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荐读 | 郑玮宁—人类学知识的本体论转向：以 21 世纪的亲属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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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类学刊》专辑
《考古人类学刊》
第76期（2012）：153—170
人类学知识的本体论转向：
以 21 世纪的亲属研究为例
作者
郑玮宁
荐文原由
推荐此文，旨在与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史上最全！英国G5大学人类学专业解析》以及《英国G5人类学：剑桥大学人类学硕士专业申请深析》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
在《考古人类学刊》的2012年76期，围绕两个主题发布了8篇刊文，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新世纪人类学的挑战”，而本文则是该主题的第二篇书评。
关于G5大学人类学以及独立细述剑桥人类学的专业深析，请参考留公子文章：
专题文章阅读：
作者介绍
郑玮宁 副研究员
郑玮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攻工作、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人观性别与亲属等课题。最近踏上本体论转向，思索情感、存在和欲望的意义。
教授邮箱：wncheng@gate.sinica.edu.tw
郑玮宁副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官网简历：
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Researcher/content.aspx?&SiteID=530167135246736660&MenuID=530167136406372131&Fid=530167136243516715&MSID=530210513521015707
1.
前言
作者的话
感谢黄应贵教授、谢国雄教授与谢依忆小姐对本文所提之意见及修改建议，惟文责全由笔者自负。
书评
Kinship and Beyond: The Genealogical Model Reconsidered. Sandra Bamford and James Leach, eds.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9. pp292.
Kinship, Law and the Unexpected: Relatives Are Always a Surprise. Marilyn Strather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29.
English Ancestors: The Moral Possibilities of Popular Genealogy. Fenella Cannell.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7(4): 462-480. 2011.
Substance and Relationality: Blood in Contexts. Janet Carste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0: 1-17. 2011
What Kinship Is (Part One). Sahlins, Marshall.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17(1): 2-19. 2011a
What Kinship Is (Part Two). Sahlins, Marshall.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17(2): 227-242. 2011b
在新自由主义横扫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当下，人类学知识能否仍继续以目前既有的知识范畴与理论，来面对、理解并企图解释在新的情境中浮现的新社会文化实践呢？本文将分析本世纪以来关注当代亲属实践并重思亲属性质的研究成果，阐述当代人类学在亲属理论上的突破乃是本体论上的转向，并开启了理论思辩与实践的新空间。另一方面，笔者同时并陈前述突破性之著作与其他同时期相关著作，使彼此相互对话，以指出当前亲属研究乃至于人类学界已然走向重构人类学知识的趋势，却不轻易接受前述一本体论上转向蕴含了「尚未」（Ernst Bloch 意义下的’not yet’）的可能性与开放性，亦未对当前的人类处境，提出贴切人们切身关怀的清新提问。
在 Janet Carsten 探究马来西亚兰卡威渔民的亲属过程之民族志专书 The Heat of the Hearth（1997）出版后，以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的象征分析来理解亲属的建构，确立了新亲属研究的知识论基础与理论工作。随后，在 Carsten 主编 Culture of Relatedness（2000） 与专书 After Kinship（2004）中，她进一步厘清人类学亲属理论建构中多组二元对立的知识预设，并以文化实践来清理并超越这些知识论上的泥淖，开启了新的可能性。然而， 在新亲属取径所向披靡之际，笔者心中不禁浮现疑惑：以 substance 来做为人类学亲属建构的核心分析概念，真的是我们对人类社会亲属关系的终极解答吗？该问题不仅涉及了我们如何从知识论（substance 做为当地人认识与建构关系的凭借）与本体论（当地人假定自然与文化的性质与关系）两个层面来理解亲属建构，更关乎「亲属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否对所有社会与人群具有同等意义。
本文将以 Sandra Bamford and James Leach 合编的 Kinship and Beyond: The Genealogical Model Reconsidered（2009）、Marilyn Strathern的 Kinship, Law and the Unexpected（2005）、Janet Carsten（2011）、Fennella Cannell（2011）与 Marshall Sahlins（2011）这些后新亲属研究成果中最具理论意图的著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当代人类学亲属研究在知识论上与本体论上的推进。在知识论上，这些著作深究亲属研究最关键的系谱法及其社会文化预设、乃至于该研究技法所蕴含的思维特性，并触及了新浮现的社会现象与既有文化范畴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等层次，皆提示了人类学知识建构方式的另类可能。在本体论上，研究者开始意识并探究，不同人群对「自然 vs 文化」实有着不同的预设，从而被建构的对象与样态彼此有别。甚至，我们将能基进地反思：「亲属是什么」这个古典的提问，是否只是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中的人群的切身关怀呢？
Sandra Bamford与James Leach 合著书籍
本文参考的另外几本书籍作者
Marilyn Strathern教授
2.
清理知识论上的战场：
系谱与系谱法的西方想象
近年来欧美社会两项重要的亲属实践，分别是常民对系谱记录的热衷（如英国，见文后 Cannell 的研究），以及生育技术日益普遍使亲属关系的确认被问题化。这些现象既凸显了学术惯有的实践与分析概念与常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同时挑战了分析概念与常民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意义。在此当代情境下，Bamford 与 Leach合编的论文集（2009）探究了系谱法涉及知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及其蕴含的人类思维特性。
3.
