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凌：沙龙中的普鲁斯特 | 西东合集
大陆最新出版的普鲁斯特传记是英国学者亚当·瓦特（Adam Watt）写的《普鲁斯特评传》，原作出版于去年，今年就有译著问世，够快。普鲁斯特迷们不难发现，今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企鹅传记丛书中由爱德蒙·怀特（EdmundWhite）撰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该书不无争议。上海译文再版了徐和瑾先生翻译、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普鲁斯特传》，此书通俗晓畅，传与评兼得，是老派风格。如果算上昔年出版的法国第一部研究普鲁斯特的专著、莱昂·皮埃尔-甘（LéonPierre-Quint）的《普鲁斯特传》、热内·培德的《追忆逝水年华之前：普鲁斯特之夏》、阿兰·德波顿的《拥抱逝水年华》、克洛德·莫里亚克的《普鲁斯特》，在中文版普鲁斯特传记这个领域，也算是小有可观。
不过，以上这些还全都是“小书”，迄今为止，两部权威之作——乔治·品特（George D.Painter）的首部英文传记和让-伊夫·塔迪埃（Jean-Yves Tadié）的最厚法文传记——尚未译介。新近威廉姆·卡特（WilliamC. Carter）专注于私人生活的《恋爱中的普鲁斯特》也未见踪影，至于学术研究需要的普鲁斯特笔记和《通信集》更是遥遥无期。最后这部“大书”由菲利普·科尔布（PhilipKolb）编辑，陆续出版于一九七〇至一九九三年，对于还原普鲁斯特的生平与交游功莫大焉，只是，它长达二十一卷，科尔布本人为这个浩大工程手写了四万张卡片，未待集子出全就在一九九二年辞世。法朗士有名言：“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从学术的角度，亦是一语中的。
一、书信中的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一生没有留下日记和自传，因此，通信是了解他的重要材料。幸运的是，在那个时代，人们信写得很勤，即便不像今人写电子邮件那么勤，也相差无多。而普鲁斯特作为“社交迷”、法国书信“祖奶奶”塞维尼夫人的崇拜者，信写得尤其勤。信如其人，普鲁斯特的信，敏感、机智，经常是迷人的，有时是气人的——他不停地道歉、解释、为解释而道歉、为道歉而进一步解释，唯恐失了礼数，啰嗦冗长，没完没了。
一九二二年普鲁斯特去世后，他的弟弟罗贝尔不仅替他出版了《追忆逝水年华》的后三卷，还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整理出版了他的六卷信件。随后，与普鲁斯特有通信关系的人们以各种方式陆续出版或刊出了一批信件。目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科尔布-普鲁斯特数据库收录了一千一百封信，但这远远不是全部。仅在二〇一〇年，法国巴黎书信与手稿博物馆举行的“普鲁斯特：从逝水年华到韶光重现”展览，就展出了几十份从未发表的书信，对于研究者，无疑是座令人眼红的富矿。
书信的收集有偶然性，搬迁、破产、火灾、虫蛀、水淹、遗忘、家人销毁乃至朋友绝交，都有可能影响到书信资料的完整。比如《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出版后，谢维涅（Chévigné）伯爵夫人认为影射了自己，怒不可遏地斩断了与普鲁斯特长达二十五年的友谊，还焚烧了普鲁斯特的许多信件。又比如小文人莫里斯·萨克斯，是普鲁斯特的“精神继承人”让·科克托的秘书，他竟然瞒着科克托卖了普鲁斯特的书信换钱。目前，相对完整的往来通信包括普鲁斯特与施特劳斯夫人（MmeStraus）、达尼埃尔·阿莱维（Daniel Halévy）、雷纳尔多·哈恩（ReynaldoHahn）、吕西安·都德（Lucien Daudet）、加斯东·伽利玛（GastonGallimard）、雅克·里维埃尔（Jacques Rivière）。其中，施特劳斯夫人是普鲁斯特进入巴黎社交界的重要“引路人”；阿莱维是他中学时代的好友、后来的历史学家；伽利马尔和里维埃尔都是出版界人士；而雷纳尔多·哈恩和吕西安·都德，则是普鲁斯特一度徘徊其间、难以抉择的同性伴侣。这些素材作为一手资料，对于深入了解普鲁斯特其人其作自是大有助益。除此之外，大量的零散书信也可以令人从方方面面对普鲁斯特的世界惊鸿一瞥：有些是令人意外的，有些是让人感慨的；有些是视野宏大的，有些是鸡零狗碎的。
