟海先生认为“他毕生不计名利，不患得失，不解宠辱，孜孜以求，终成大家”，称誉他“四绝压群伦”。

余任天先生书法规模古人，基础宏阔。早年精勤志学，得力于钟鼎、汉隶、魏碑、唐楷。尤倾情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用功最勤，自谓“临颜，以树立骨干而恢廓气势”。中年会心陈洪绶书法，喜其奇逸恣纵的风神。晚年病目，专攻草书，宗法张旭、怀素。得心既精，应手又熟，自成一种大气、磊落、浑成之格局。

有人说余先生之书失之粗糙、粗率，究其原因，笔者以为：

其一，他的书法风格（包括国画风格、篆刻风格）乱头粗服，不求人好，普通学书者难以领略内中佳妙。而治学严谨的余先生对于这种风格的追求，自然有自己的理论依据。

他曾治“患了”一印，边款记：“夫画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所以，结合余先生上述学书经历，他那“不了”的“乱头粗服”，是“心知其了”经过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艺术的高境界。

其二，余先生博综众制，形成个人面目之前有些带有实验探索性质的作品，尚未成熟，在所难免，更何况他长期失却体制依靠的大树，没有良好的创作环境和条件；

其三，先生诸多精品留藏民间，议者未能全窥，若以代表作品论，他的书法——尤其草书——的精深造诣在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余先生的国画最为世人称誉，论评为20世纪浙派山水画代表人物。他应征创作的丈二匹山水巨幅《富春江严陵滩钓台》，在选拔中脱颖而出，以后与潘天寿先生所作的花鸟画《映日荷花别样红》相对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长达35年之久，可见他的作品早有定评。

余先生于画，擅长草法入画，无法为法，构图简括，激情四溢，苍茫浑穆，尽写胸中丘壑。他自叹“名山怅未游”。然而，如今那些遍游名山的画家，他们的识见一定比余先生高吗？

他的国画在“易简”的形式中承载着功夫、性情、学问的厚重，是其诗、书、画、印全面的结合，十分自然，是综合实力的集中展现，含金量高，非可仅以画之一项来衡量。

在诸门艺事中，他的篆刻风格最独特。他师古又师今，学秦汉印，好邓散木，遗貌取神，自出机杼。他以古隶入印，在巧用斜笔的实践与理论上突破前规，获得创新的成功，所作纵横排奡，简朴浑厚。潘天寿先生极为推重，其书画常用印多出自余先生之手。

余任天先生是一位艺术上的哲人，诸门艺事，转相灌注，融会贯通，样样当行。他的理论是其艺术实践的结晶，《余任天书画印谈》和《余任天画语录》所论，简要精辟，新见迭出。其作品本身即可说明他是一位具有极高理论修养的艺术家。

同样，凭藉在艺术实践上的功力和多方面的素养，余任天先生于书画作品风格个性的感悟也是极强的，书画鉴藏阅历丰富，眼光锐利，旁人莫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