如何理解亲属关系中
所蕴含的顺序、本质与传递？
Bamford 与 Leach 合编之论文集中绝大多数论文（除了 Viveiros de Castro 外，见下一节），均是对亲属研究的特有田野技法背后的知识预设及由此而来的分析概念，进行知识论上的反思。首先，系谱法涉及一套西欧社会对血缘关系的特定想象，其本身并非当代生物学上的客观事实，而是该文化对性别与家庭内部关系延续的想象。例如， Rebecca Cassidy（2009）以英国赛马使用系谱法记录马匹的交配历史为例，指出赛马的系谱蕴含了一套父权思维：强调父系血缘影响马的体力，而选择性地记录母系后代的出赛纪录，因饲主认为母马只是父系血统的孵化器，与幼马的能力无关。事实上，登录赛马的系谱更是英格兰历史特殊发展的结果：相对于 19 世纪时向英格兰输出阿拉伯马的北非 Bedouin 人乃是凭借个人记忆来熟悉马匹的「亲属来源」，英格兰则是为了规范具博弈性质的赛马活动，并遏止假造马匹身分（因当时英国赛马与阿拉伯马已进行交配繁殖），将原先做为广告手法的系谱身分加以建制化。
其次，西欧社会对亲属关系的想象，进而落实在殖民统治政策之中，并于被殖民者的统治之外与之上，打造出符合殖民政府治理的社会秩序与图像。如J. Teresa Holmes（2009）以殖民时期的肯亚为例，指出早期英国人类学家提出非洲部族的分枝体系为其社会运作原则之论点，不符合当地人以夫妻为中心而来的社会互动网络，反而坐实了英国殖民者为确立部落社会的秩序与运作单位而编造的社会运作图像。
再次之，当代欧美社会对人类基因工程图谱的掌握，并非单纯基于医疗因素，同时亦非其宣称那般科学或客观，反而处处被个人的想法与能动所渗透。甚至基因流动的思维与生育技术日益普及，更使亲属关系与商品化的作为彼此勾连，进而影响人们对未来亲属关系的想象。例如 Gísli Pálsson（2009）以冰岛政府支持基因工程公司利用全国系谱图做为侦测难以治疗的疾病基因起源为例指出，对该国居民而言，系谱建构不应只是记录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关联，更应容许个人依自身境遇，来决定何种亲属关系应当被收录抑或被掩饰。又如 Hillary Cunningham（2009）检视美国于 1980 年代积极推动人类基因图谱的工程并建构了基因流动的思维，经大众媒体大肆宣传而使大众误以为，有财力者均能自行选择所欲后代之长相的基因。毫无疑问，这凸显出系谱乃至于基因图谱乃是一种商品／资本，而非单纯的医疗行为。犹有进之，Jeannette Edwards（2009）以英国伦敦郊区居民对家人间捐赠精卵（如父亲捐赠精子给儿子）的看法为例，指出居民将捐赠精子与发生性爱加以等同，并认为此举必然改变、甚至混淆了家内成员间的关系（如祖孙成为父子），更引出了乱伦的意涵（如父亲捐赠精子给女婿使女儿怀孕）。准此，亲属关系攸关亲属 substance 的文化建构与想象，甚至可能改变未来的关系。
另一方面，该论文集收录了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南美洲等的亲属建构，指出系谱这个概念所隐含亲属关系之延续性，必须在地方社会脉络中，探究其受到何种文化观念与机制而被（重新）概念化。例如，Rita Astuti（2009）对马达加斯加的 Vezo 人进行认知心理学测试之研究指出，当地人以社会文化实践来刻意模糊系谱法亟欲彰显的家世系谱之清晰与确定性。事实上，在本体论上，Vezo 人意识到生物基础与养育／社会性的差异，并认为养育活动会被身体化以形塑人观。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以超越家的层次各种养育活动来抚育小孩，让孩子生活在更广大的亲属关系网路中，以弱化生物对亲属关系的决定性。
比较而言，新几内亚高地居民乃是以人在土地上持续的实作与知识，来体现亲属关系的延续性，有别于欧美强调亲属关系紧密连结到身体性的与生物性的构成。例如， Susan Bamford（2009）指出，新几内亚高地的 Kamea 人认为共享「同样的血」（one-blood） 成为社会群聚与分化的关键。对他们而言，只有出自同一母亲的小孩才被视为有「同样的血」，这是一种强调身体性的水平式亲属关系。相对而言，母亲与小孩间未能共享「同样的血」而分属不同社会群聚。因此，亲子间具有一种天生即与身体无涉的（inherently disembodied）关系。事实上，当地人追溯个人与过去祖先的亲属关系是透过土地，而非出生。比方说，小男孩在父亲带领下熟习其日后将继承的土地，除了学习耕作技法与知识之外，更得熟知牢记昔日曾于此地耕作之祖先的故事。更重要地，男孩必须付出个人努力耕作土地来活化他对土地乃至于祖先历史的关系，进而确保他对土地的权利主张。就此而言，后代必须以个人在土地上的各项文化实践，来建立与前代祖先的联系，以确立父系传承。这明显不同于系谱法，因其假定继嗣乃是由上而下来建立联系与传递的样态。
