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发展水平远胜中原王朝吗？让我们看下真实的数据对比

三星堆上新的直播，让本来就是网络脑洞重灾区的三星堆遗址再次成为了网络热点。渐趋沉寂的各路网络神棍也纷纷闪亮登场，用他们那些娴熟的脑洞神力，将一件非常让考古人振奋的考古发掘工作推上了网络舆论的巅峰。时至今日，仍未见颓势。

这次上新的六个“祭祀坑”目前所见出土器物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新东西，报道的几件器物从体量上较之前两个“祭祀坑”出土器物要大。丝织物的痕迹相对是个亮点，但也仅限于蜀地考古发现，鉴于上新的六个坑还没有发掘整理完成，本文对此不作过多解读，所论内容和数据截止到这六个坑之前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遗址分期我们以三星堆考古站领队雷雨先生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上的总结为基础，综合其他学者的认识。得出如下结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为第一期，距今4000年至3600年为三星堆遗址新二期，距今3600年至3200年为三星堆遗址三期，距今3200年至3000年或者更晚为新四期。

三星堆一期遗址分布

其中三星堆遗址第一期被命名为三星堆一期文化或者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可称之为鱼凫村文化或者宝墩文化四期。三星堆遗址三期和新四期被称作三星堆文化。与位于金沙的十二桥文化有年代上的重叠。

据此可见，三星堆遗址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1500年左右，但三星堆文化只有五六百年这样，从考古文化上看，三星堆遗址一期和二期乃至三四期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概念不要混淆。从文化遗存分布上也可看出来这点。

三星堆上游遗址

三星堆遗址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勘探结果大约是12平方公里，但夏商时期遗址分布面积只有大概3.5平方公里。因为这个范围内不仅有夏商遗存，还有周代乃至汉代遗存，所以我们对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也同样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混淆各个年代的遗存分布。

三星堆发现有三道城墙，分布有些奇特，不是一圈套一圈那种，我们感觉更像防洪的堤坝。实际上三星堆3.5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中，60%是水域面积，实际上可居住生活的台地面积是1.23平方公里，可见城址内直接可利用面积比率并不高(许宏 2017 《先秦城邑考古》)。

据此，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的2万平方米占三星堆遗址面积千分之二的说法同样存在混淆年代的问题。按照三星堆遗址夏商时期可利用面积1.23平方公里来计算，发掘比例应为1.6%.

三星堆城址布局

而二里头遗址发掘面积4万平米，相对于近4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发掘比例按照3平方公里算是1.3%。可见按照夏商文化分布来看，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比例并不低。

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也就是宝墩文化时期，四川盆地是一个多中心并存，城池林立的年代。从遗址面积来看，三星堆一期是最大的，宝墩遗址虽然小于三星堆一期，但宝墩这个时候已经筑城了，面积算上外城郭有2.7平方公里这样（有学者认为外郭只是防洪堤坝，我们此处不论）。这个时期的成都平原是一个比较松散而简单的社会（江章华 2015 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

宝墩遗址分布

从出土遗物和考古发现遗迹所看，这个判断应该是无误的。由于三星堆考古报告尚未公布，这个时期的材料所见有限，我们也未见详尽分析，按照高大伦先生2016年《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一文所述三星堆一期可复原器物有两千余件，这个数字引自雷雨先生《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对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的两点认识》一文，查了下此文并未见这个数字，不清楚其中缘由。

即便如此，历时600年的三星堆一期遗址与中原地区历时300年的陶寺遗址5000余件的可复原遗物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的。而这个时期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类型也很简单，主要就是平底和圈底两类器物，纹饰也很平常，与中原地区陶寺遗址大量的彩绘陶器相比，也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陶寺蟠龙彩绘盆

这个时期三星堆遗址未见中原地区那样等级分明的高等级墓葬以及高等级建筑遗迹，社会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于中原地区。

进入三期以后，也就是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宝墩文化时期的各个城址消失，成都平原考古文化集中至三星堆附近，三星堆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中原地区整体处于商代。

这个时期前段出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以及多处郭城城墙遗址。零星出土了一些青铜器物，与同时期的郑偃和盘龙城大型青铜礼器、兵器等大量出现相比，同样无法看到成都平原领先于中原王朝的迹象。与早了两百年的二里头遗址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里我们简单罗列一些考古发现数字，高下如何自行判断。

青关山F1基址

二里头遗址年代按照探源工程结论是距今3800年至3500年，考古发现有12万平米的宫城，几十座大型建筑基址，其中1号宫殿面积达1万平米，4号宗庙建筑面积达4200平米。始建年代均早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距今1600年。二里头遗址发现铜制器物及冶铸遗存350余件，大型铸铜作坊面积达到一万多平米(有学者认为是15000-20000平米，见 陈国梁 2016年 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同时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绿松石作坊、制骨作坊等官营手工作坊，多院落的建筑基址，带回廊的宫殿基址，九宫格大道，一门三道的宫门，等等这些均奠定了我国三代期间宫殿形制的基础。