十五岁时，普鲁斯特向外祖母汇报每日餐单：“今天早上，我吃了：一个水煮蛋，两片牛排，五个土豆，一只冷鸡小腿，一只冷鸡大腿，三份烤苹果。”真是年轻人的惊人食量。三十一岁时，他向母亲汇报一日饮食：“两块菲力牛排，我吃得一点不剩；一整盘炸土豆；格鲁耶尔奶油干酪；两个羊角面包。”而他的晚年，为了写作靠咖啡因和药物维持，除了一点羊角面包几乎不再进食，形销骨立到只有九十斤重。虽然是两条细微的小材料，放到整个人生里看，亦能发人感慨。
十七岁时，普鲁斯特给祖父写信紧急索要十三法郎。原因是，父亲想干预他的同性恋倾向，给了他十法郎，让他去妓院体验一下异性间的性爱。可惜普鲁斯特过于紧张，打碎了妓院的一只价值三法郎的夜壶，既没有了激情，又白白花销了钱财，还欠了妓院三法郎的债。普鲁斯特希望祖父给他钱，还掉欠款，并把没有完成的事情再做一遍，他不无幽默地写道：“我可不敢这么快就向爸爸要钱，而且我期待您能够帮助我，如您所知道的，这件事不只是偶然的，也是唯一的，在一个人的一生里，一个人太沮丧了以至于不能拧紧螺旋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第二遍。”如此尴尬事，解释得如此直白又幽默，不免让人对普鲁斯特性格的复杂性刮目相看。
三十八岁时，普鲁斯特给自家厨娘塞琳娜·科坦写了一张感谢便签：“塞琳娜，我向您致以诚挚的赞美，感谢您那道出色的红酒炖牛肉。在我今晚的工作中，我希望能取得如您一般的成果。我希望我的文笔如您做的肉冻一样干净、坚定；我的思想如您做的胡萝卜一样美好，如您做的肉一样又营养又新鲜。在期待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功的同时，我祝贺您已经获得了您的成功。”普鲁斯特对底层成员一贯慷慨大方，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言及他对他们的赞美和尊重，则是人们所不熟悉的。
四十三岁时，普鲁斯特已经处在隐居著述状态，有一天，他在睡衣外罩上皮衣，于午夜时分来到街上，在巴黎圣母院圣安娜大门前伫立了整整两个小时，冒着感冒的风险，只为了落实小说中的细节。第二天早晨，他给毕生好友施特劳斯夫人写信说：在这座大门前，“八百年来聚集了一批魅力无穷的人类，远远超过我们与之交往的那群人。”都说普鲁斯特是个“势利者”，恐怕要看到深处，才能体会他对他“与之交往的那群人”的揶揄和讽刺。
二、语境中的普鲁斯特
一般规律，造神只需很少的文字，越少越有神秘性与权威性；造人则需很多的文字，越多越血肉丰满、骨肉停匀。洋洋大观的普鲁斯特书信虽然如他的小说一样，勾勒出事无巨细的细密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实出版这些书信也是一桩风险颇大的事情，不仅是因为普鲁斯特从未想过自己的书信会公开出版，也是因为一般读者知道得越多、崇敬之心越弱。
一九三〇年，弟弟罗贝尔出版了普鲁斯特书信选集第一卷，不仅无助于营造他的不朽，反而使他的名声颇受损害，因为其中包含了他写给罗贝尔·德·孟德斯鸠（Robertde Montesquiou，1855-1921）伯爵的信件，普鲁斯特在信中表现出来的“媚态”，令普鲁斯特迷们不解并且恼火。譬如一八九三年夏天，孟德斯鸠将自己的诗集赠给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在致谢信中不无攀附地将孟德斯鸠比喻为“一片繁星的天空”，而他自己则是“一条地上的蚯蚓”。——可以想象，在后世看来，这种表述无疑坐实了普鲁斯特“贵人迷”的恶评。
客观而言，往来通信也只能说明部分史实，通信本身的语境、书信的上下文、写作者的心态与情绪、写信人与收信人的权力关系、是秉笔直书还是琵琶别抱，都需要全盘考虑。从史料的意义看，仅靠通信是不够的，必然要辅以其他材料，才能完成相对圆满的解释。普鲁斯特对上流社会的逢迎，也当放置到更为宽广的语境中去还原。
按照历史的走向，贵族阶级的没落是必然趋势，可是贵族阶级用门第、血统、品位、身体和其他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勉力维护自己的地位，构建出一整套社会差别——歧视体系。相对于祖传的蓝血贵族，觊觎爵位的被贬为“贵人迷”；相对于富豪世家，新富们被称作“暴发户”；相对于名声卓著的文化人，新晋的小文人只好敬陪末座；相对于时尚优雅的俊男靓女，病怏怏的人只能自惭形秽。总之，在上的贬抑在下的，在下的攀附在上的；假的试图伪装成真的，真的变换着法子防范假的。被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同样嘲讽的“势利者”们，是孜孜以求的野心家、模仿者和僭越者，他们梦想着攀附上等阶级，分享那个阶级所固有的优越感和特权，而只要目的达到，转眼就会傲视自己原属的阶级。或者，只有极少数人，如后半生的普鲁斯特，如梦方醒，意识到整套社会区隔机制中的虚假和恶意。