又如，James Leach（2009）以新几内亚 Rai 海岸的 Reite 人为例指出，当地居住团体（palem）的形成过程牵连了礼物交换、仪式、工作、魔法与神话等，而这些隐含了如何使亲属／社会关系与社会分化得以可能的各类知识（patuki）。即使是在仪式生产过程中被召唤出来的精灵，当地人并不认为那些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客体，而是关联到人藉由居住及工作而与土地形成的亲近性。因此，在同一地居住与工作的人藉共享同样的知识形式而彼此有所关联。其次，在传递知识给他人的过程中，人已被含括在其讲述之知识所创造的关系当中。就此而言，人并非自然的创造物，而是被个人对那些关乎世代、分开、包含与成长等知识的使用所创造的。正由于知识具有建立社会关系的能力，且是可变、开放的，因此，人可藉一连串不同技术（如仪式、艺术、交换与工作）展现之能动与介入，以转变他人。本质上，这些技术乃是促使另类生存样态之实在得以出现的工具。由本体论的角度观之，知识关乎何以 Reite 人之所以为人，提示了人类世界存在的必要性。
Sandra Bamford 副教授
事实上，前述两种建构关系与系谱的方式，涉及了不同人群如何认识自身与他人、世界的方式，进而蕴含了建构知识与生活世界图像的独特方式。Tim Ingold（2009）对比了系谱法的运输式（transport）思维和徒步旅行式（wayfaring）思维，探究这两类思维涉及之人类思维与知识特性。系谱法凸显出西方思维与知识有下述特性：这个有如「复杂结构」的思维，主张人类会对生活世界进行不断的区分，不同类别之间具有垂直整合的关系，由此产生的人类知识，可藉由个人内在心理机制来加以传递与复制（replicate）。就此而言，此一分类性的知识形成一种阐述的秩序（explicate order），而知识的传递有如人或物在两个定点间的运输。对照之下，Ingold 将徒步旅行式的思维比喻为「复杂过程」，指涉个人以活动与实践来联系个别的部分（范畴或类别）这个过程。因此，知识传递是藉说故事的方式，使人与世界建立关系。与此同时，说故事活动本身能将过去拉回当下，使说故事者与听故事者共同参与了知识的形塑。更重要的，这类故事性的知识（storied knowledge）乃是被行动者所繁衍（reproduce）而非纯粹复制，并会随着个人在生活世界中的移动过程而逐渐整合（作者为此而新创了 alongly integrated 这个词汇），呈现一种涵蕴的秩序（implicate order）。
总的来说，这本论文集挑战了新亲属研究提出以 substance 做为理解亲属关系建构的核心概念，指出该分析概念涉及了早期英国人类学以系谱与家系做为理解社会性质之切入点所蕴含的知识论与本体论问题。该文集批判地指出，系谱法并非透明、中性的研究方法，而是假定了亲属关系关连到顺序、本质与传递（ sequence, essence, and transmission）等概念。此一根深蒂固的系谱思维，结构化了研究者对非西方社会文化性质的勾绘与掌握。其次，就该作品对人类学知识的贡献而言，该论文集多数作者重思系谱法及其建构的模式，反思性地意识到当代亲属研究若欲有所突破，应当避免实证论科学观蕴含的方法、理论、知识论与本体论各自分割、独立带来知识上的问题与困境。就此而言，该论文集直接面对系谱法这项古老的人类学技法，深挖并揭露了过去亲属研究立基于欧美社会文化对自然与文化的本体论预设，进而影响后继研究者留意抱持另类本体论的人群或社会进行认识论上的实践，并设定了对基本议题的提问方式及具体操作的技法。整体而言，该论文集提出了深具启发性的想法与论点，然而单篇论文或多或少存在着论证瑕疵或思辨不够细致、深入的缺憾，例如，援引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志材料相互对照却忽略材料的历史性而造成论证上的瑕疵（如 Holmes），抑或是尝试结合不同尺度（scale）的材料竟只说明某些了无新意的论点、乃至于材料薄弱不足以支撑论点的窘境（如 Pálsson 与 Cunningham）。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该书收录不同地区的个案对亲属建构实各有不同关注：当代欧美国家与人民对系谱、生物与人类基因图谱抱持着特有的迷恋与想象；对照之下，非西方社会的亲属建构呈现出不同文化建构的样貌之取径与图像，有潜力跳脱新亲属研究主张以 substance 做为形塑关系之核心关键这个知识上的限制。
James Leach教授
4.
