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观象台与清明节的起源

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上元（元宵节）、上巳（三月三）、端午、中元、中秋、重阳节等都是以阴历（太阴历即月亮朔望月周期历法）定日子，冬至节以太阳视运动走到最南点向北回归、白昼最短、黑夜最长为观察要义，自然是按照阳历（太阳历）定日子。如果，夏至也算一个宗教节日的话，古时候祭地的日子，如今民间基本不过了，也与冬至同理，理当以阳历定日子。唯独中国人特别重视的清明节，却与其他宗教节日格外不同，按照阳历定日子。表明清明节的起源有些特别之处。

文献中清明节最早是作为廿四节气之一出现的，可早到战国秦汉时期。今天的清明节严格按照廿四节气的平气计算结果，定在每年的4月4~6日，战国秦汉时期观测北斗斗柄指向东北方向即寅位或后天八卦系统的艮位，日期与阳历的4月4~6日大体吻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秦汉时期判断清明节气的方法是观测北斗斗柄旋转“十二辰建”的观测法，严格上将不是太阳历观测，所谓太阳历应该是直接观测太阳的视运动来制定历法。足见，清明节的缘起可能另有来历。我认为，中国清明节最初的缘起，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文化中期观象台（距今4100~4000年）所得到四千多年前“太阳历”之中的一个节令有关。

2003年～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了陶寺中期小城大型建筑基址IIFJT1。该遗迹以陶寺中期大城内道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向接出大半圆形建筑。整个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基础构成。台基基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外环道在台基的东北角以豁口横穿城墙Q6。整个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台基大约可分三层。第一层台基基础位于台基正东，呈月牙芽形。生土半月台基芯被第一层台基的夯土版块所包护。第二层台基基础呈半环状，东、西两端接在城墙Q6上。第三层台基呈半圆形，由夯土挡土墙、夯土观测柱缝及台基芯构成。第三层台基芯以生土为主，还有部分夯土台芯、观测点等遗迹。

在现存的陶寺晚期的台基破坏界面上，发现了一道弧形夯土墙基础，人为挖出10道浅槽缝，形成11个夯土柱基础。夏至观测柱缝系统向东错位，设置到了第二层台基上。在最北观测柱D1与夏至观测南柱之间搭上一根门楣就成为一个面向东南、内宽1.8米的小门。估计此门专为“迎日门”。从观测点经“迎日门”向东看去，又可形成一条宽50厘米的观测缝。据此，陶寺IIFJT1上用于观测的柱缝系列共计13个柱子12道缝。经垂直向上复原，这12道缝分别对着崇峰（俗称塔儿山）的某处山头或山脊。其中主峰塔儿山在东5号缝内。

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解剖结果，陶寺观测点基础残深26厘米[1]。

陶寺观象台的东8号缝，上半年日出观测所确定的节令，与清明节密切相关。

东8号缝介于D4与D3之间，位于台基正东中轴线上。平面形状长条形，剖面形状凸圜底。长150、宽20、残深8厘米。观测缝中线方向角89°06′21.7″，缝中线间夹角5°21′30.5″，仰角3°19′28″。对应山头N11。

2005年3月28日阴历二月十九日。东边天际有云雾， 6：49：02时见到太阳，此时已与地面相切（图一），在东8号缝的中心稍微偏北，方位角89°03′53.7″。此日就是陶寺文化的一个节令。然而其节令意义似乎并非能一眼望穿。

首先，我们注意到8号缝中线方位角89°06′21.7″（不含磁偏角），十分接近真方向正东90°，仅差53′38.3″。这个真子午线的正东方向是陶寺人特意选择的，应当有特别的宗教意义，清明节则是距3月28日最近的一个比较明确的宗教祭日。

图一 2005年3月28日东8号缝日切

3月28日虽比2005年4月5日1时清明节提前8天，似乎与清明无关，但是陶寺一带传统清明比廿四节气的清明节日期提前5天开始。《襄陵县志·礼俗略》云：“襄陵，晋魏旧地，陶唐遗风，……享祀报本，虽费不奢。”[2]《太平祝志》云：“信鬼神，喜祭赛。”[3]据我们在陶寺工作多年的亲身体会，陶寺祭祖报本的情结在清明节时达到一年中的最高峰，气氛非常隆重，仪式异常繁琐。由于陶寺一带多数地方的（汾城地区除外）妇女必须参与夫家的正式清明祭奠，因此妇女回娘家上坟再提前5天左右，大约在3月25日稍后就提前回娘家上坟。此俗实际仅局限在以陶寺为中心的临汾盆地，襄汾、临汾和曲沃部分地区，实际就是陶寺文化中心控制区，恐非空穴来风。

图二 2005年4月1日陶寺镇东坡沟村民给姻亲上坟的供品

《襄陵县志·节序》载：“清明，前数日，携酒肴楮帛于墓，且加封焉。是日，蒸面作鱼蛇，馈送姻娅（图二），男女结伴，诣龙斗峪华神庙焚香，至则献一雄鸡，以针刺鸡冠滴血以祀之，亦荐毛血之义也，俗称千鸡会。”[4]