之后的郑州商城通常被认为是商代早期都城所在，早商青铜器窖藏3处,铸铜作坊遗址2处,青铜器墓40余座,发掘出土各类青铜器达300余件,其中包括青铜容器12类130多件,有鼎、鬲、簋、盉、斝、爵、觚、尊、罍、卣、盘、盂等器类。青铜兵器3类70多件,有戈、钺、镞等器类;青铜工具7类60多件,有钁、刀、凿、钻、锥、锯、鱼钩等器类。此外还发现小件装饰品及生活用具30多件,有簪、针及铜泡、铜管等器类。从铸铜作坊遗址出土的陶范来看,郑州早商青铜器类中还应有车器存在。（朱光华 2005年 博士论文 早期青铜器的分期与研究）。

郑州商城平面图

郑州商城外城郭面积达到13平方公里(有说25平方公里)，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商南土重镇的盘龙城遗址其考古报告统计出土青铜器351件，其中容器186件，近年来，杨家湾、小王家嘴、小嘴、杨家嘴等地陆续出土有青铜器，铜器总数已超过400件，容器超过200件。

我们看下三星堆这个时期(三期前段)整个地区出土青铜器的数据

成都北面今新都区新繁水观音遗址。遗址中出土有典型殷墟风格的青铜器戈、矛、钺数件。

广汉市高骈乡发现一墓葬(可能为祭祀坑), 出土有商代的玉器和铜牌饰。铜牌饰的风格接近二里头遗址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牌饰。

汉源县背后山遗址出土戈、钺等商代青铜器8件

石棉宰羊放牛山农民挖出铜钺和石钺各1件

广汉市兴隆乡毗卢寺遗址发现商式青铜器, 有戈4件, 矛、钺各2件。

在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附近发现两个小型祭祀坑, 其中一坑被砖厂工人取土挖毁, 挖残的青铜器中有柱状三足容器残片, 残片上有裆线, 属于典型二里冈时期三足容器的残片

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地点发现一祭祀坑, 坑内出土两件近似二里头遗址晚期的铜牌饰。

炉霍宴尔龙石棺葬文化墓地出土1件二里冈风格的青铜铜戈

攀枝花市仁和区下湾遗址出土1件商式青铜戈

以上数据统计后结果在20件左右，分布区域很零散，少见多件青铜器出土。与郑州商城一个遗址点出土的各类青铜器毫无可比性，说明距今3600至3300年这个期间，三星堆最多处于铜石并用时期，晚于中原地区近一千年。而这个时期的商王朝早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铜器，同时能够铸造高达100厘米的大型青铜方鼎。

郑州商城大方鼎

在三星堆三期末与四期初这个时间段发现了一二号祭祀坑，据新发现的四号祭祀坑测年数据可知，这两个祭祀坑年代可能估算得有些早，应该是距今3200年以后，对应于殷墟三期和四期，甚至已经进入了周纪年。我们看下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铜器情况。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器共178件，二号坑出土青铜器735件，其中青铜人头像55件，青铜人像9件，青铜面具34件，眼形器106件，牌饰2件，神树6件，太阳形器6件，神坛3件，神殿2件，瓿盘器盖各1 件, 圆尊8 件( 另有残片3 件) , 方尊1 件, 圆罍3 件( 另有残片2 件盖2 件) , 方罍1 件，各种形态配饰30余件，璧58件，瑷132件，戈17件。

按照分类来看，实际复原后青铜器也就四五百件，之前九百余件的统计数字应该是包括散件在内。（有些论著上就是这个统计数值）

不过这与三期前段发现的20件简单青铜器相比，已经有了突然爆发的感觉，这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不清楚。

中原地区则不同，从二里头开始，到二里岗再到殷墟，整个青铜器发展是逐步提升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演变脉络也很清晰。而殷墟时期由于青铜器发现的数量过于庞大，出土地点也众多，未见整体统计数据，据专业论著所述，殷墟出土青铜礼器有2000余件，青铜兵器4000余件，其他如青铜工具、配饰、乐器等未见具体统计数据，我们估计应该也能有两千余件，所以殷墟所见青铜器近万件。达到了我国青铜时代的巅峰。

同时殷墟发现有五座大型铸铜作坊，分布在百万平米的区域内，其中孝民屯达五万余平米，出土泥范等冶铸遗物十余万件，这些都是三星堆没有的。据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来，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与殷墟一个遗址所代表的商王朝都城已经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加上商王朝下属方国和王朝控制区域的其他遗址和文化，三星堆也就是商王朝一个有一定体量的方国规模罢了。同时期的先周、吴城代表的虎方从国家实力来看并不逊于古蜀王国。而与强大的商王朝无任何可比性。

说实话，即便这六个坑每个坑都有二号坑的体量，这八个坑所出青铜器也无法与殷墟相提并论。所以那些将三星堆吹捧上天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作为夏商时期偏于西南一角的古蜀王国有其耀眼的光芒，但如果说能拥有远胜中原王朝的国家实力，是缺少根据的想象罢了。

本想针对其他一些元素，如金器、青铜铸造工艺、玉器等内容进行更加详细地梳理，但文章有些长了，我们留待后文再详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