substance与系谱，是否仍为
有效再现当代亲属实践及
其建构的概念？
值得玩味的是，新亲属研究重要旗手之一 Carsten 的新作并未直接回应前述论文集提出之挑战，反而是从 Strathern 的文化象征思维的分析视野，指出 substance 与当代社会生活领域特有的形构方式彼此密切关联，以证明其支配性。Carsten﹙2011﹚分析血做为亲属建构的 substance 涉及之象征策略与内涵，指出血／实质具有跨越并连结物质与象征这两个看似对立领域的特性。首先，血这种身体实质的物质性（如颜色与流动性），具有跨越原本看似对立社会生活领域的潜力。更重要的，在当代亲属实践的脉络中， substance 跨越了欧美亲属建构预设了「个人身体与不变亲属关系 vs 可转变的、流动的亲属关系」这组对立。做为建构亲属关系性的象征，血／实质同时触动了物质、想象及情绪等面向，强调亲属本身内蕴之改变与可转变的特性。特别是当代器官捐赠与生育科技的普遍，挑战了欧美亲属建构预设了个人做为具有清楚身体界线以及亲属关系乃是固定不变的。另一方面，Carsten 认为，聚焦于血／身体实质如何在不同象征与实践领域间的流转、移动、改变，有助于理解当代亲属／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建构。就此而言， 与其说该文探究substance的物质性如何构成亲属与关系的多重象征意涵，毋宁说Carsten 触及了当代亲属建构与想象，呈现出过去人类学假定（如亲属、经济、政治等这些）独立且自成一格的社会生活领域，彼此界线早已模糊难辨了。此一层次意涵之所以可能在民族志中被呈现出来，关连到研究者留意到行动者在使用象征时必然同时触动个人想象及情绪这个层面。
当代亲属建构过程呈现出社会生活领域界线的模糊难辨这个特性，同样可见于Cannell﹙2011﹚的研究。Cannell 以英国近年来颇受欢迎的追踪个人祖先系谱的电视节目以及庶民系谱记录者为例，指出当代英国人对记录系谱的热衷，而重新造访祖先居住地时经常触动了参加者对过去的想象，甚至在得知祖先曾经历的困顿或悲惨的生命史时不禁潸然落泪的情感表意等现象。另一方面，当代英国人藉系谱记录来了解个人与死者的关系，不仅关连到英国社会视系谱为个人资产的想法，更彰显了个人想象与情绪对当代家庭建构的重要性。有别于法国人类学家指出系谱是一种自恋的追寻，为的是要补偿个人或集体的失根﹙deracination﹚（Segalen and Michelat 2002: 196, 转引自 Cannell 2011: 463），Cannell 认为当代英国人将系谱与家庭史建构为一种照顾死者的形式﹙a form of care for the dead﹚，使生者与死者间关系得以相互建构，并形塑了亲属的道德平台。这些体现了当代英国人热衷于藉系谱记录与对祖先的记忆来重建他们对家庭的想象。更关键地，这进一步挑战了 David Schneider 以来欧美亲属研究的文化偏见：亲属研究只关注生者间彼此关系的建构，几乎不触及生者与死者的关系。Cannell 进一步论证，欧美亲属研究忽略死者与生者间的关系，乃是伴随西方现代性而来的世俗化造成理性与宗教相互分立的后果。就此而言，当代亲属实践模糊了西方现代性建立以来认为理性与宗教分属不同领域这项假定。
由上，我们看到 Carsten 与 Cannell 均以当代亲属实践来重新省思 substance 与系谱对理解及掌握亲属与家庭的性质之意义，藉勾绘个人实践及其象征意涵，质疑过去（或说现代性）预设了社会生活诸领域自成一格且界线清楚的想法。然而，二人的知识论立场不尽相同。Carsten 强调 substance 兼具物质性与象征性，从而能在不同社会生活与象征领域中流转，以此证明 substance 仍为有效再现当代人类社会亲属建构的分析概念。这是具有客观论色彩的主观论立场。相较之下，Cannell 采取一贯的主观论立场，由个案于追溯系谱时被触动的情绪与想象入手，呈现出当代家与亲属的建构过程，如何模糊了过去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领域界线。至于社会生活领域界线为何不复往日那般清晰可辨呢？Carsten 认为那是 substance 的象征作用产生之后果，而 Cannell 的讨论蕴含了个人在当代情境中的各种想象与感受，是必然被实践所牵连，而非独立在实践之外。
5.
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一与多：
朝向在地知识的本体论之探究
在 Bamford 与 Leach（2009）合撰的论文集导言中，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的“The Gift and the Given: Three Nano-essays on Kinship and Magic”一文在人类学知识与理论的重要性，明显被忽略。反倒是 Strathern 于 2005 年出版的 Kinship, Law and the Unexpected 一书中，自述其思考深受 Viveiros de Castro 文章初稿的影响。甚至 Sahlins 企图重新建构理解亲属性质的全新概念时，亦以 Viveiros de Castro 的这篇文章为对话的对象之一。在讨论 Strathern 与 Sahlins 的作品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名亚马逊地区WaiWai 印第安裔的人类学家，如何从自身文化对亲属的预设出发，对人类学亲属研究重新提问。以下，我将依据 Viveiros de Castro 提问的启发，分析并定位 Strathern 与 Sahlins 的研究：我先探讨他们如何确立并建构人类学知识的独特性，指出他们对当代情境下的亲属研究与人类学知识分别做到何种程度的推进。最后，我将指出他们提出的建构方式，各自隐含了那些知识上的限制。
6.