《襄汾县志·节日》载：“清明节为祀节，节前，至亲晚辈登门祭祀，俗称烧纸。老坟、旧坟、新坟扫墓分别在节前3至5日内进行。全家人等（汾城地区女性不参加）担挑食馔（必有藕）纸箔，上坟祭奠，添土、挂纸、烧纸。清明节当天（指阳历4月5日——笔者注），早午于祖先堂前奉祀，下午晚辈媳妇于大门口（个别地区外籍人到村外）焚纸化箔。有死于外地者，家人在十字路口祭祀。”[5]

据我对在陶寺当地的民族志调查，《襄汾县志》所说老、旧、新坟分日扫墓甚是，陶寺清明扫墓有严格的程序：

① 阳历4月1日上老坟，出五服之先祖坟。

② 阳历4月2日上新坟，头年清明后至今年清明前埋坟。

③ 阳历4月3日上旧坟，一年以上、五服之内的祖坟。

④ 阳历4月5日上百日之内的坟。

我们2005年4月1日清明节民俗调查如下。

2005年4月1日星期五，陶寺正式清明节，十分隆重，山西考古队陶寺遗址发掘民工要求放假上坟，故停工一天。我们拍摄东坡沟张家和贾家上坟实况，了解一下今天陶寺清明上坟的具体习俗。

图三 2005年4月1日上午陶寺乡东坡沟贾家上坟摆供品

早8时至9时，各家先给亲戚上坟，在坟上压些纸钱，备些馍、菜。待亲戚家的孝子贤孙来后收集起来一同用于祭奠。

早9时起，各家上本家先祖的坟。祭拜程式如下。

第一步：各核心家庭分别在自己的直系祖先坟前摆供品：菜肴、花馍、酒、水果、糕点、纸钱、元宝、旌幡等（图三）。

菜肴以红、黄、绿、白颜色为主，讲求色彩对比鲜艳；以鸡蛋（黄色）、菠菜（绿色）、藕（取藕断丝连意，白色）、火腿肠（红色）为主要原料。菜肴皆不放盐，贵在色形而不在味。正如《礼记·郊特牲》云：“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荐，可食也，而不可耆（嗜）也。”藕产自水中，鸡蛋、菠菜、火腿肠皆为陆产。尽管当地百姓无人能说出这四种菜肴的宗教含义，但是其形式却被当地人们的祭祀行为顽强地传承着。

“花馍” 上还贴塑面塑有角小蛇，称为“ 蛇馒头” ，献祭完毕后供男性食用（图四右）。贴塑黑鱼面塑者称为“ 刺鱼”（《襄陵县志》称之为“鱼”） ，上供完毕供女性食用。贴塑憨态可掬的刺猬者称为“ 驹娃儿” （图四左），祭祖先用。另一种称为“ 甜瓜” 的花馍供走亲戚上供用[6]（图二）。“蛇馒头” 和“刺鱼” 很可能都是襄汾一带现在民俗从陶寺龙盘图案的传承与演化（图五）。借鉴陶寺祭祖花面塑馍蛇、鱼造型，我们首先判定陶寺龙盘彩绘动物原型应当是黑鱼而不是鳄鱼；其次我们可以推知陶寺的黑鱼龙纹肯定与祭祀先人有关，但仅此还是很难说就是陶寺文化早期王族的祖先神像抑或是图腾族徽。

图四 2005年4月1日上午陶寺乡东坡沟贾家上坟用花馍

第二步：家族男女老少到齐，孕妇除外不来，跪拜作揖，按先祖长幼顺序统一跪拜祖坟（图六）。

第三步：放鞭炮（图七）。

第四步：各核心家庭分别抛洒供品，掰馍、扔饼干、用筷子将碗中的菜拨向坟堆、倒酒等（图八）。小孩可以分食部分水果和糕点，不能管饱，成人则一般不食（图九）。正实践《礼记·郊特牲》所谓“先王之荐，可食也，而不可耆（嗜）也”的理念，尽管当地早已无人知道引用《郊特牲》的这句经典了。

图五 陶寺早期大墓出土龙盘

图六 2005年4月1日上午陶寺乡东坡沟贾家上坟跪拜

第五步：家族将各核心家庭的纸钱、元宝、衣服等集中在一起焚烧（图十），称为“交纸”（笔者疑为“叫纸”，一边烧纸，一边叫祖先的灵魂来取钱物）。

第六步：上坟结束。各家散去上其他该上的坟。

4月1日上午9时半，我们考察完陶寺东坡沟上坟习俗后，驱车考察汾河以西吕梁山地区，发现乡宁、大宁、吉县等周边县没有阳历4月1日清明上坟的习俗，皆以4月5日为清明。侯马地区也是4月5日清明节上坟。可见以4月1日为清明节隆重上坟之俗仅流行于临汾盆地的襄汾、临汾和曲沃部分地区，实际就是陶寺文化的核心区，以陶寺城址为核心。

