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精编 | 靳凤林：论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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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凤林」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创制了丰富的历史典籍，产生了众多的历史学家，形成了优良的治史传统，这些优良传统的形成与儒家的道德伦理观不离须臾。我们不禁要问，儒家的道德伦理观何以成为中国史学家修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如何演化为中国史书反复阐明的“史义”？要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深入挖掘儒家的不祧之祖——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笔者借鉴国内外学界的各种诠释学思想，深入到孔子生活的历史背景之中，科学把握相关文本的文字、精神和意义，从孔子历史伦理思想赖以生成的历史语境中，体悟和建构其本真的生命意向和思想，将对相关文本的理解、解释与应用紧密结合，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对孔子历史伦理思想的理论意义和价值限度予以科学评估。
01
孔子历史伦理思想的发生学探源
孔子历史伦理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多重因素复杂互动的过程，就夏、商、周三代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而言，周代的文化既不像夏代那样质朴无华、文饰不足，也不像殷人那样尊神事鬼、荡而不静，而是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形成了尊礼尚施、敬鬼神而远之的突出特点。从现有资料看，周代的礼仪发达和规章细密已达到了强人所难的程度，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许多诸侯国已是礼崩乐坏、徒具形式。为了保证礼仪自身不言自明的权威性，孔子开始为礼仪寻找最终的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为此他从商人的“命”和周人的“德”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理性化和人文化的“仁学”理论，将遵循礼仪的根源由外在的“神差鬼使”转变为内在的以仁为核心的“血缘亲情”。
孔子历史伦理思想的形成除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背景外，还与其本人融乐师文化与史官文化于一体的教学内容密切相关。乐师文化与史官文化是周代文化得以传承的两大子系统，周代乐师的主要职责是司礼司教，属于文化官员的范畴，史官的主要职责是主书主法，内史、御史类官员直接参与兵刑钱粮等具体行政事务的管理。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主要以乐师文化的继承人自居，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到了晚年孔子则增加了史官文化所看重的《周易》《春秋》。孔子晚年研治和讲授《周易》《春秋》的主要目的绝非是让学生把它们当作占卜观象的工具或历史知识来掌握，而是视其为积学蓄德的重要载体。
02
孔子历史伦理思想的多维镜像
历史是天命力量的持续释放。在孔子看来，天命就是“天时”和“生命”的结合体，大千世界中的各种生命在苍天释放的时间之流中经历和绽放自己就是天命。因为在经历时间之流的所有生命中，人的生命最为珍贵，正是人通过有目的的对象化活动创造着属人的世界，能够做到对天命身历心悟。孔子认为他本人就是天命的承担者，并以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继承人自居，将弘道崇德作为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一生遭遇无数艰难困苦，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以时代良知的形象展现于历史长河之中。
历史是人类生存面相的本真显现。天命决定着“人”这一有死的此在，并通过人的生存行为而敞开自身，让其成其所是。人本身只有参与到天命的去蔽过程中，抑或只有让天命的去蔽状态被保存到人本真的生存演历中，人才能是其所是地生存和生活。孔子将上述观念熔铸于自己的历史伦理中，他以本真性的直书为荣，以阿容性的曲笔为耻，将秉笔直书人类本真的生存状态视为史家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对那些为了直书不避强御和风险，甚至不怕杀头坐牢的史家大加赞赏。孔子对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孜孜追求深刻反映了悠悠时空背后的历史真义，也表达了他力求将内在心灵与宇宙本体合二为一的渴望。
历史是人类道德光辉的永恒绽出。一方面，孔子对天命是关心人类的道德进步，还是视人类为玩物、在历史中游戏人类，保持一种沉默不语的状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尽管“天命靡常”、天命不可测，但人类完全可以在未知的历史可能性中发挥天命所赋予自己的自然禀赋和道德能力，积极地回应天命，努力做到以道受命，以德配天。人应当用自己直面历史命运时所焕发出的伦理精神，去凸现生命存在的历史达观感和道德崇高感，因为正是在大化流行、天命靡常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所独有的不同于其他万物的道德主体性才能够真正得以彰显。
历史是社会公义的不断张扬。在孔子看来，人性善恶是质，制度好坏是文，人性之质若无制度之文去养育，必然野而不美。这就使得孔子将铲除非道德现象的主要手段寄托在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上。孔子衡量一种制度正义与否的主要标准有二:一是正命。如果身处权力高位的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违背了“天道”，不能奉行天之“正命”，那么他就丧失了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对其统治地位进行“革命”就是“替天行道”。二是正名。让人在生命价值的本体层面各守其不失为人之“所”，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就是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秩序。孔子所崇奉的王道就是历史上的“先王之道”或“大同世界”，从历史性终极价值层面看，它是历史理性的长期积淀，是人类良知和社会公义的永恒体现。
历史在追溯往昔中开拓未来。对生命存在的历史性领悟与对时间性的体验密切相关，时间性本身不是具体的存在者，它需要借助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展现自己。与这三种时间向度相对应，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意识，即古典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占据了时间伦理的核心位置，为了建立一个正面的现代必须否定过去。与之相反，孔子是典型的古典性历史伦理倡导者，他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春秋时代的制度伦理和个体道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的道德文化却心仪有加，并将之作为一个失去了的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孔子高度热爱三代道德文化，充分肯定三代的道德水准，认为三代的文教礼制最为完备，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理想。从本质上看，孔子对过往时代的回窥更多的是为了匡正时弊，借助先民文明肇始的曙光驱除现时代巧言令色的非道德矫饰，回归生拙与鲜活并在的本真性道德初始境界。
03
孔子历史伦理思想的价值二重性
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虽然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然而，它自始至终存在于我们个人、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中。从历史伦理层面看，它的突出作用表现为:首先，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其次，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历史道德文脉。再次，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古为今用的优良治史传统。最后，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敬畏历史的深厚情结。
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永远保持深刻的自我反省态度。我们在看到孔子的历史伦理观对型塑悠久的中华历史文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对其价值限度做出检审。首先，用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指导历史作品的创作极易导致空谈经旨、远离史实的不良倾向。其次，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对政治的高度关注直接引发了后世官方史学对其他社会事务的忽视和轻蔑。再次，孔子的历史伦理思想造就的过量的历史意识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增加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最后，孔子用历史理想主义匡正社会时弊的复古主张是导致其政治失意的根本原因。
孔子修《春秋》所采用的“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的理论根基，它既造就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悠久与辉煌，也预制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局限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