不同的本体论，
造就了相异的亲属建构与运作逻辑？
Viveiros de Castro（2009）援引了研究亚马逊地区Piro 印地安人的人类学家Peter Gow私下提及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当地人对身体的独特想法：「Santa Clara 村落中一名教会学校教师，试图说服 Piro 妇人要为家中幼童准备煮沸的水以避免腹泻。这名妇人回说，『如果我们喝开水，就会拉肚子。』教师语带嘲弄地告诉她，喝生水会导致腹泻。妇人不为所动地回应：『或许那件事对利马的居民是真的。但对我们来说，煮过的水会让我们拉肚子。我们的身体和你们的是不同的。』」（Viveiros de Castro 2009: 238）。Viveiros de Castro 藉此证明亚马逊印第安人的世界观乃是预设了「单一文化、多元自然」（one culture, many natures）的多元自然主义（multinaturalism）：认为不同人群、乃至于不同物种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身体／生物的差异上，而非文化／心灵的差异。进而言之，他指出系谱法承袭了西方文化对「自然 vs 文化」这组关系的本体论样态：亲属关系的生物性基础，既非给定的、亦非理所当然的，而是文化所建构的。究其根本，这预设了「单一自然、多元文化」（one nature, many cultures）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所有人类共享同样的生物基础，而不同人群建构亲属方式各异乃是文化差异所致。事实上，此一多元文化主义的本体论预设，长期支配了人类学亲属研究的知识论及方法论，致使研究者未能或无法基进地反思：是否其他社会对「自然 vs 文化」的概念构思（conception） 实存在另类本体论基础的可能性？进而深究不同人群对「亲属」实践与建构究竟是出自怎样的特定关怀，进而由此产生相应的知识论提问。
Viveiros de Castro（2009）指出，对亚马逊印地安人而言，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是建立在身体／自然的差异，无关双方灵魂／文化。因此，对当地人而言，亲属的创造即是身体差异的创造，这也是血亲有别于姻亲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身体应被理解为一套由文化所建立之身体实践如饮食、举止，而非生物学意义下的身体。换言之，身体才是本体上的差异之所在与工具，而做为人即是做为亲属。事实上，在当地的宇宙观中，人和非人都有相同的灵魂（认识与意志的能力）及想法，人类社会呈现出对不同世界的单一观点（a single view of different worlds），有别于多元文化主义预设了对单一世界的多重观点（different views of a single world）。其次，既然所有人类与种属具有共同的灵魂，身体不仅是自灵魂／文化思维中生成，更藉着违抗灵魂而能有所作用，并得以为人所认识。因此，亲属乃是人和他者身体（人与非人）进行身体遭逢与交手中，逐渐拥有可被视为人类身体的过程。
犹有进之，Viveiros de Castro（2009）将血亲／自然与姻亲／文化、内在的与建构的这两组对立关系，两两交错成为四个不同的本体论象限，以此勾绘不同本体论象限中亲属关系所呈现的样态。（1）标准模式：指涉血亲是给定的、被动的性质，而姻亲是涉及情感与政治考量的积极建构，这是西方社会亲属的特性。（2）构成模式：在血亲与姻亲皆被视为给定的本体论中，如结构论提出亲属的基本结构与规定婚。在此模式中，血亲与姻亲的范围，在个人出生时均已给定。姻亲并非由婚姻所创造；相反地，婚姻是在被认定为具有潜在「姻亲关系」的场域中被创造出来的，从而血亲才得以可能。（3）建构模式：指涉血亲与姻亲皆为人类能动所建构的本体论。这是新亲属研究展现的本体论，并被认为是非西方社会亲属的特性。Viveiros de Castro（2009）指出，相较于 Claude Lévi-Strauss 认为当代西方特有的复杂亲属结构系以姻亲乃是个人选择结果为其特性，建构模式可被视为一种后复杂亲属结构，意即，个人可选择并决定谁是血亲及谁是姻亲的亲属体系。（4）亚马逊模式：指涉血亲是建构的、姻亲是自然给定的本体论。在此本体论中，姻亲关系被视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本体论条件，并在具体生活中展现出来；或者说，姻亲是社会秩序中一项根本赋予的给定（a primordial given）。对照之下，血亲意味着人们必须创发并分化亲属的身体，是一连串有意义的、互为主体的实践之结果，而这些实践无关乎任何个人主义式的选择。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6.