图七 2005年4月1日上午陶寺乡东坡沟贾家上坟放鞭炮

图八 2005年4月1日上午陶寺乡东坡沟贾家上坟泼洒食物

3月28日比今天陶寺一带的清明节仅提前4天。根据当地妇女于3月25日后就开始回娘家上坟的习俗，我们有理由认为3月28日日切于8号缝中标志着清明节祭祀上坟的开始。

图九 2005年4月1日上午陶寺乡东坡沟贾家上坟孩子吃供品

图十 2005年4月1日上午陶寺乡东坡沟贾家上坟“交纸”

东8号缝3月28日日切作为清明祭祖节日标志，是有深刻的宇宙观的支持的。假如允许上古时期“正朝夕”法找正方向有不足1°的误差，则东8号缝中线几乎就是真方向正东。《周易·说卦》云：“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礼记·曲礼》：“措之庙，立之主曰帝。”此言祖庙中祖先神所依托的牌位或偶像称为帝。《大作大中簋》铭：“唯六月初吉丁子（巳），王在奠（鄭），蔑大历。易（赐）芻（犓）牛騂犅，曰：'用啻（禘）于乃考’。……”[7]显然，禘礼祭祀灌禘对象是祖考祖先神。由此我们认为“帝”最初本宜就是“人祖至上神”，是祖先崇拜的对象。清明节是一年中最大的祭祖上坟宗教节日，陶寺观象台8号缝中线对正东（图十一），3月28日日切其中标志清明祭祀的开始绝非偶然巧合，很可能是“帝出乎震”的宇宙观的指导下的宗教仪轨使然，在观念上认为以帝为表象的祖先的灵魂，出行始自正东。

图十一 陶寺观象台20节令太阳历观测示意图

除了宗教节令意义之外，此日日切于8号缝中线，还另一层与农事有关的宗教仪式的标志意义。

《襄汾县志·气温》记载：“气温≧10℃春作物播种，……日平均温稳定通过10℃，一般出现在3月下旬。”[8]也就说，当地农事此时才真正全面启动。3月28日日切8号缝中应当标志着春播的开始。

《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注曰：“寅，敬；宾，导；秩，序也。岁起于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东方之官敬导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

8号缝中观测视线向东正横穿观象台第一层台基生土半月台芯中部和一层台基的夯土台阶第三级。《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是天子的“躬耕帝藉”之礼。我国民间普遍流行立春“打春牛”的节日活动[9]，是“躬耕帝藉”的民间翻版，不论贵贱都与祈谷有关。虽然这些礼仪和民间节令活动都在后世定在廿四节气的立春，而陶寺文化时期没有廿四节气，春耕春种的开启礼仪不一定放在2月9日陶寺“春始”，而有可能于陶寺春分10天后3月28日日切于面向正东的8号缝中线时，在生土半月台和夯土台阶举行春耕开启礼仪。因此3月28日8号缝日切同样标志着这一宗教礼仪举行的日期到来，这才更符合《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的本意。

另《四民月令》：“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寺箔笼。”陶寺清明还应有开始治蚕室的标志意义。晋南地区养蚕历史物证可上溯至仰韶文化晚期西王村文化三期的人工切割的半个蚕茧，是李济先生于1926年在山西芮城西阴村发掘出土的。陶寺文化时期养蚕可能早已不成问题。

综上所述，我认为3月28日日切于8号缝中主要标志着一年中最重要的上坟祭祖宗教节日的开始，同时以“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宗教仪式标志着春耕的正式启动，而实质性的农时标志是始治蚕室的日子。

陶寺清明节的到来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物候标志，那就是家燕的到来。《襄汾县志》载家燕到来是每年的3月下旬[10]，据我们实地观察，2006年3月31日家燕回到我们考古工作队在陶寺遗址驻地——东坡沟村贾明深家，比3月28日陶寺清明晚3天，比今天陶寺一带正式清明节4月1日提前1天。

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中国的清明节最初起源自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是一个太阳历确定的春天大祭祖的宗教节日。

（有关陶寺观象台其他节令的分析，可参见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4期。

[2] 《襄陵县志》（民国版），1986年由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名为《襄陵县新志、太平县志合刊》。页60。

[3]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一·山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页52。

[4] 《襄陵县志》（民国版），1986年由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名为《襄陵县新志、太平县志合刊》。页64。

[5] 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513～514。

[6] 山西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三组村民梁宝兴于2009年9月16日提供民族志资料。

[7] 罗振玉：《三代吉今文存》8·44·2，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册，页878。

[8] 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35。

[9] 郑传寅、张健：《中国民俗辞典·岁时节令》，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页230。

[10] 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