以关系来揭露关系？
相较于 Strathern 自承其新近的亲属研究深受 Viveiros de Castro 论文影响（Stathern 2005: 91），多数西方学者仍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待这篇文章的人类学意涵，例如前述 Bamford 与 Leach（2009）在论文集导言中，对该文自本体论层次来思辨亲属建构的精彩论点，仅轻描淡写带过。事实上，该文总结并精练了 Viveiros de Castro 过去十多年来对亚马逊印地安人地方知识的本体论之探究（1998, 1999, 2003, 2004a, 2004b），进而将亲属研究的层次，一举从知识论推向本体论的层次。无论如何，若我们从 Strathern 在美拉尼西亚的研究揭橥了从在地人观与交换的社会文化建构来理解性别与社会性之性质（1988）这个角度来看，她与 Viveriros de Castro 确实共享人类学学术实践的基本立场。Strathern 当然不是他人理论的消费者，而是将该文所揭橥之关系性的思考与知识建构方式，带入她认为人类学知识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以及这门学科知识思维的特性。对她而言，这些知识既是「在特定文化与历史脉络下（该书征引个案遍及欧美、澳洲、美拉尼西亚与亚马逊地区）所建构的，亦同样清楚指出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共同性」（Strathern 2005: vii）。
首先，在该论文集中，Strathern 探究当代欧美亲属实践（生育技术）与政治经济实践（智慧财产权）之出现，与既有的文化思维及社会生活领域这二者究竟有何交互影响与建构的关系。更根本的，她藉探究二者关系如何被建构的过程中，企图显明人类学学科知识的独特性，以及学科知识存在的理由。Strathern 提出，人类学知识的特性是「以关系来揭露关系」。此一定性牵涉到她认为欧美社会的思维特性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亦即，人对单一现象的认识，系藉由该事件与他者的关系来进行思考。由此，她认为人类学学术实践独具一格的特性是双层性（duplex）：研究者应当留意到人的实践与行动，是在范畴／概念及人际互动这两个层面，来回往复以渐次形塑，缺一不可。她将此双层性称为「人类学所关注的关系」（anthropology’s relation）（Strathern 2005: 7）。
在此，Strathern 认为「人类学所关注的关系」，不仅处理那些被认为彼此关联的二者，其间关系如何产生的问题，同时也要处理为何二者不再彼此有所关联这个问题。在此，Strathern 指称的关系，实包含两类建立关系的模式：发现（揭露已存在的关系，即相互蕴含[co-implication]）与创造（创造新关系，即有意义的联结）（Strathern 2005: 13）。相对于后一类是我们熟悉的建立关系之方式，前一类挑战了我们的常识。她主张，唯有将这两类建立关系的模式用以考察个人实践的多重意涵，才能体现「人类学所关注的关系」。
犹有进之，由前述分析策略所获致的，乃是同一世界中的分歧（divergence）这种图像，与「对同一世界各有不同观点」的图像并存。事实上，分歧意味着同一世界／关系／人观乃是体现了分裂的起源（divided origins）。随着时间推演，不同世代因各自身处不同社会文化环境，采行殊异的知识实践，并涵纳了不同性质的知识，进而能产生有别于先前起源的后果。另一方面，当下的关系做为分裂的起源之体现，意味着：身处特定处境下的人，出于知识论上目的，挪用既有的文化范畴来理解新浮现的现象，造就了新的思维。Strathern 称前述过程为「文化的偶然」（cultural contingency）。再推进一个层次，正因为前述两类关系构成的双层性（如关系 vs 毫无关联、范畴的 vs 人际的、给定的 vs 建构的），乃分属不同的逻辑秩序，且能召唤了看似分歧的素材，因而可做为研究掌握世界诸多面向的工具（Strathern 2005:8, 13），在此，「工具」指涉「一种能同时区分部分与其他部分却又能将不同部分合并起来的用具，具有分析（指同时创造并处理）社会复杂性的能力」（Strathern 2005: 6, 13, p.163 注 3）。
Strathern 认为，当代亲属实践正是呈现出何谓关系性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的合适课题。相对于实践在台湾南岛民族亲属体系中的重要性，Sthrathern 认为「欧美亲属体系乃是立基于知识的亲属体系」（Strathern 2005: 12）。在此，知识并非侷限于特定学科的抽象知识，而是指涉常民对世界的素朴认识与理解。因此，以欧美亲属体系为例来探究何谓关系性思考时，必须先厘清知识的角色与性质，因其直接影响当地社会如何以关系性思考来看待与理解亲属。
让我们来看看 Strathern 如何论证。首先，她以伦敦的年轻母亲养育小孩的经验为例，说明这些母亲十分明白，自己对小孩的遗传基因无能为力，因此会特别留意并学习攸关健康、卫生及疾病的知识，例如，避免诱发过敏的食品、熟悉食品添加物与甜食对人体的影响等。对 Strathern 而言，以此方法养育的小孩具有两种身体：遗传基因给定的，以及经由母亲对食物与健康的知识所养育的身体。因此，母子关系由两种不同关系模式所建构：知识既创造了母子关系，同时却又将两人的关系加以分开。进而言之，不同时代的母亲会以不同知识来养育小孩，从造成母子间既彼此分歧，却有所关联。又如，Strathern 指出，生育科技与基因鉴验在当代英国、美国与澳洲等地相当普遍，挑战了人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亲属建构，而去了解谁是血缘上的父母或亲属这类知识，成为当代西方亲属建构的重要面向。更重要的，对亲属的新知识打造了当代的基因家庭（genetic family）的意象，并逐渐取得支配性。
Strathern 进一步指出，基因家庭的浮现，并不意味以往人类学家关心血缘关系的社会建构这个面向，将随之削弱甚或消失。恰恰相反，她认为人类学家更应关注：在当代，人们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形塑亲属关系的崭新方式？例如代理孕母的出现，无可避免地引起如何判定谁为生母的争议。在欧美法庭曾出现的判例是：法官认定提供卵子的女人具有母亲身分，并非单纯基于她与小孩在基因上有所关联，更是因为委托者心中早已有了她想要生小孩的想法，从而具备了母亲的资格。这类判决的出现隐含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必须重新认定亲属关系的基础究竟何在这个问题。Strathern据此争辩，当代亲属实践与发展已然挑战了欧美向来认为亲属乃是立基于血缘关系的想法。然而，此一崭新想法不能单独视之，而是必须与当代智慧财产权的出现及其相关的社会想象一并考察，才能被适切地理解。
当代智慧财产权观念之所以可能，必须先确认作者与作品间的关系，做为销售作品产生之经济利益归属的依据。Strathern 指出，西方社会普遍将作品视有如作者生育的小孩这个类比（analogy）的实践，在原本看似无关、分属不同社会领域的现象与实践，创造出新的关系，进而模糊了原有领域间的界线。更重要的，此一类比的建立，使原本不属于被类比对象的性质及相关想象，全被召唤出来，并顺理附加其上。因此，作品有如小孩，以及作品有如作者的延伸这类想象，形构了人对作品具有不可分割的道德权利（moral right）。另一方面，作品与作者间并不存在生育所预设的血缘关系，而是心中构想的成果。而以生育来类比个人的创作，不仅使得创作被赋予了亲属关系的色彩，甚至回过头来影响人们视小孩为个人创造这种全新社会想象的浮现。这个探究不同范畴间关系如何建立的过程，揭露了行动者心中的想象，乃是当代欧美社会亲属关系建构的崭新且重要的基础。
尽管 Strathern 不以本体论的语汇来说明著作的理论意图，她力陈之论点颇有修正Viveiros de Castro 提出西方社会乃是对同一世界的不同观点（different views on a single world）这个本体论图像的意涵。另外，她虽未将此书置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的脉络中，然而其分析的现象，全是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新浮现的现象与实践。无论如何，她的论点对我们理解当代亲属实践及发展的启发在于：她关注在新的社会条件中，个人为了认识并理解自身所处之新情境与生活世界，尝试在新现象与旧观念之间，创造崭新的关系以及新的知识，更展现了重构文化之能动。这个重新理解自身当前处境的过程，模糊了不同社会生活领域间的界线。其次，当 Strathern 论及文化的偶然与创造知识之间的关系时，蕴含了她留意并贴近人及其所生存的世界间的细致、复杂互动，并与既有观念或文化范畴彼此交互作用。除了挑战先前人类学视文化为自成一格的支配性思维体系之立场外，她对文化的偶然之分析，蕴含了研究者既关怀人们如何面对、理解并试图掌握新浮现的、不可预期的社会情境，同时关照个人如何依其境遇与如何认识新世界的方式。这进而暗示：个人在当代情境中如何以想象与知识的重构，来重新认识乃至于肯认自己的生存，以及个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6.
亲属与巫术一样，
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体论体制
（ ontological regime）？
Viveiros de Castro 在亲属研究引起的旋风，由 Sahlins 以另一种方式与之对话而可见一斑。Sahlins（2011a, 2011b）以跨时空的民族个案志比较，（并自承该文）宣称亲属即是「存有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并企图以此解决 150 年来亲属研究不断追问的「亲属是什么？」这个问题。Sahlins 认为亲属乃是存有的相互性，指涉以下层次的意涵：其一，他人内在于我们的存在，从而生命与人皆为相互的而有着一种互为主体的归属。其二，存有的相互性同样能诠释人际间的亲属关系。其三，此一概念能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来推动亲属连带造成之谜样或神秘的效用与影响，如圣经中父亲的罪责由儿子继承之例（Sahlins 2011a: 2-3）。换言之，存有的相互性「为人们彼此产生亲属关联，提供了一个既合乎逻辑且具有意义（logic-meaningful）的动力」（Sahlins 2011b: 230）。
事实上，Sahlins 以存有的相互性回答「亲属是什么」背后更根本的关怀，希望建构有关普遍人性的问题。为此，Sahlins 提出灵长类并无不具备存有的相互性背后隐含行动者必须有共享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这一点，来证明存有的相互性乃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建构关系之方式，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界定性特征（Sahlins 2011b: 229-230）。就此而言，Sahlins 从普遍人性的预设出发，重新概念化亲属以处理｢何为人性｣这个问题。如此一来，人类学知识与哲学知识何异？在什么意义下，Sahlins 建构的理论，仍为人类学知识呢？如果人类学的本体论乃是承认在地社会文化的差异，在面对「什么是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是否能提出另类的建构路径、方式及图像？
其次，跨文化的亲属民族志促使 Sahlins 去面对一个谜题：何以亲人（包含生者与死者）所经历的灾厄或生命经验，会在与其有所关联者的身上以类似的或转化的方式被体验与承受？无庸置疑，这违反西方科学理性与实证逻辑的在地想象与归因方式。Sahlins 借道 Levy-Bruhl 对原始思维与巫术逻辑的探究，企图让亲属晋身巫术、礼物交换与魔法所在的本体论体制（ontological regime）（Sahlins 2011a: 1），以解决此一民族志谜题。
为了证明亲属有如巫术或礼物交换同样属于本体论体制，Sahlins 的推论如下：人类的存有性（being-ness）并不侷限于个别身体，而是与他人同在。因此，人的构成必有他人共同现身（bi-presence，或称 co-presence），或与之共构为 a dual unity。Levy-Bruhl 认为，在渗透（participation）的逻辑下，这些挑战了西方哲学认为一与多、个人与他者乃至于个人与群体间必须清楚区辨的逻辑思维（Sahlins 2011b: 228）。由此，Sahlins 主张，个人行动的能动并非以自身为原因，而是关系性的、导向他者的（other-directed）（呼应了 Marilyn Strathern[1988]在美拉尼西亚的区辨与分析），挑战了强调自我形塑、关注自我利益的西欧个人主义式人观（Sahlins 2011b: 234）。
进而言之，Sahlins 自 Viveiros de Castro 探究亲属本体论之论文（2009）中，拣选「魔法背后实为一泛灵论的本体论」这个论点，以类比的方式来说明魔法、巫术、法术与礼物交换，均以存有的相互性为前提。同时，在本质上，三者皆为泛灵论体制（animist regime）特有的意图性与影响力能有效作用之体现，其间的差别在于，各自展现的模态与面向有所不同。反过来说，若人在亲属关系无法完成他人预期的礼物交换，将如同法术一样，会对人造成伤害。在此意义下，亲属与魔法、巫术、法术及礼物交换，全属于泛灵论的本体论体制。
若将 Sahlins 与先前评述之作品并陈，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类学界对亲属研究的关注焦点依然是 relatedness 的文化建构，且不约而同地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检讨并反思既有分析概念，如 Bamford 与 Leach；或试图建构更全面性且具解释性的分析概念， 以超越甚或取代过去的概念，或如 Cannell（2011）与 Carsten（2011）。比较而言，Strathern与 Viveiros de Castro 采取由本体论来理解亲属建构的立场不谋而合，进而将知识与关系性思考带入理解当代西方世界亲属建构的独特性。或如，Sahlins 建构新的概念来定性所有人类的亲属建构方式，进而宣称亲属为普遍人性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本体论。以上作品实乃以不同层次与立场来回答「亲属是什么？」这个古典提问。然而，我们要问：在当前不同人群在面临高度变动社会环境与不可预期的处境之下，这个古典提问真的是他们的主要关怀吗？人们对亲属、社会关系乃至于家的关注，难道没有更具切身感的提问吗？甚至，将亲属定位在泛灵论的本体论体制，真能回答个人在亲属实践中真正关怀、追求及想望的是什么吗？
最后，让我以 Philippe Descola 与 Viveiros de Castro 于 2009 年在巴黎的辩论为例， 说明研究者要去意识到在地知识之本体论的重要性，乃至于将其融入学术实践，绝非易事。在这场论辩中，两人针对「自然 vs 文化」这组对立，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究竟是各自建构殊异的类型（type）（Descola 的立场），1 抑或是各有其本体论（Viveiros de Castro的立场），进行视野的交锋。毫无疑问，Descola 的主张采行了西欧／方人类学界倾向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到知识论层次的学术惯行。对照之下，Viveiros de Castro 指出，亚马逊地区特有的 perspectivism「具有轰炸那一整套支配了许多民族志研究者诠释材料背后未曾言明的哲学之潜力」（Latour 2009: 2），无法以西方学术惯用的类型或范畴任意加以套用、指称或命名，甚至宣称：人类学即是持续不断的去殖民化之理论与实践（Latour 2009: 2）。毫无疑问，他指的是哲学思维上的去殖民化。在试图理解、掌握新自由主义经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地方社会形貌、文化与知识等三者如何重构的过程中，此一革命性提问具有的深刻蕴义是：当代人类学知识的建构，能否如实面对被研究对象身处之社会实在究竟发生怎样的转变？再者，研究者将如何面对并侦测，个人面对新浮现的现象并试图理解个人生存的世界而造成知识的重构，因而模糊了我们熟悉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界线这个关乎社会实在的本体论问题？最后，研究者要如何提出清新的知识论问题以探究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从而能理解、掌握并有效再现个人如何依自身境遇而创造出来的知识及生活世界的图像？
附注
1. 此处系指 Descola 在“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2006）一文中，依据内在性（interiority，指意图或自我性质[selfhood]）与身体性（physicality，指行动的能力） 两项指标，将所有人类社会中人们如何赋予非人／世上万物及各类存有（beings in the worlds）属性之不同本体论，区分为四类：（1）泛灵论（Animism）：指人与万物仅是身体有别，却共有同一内在性，如亚马逊印地安的多元自然主义；（2）自然论（Naturalism）：将人与万物共一种身体性，但唯独人有内在性，如现代西方科学；（3）图腾论（Totemism）：认为特定群体人与自然会被结合、统一起来，因双方共享特定身体性与内在性，如澳洲原住民；（4）类比论（Analogism）：认为人与万物皆由各种支离破碎的本质所构成。这些本质构成的关系，会加诸于其他那些拥有类似本质构成之关系的人及万物之上，如印加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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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素材简介
如开篇“推文原由”所述，该学刊为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史上最全！英国G5大学人类学专业解析》以及《英国G5人类学：剑桥大学人类学硕士专业申请深析》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学刊本身非常具有可读性。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自 1953 年创刊，经 2007 年改版《考古人类学刊》，由 1953 年至今已发行超过六十年。是台湾地区、华文世界人类学相关文章刊登之最主要与最具悠久历史的专业期刊之一，也是唯一具人类学四大分支特色者。如果学术文章是学者展现对研究的关注，其收录刊登的人类学相关文章，诚如前主编谢世忠教授之言，当可呈现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轨迹、学科的成长与特质。因此，她俱备人类学史的特性，承载了台湾人类学发展的轨迹、成长的纪录、学者对话的空间、人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互动的平台。
这期的讨论主题为人类学在新世纪的挑战与发展，本专题书评所包含两篇较长的书评，就是试图透过新书介绍引介大家注意一些具有未来前瞻性之新想法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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