普鲁斯特出身于医生家庭，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1834-1903）是当时最富盛名的医学教授和执业医师之一，著作等身，曾任法国公共卫生总监，获得荣誉骑士勋章，与法国总统也有私交。从社会地位上看，属于上升的资产阶级。而在传统势力依然顽固的巴黎社交界，蓝血老贵族和拿破仑时代制造出的“帝国贵族”皆看不起资产者和“职业人士”；普鲁斯特的母系又是犹太人，主宰着财富命脉的犹太族裔在民间激起的是隐隐的排犹情绪，因此，普鲁斯特的出身多少有些“微妙”，介于“半上流”和“上流”之间。塔迪埃指出，普鲁斯特在四个层面上属于少数群体：犹太人、同性恋、小文人、病人。每次他走进室内，都会引起人们的窃窃私语。从这个角度看，普鲁斯特对上流社会的向往，既是对社会压力的一种反弹，也是对社会区隔的一种认可，表面上看是场喜剧，内核中是场悲剧。
传记作者爱德蒙·怀特指出，正如普鲁斯特的作品所表现的，在年轻天真的时候，贵族的头衔对他而言就是生命攸关的事情。法国文化传统，巴黎等级分明的沙龙既是名利场，也是青年的晋身之阶。在《追忆逝水年华》里，马塞尔对世袭贵族“盖尔芒特家那边”的心驰神往，不放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殊难解释。
三、沙龙中的普鲁斯特
一生之中，除了家庭圈，普鲁斯特的社会交往按照成长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组，一是他少年时代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花园里与之嬉戏的女孩子们，她们合在一起就是《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吉尔贝特”；二是他的中学同学以及同学们将他带入的社交圈，在这个圈子里，他发展了自己的好友、同性恋人、文学同人，也为自己的小说准备了诸多原型；三是他三十余岁后交往的一小群贵族，他们的地位皆远高于他，但史料较少，内情较不为人所知；四是他闭门写作直至辞世的岁月里所交往的下层社会人物，女管家、用人、门房、侍者、男妓，还有以司机、秘书等身份出现的同性恋人，包括他一生的最爱阿尔弗雷德·阿格斯蒂内利（Alfred Agostinelli）——研究者们目前认为，他是小说中阿尔贝蒂娜的主要原型。从理解《追忆逝水年华》的角度，第二组关系最为重要，同时，史料也最详实，除了往来书信、他人的回忆录，还有普鲁斯特以笔名在《费加罗报》等报刊上撰写的社交专栏，以及他撰写的系列回忆文章《巴黎的沙龙》。
中学时代，普鲁斯特就读的是名校孔多塞，同学中间不乏贵族后代与富家子弟，依靠同学关系，他敲开了一些“半上流”沙龙的大门。十六岁左右，普鲁斯特开始钟情于同学雅克·比才（Jacques Bizet），雅克的父亲是著名作曲家、歌剧《卡门》的作者；雅克的母亲热奈维耶芙·阿莱维（Geneviève Halévy）是犹太裔音乐家的后代，爱好文艺。她居孀十年后，于一八八六年再嫁给律师埃米尔·施特劳斯（Emile Straus）。律师为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服务，自己也钱囊充实，还拥有丰富的艺术收藏，包括大量的莫奈画作。施特劳斯夫人有了财力支持，开办了颇负盛名的文艺沙龙。《通信集》中保留下来的数封信件，说明普鲁斯特多次或婉转或直接地向雅克“示爱”，尽管雅克没有满足普鲁斯特的愿望，他还是把普鲁斯特领回家，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也是因此，普鲁斯特得以踏入施特劳斯夫人新开不久的沙龙。
当此际，普鲁斯特十六岁，施特劳斯夫人四十四岁。普鲁斯特按照自己对传统贵族社会的理解，扮演着古老骑士习俗里的“小侍从”，象征性地向施特劳斯夫人求爱、献花、写信，言谈得体，进退如仪。“当第三共和国的达官显贵来拜访施特劳斯夫人时，总会在夫人身边一只硕大的长毛绒软垫上发现这个宠物一般的'宠儿’”。而施特劳斯夫人也尽责地扮演着普鲁斯特文学上的缪斯和社交上的向导。在施特劳斯夫人的提携下，普鲁斯特结识了众多文艺人士和社会名流，比如大商人、著名丹第（dandy）、顶级赛马俱乐部里唯一的犹太人夏尔·阿斯（Charles Haas），该人便是《追忆逝水年华》里夏尔·斯万的原型之一。一九〇八年，施特劳斯夫人送给普鲁斯特一份小礼物：五个小小的记事本，正是在这批本子上，普鲁斯特开始写下一些片段，是为未来巨著的草稿。一生之中，普鲁斯特与施特劳斯夫人的通信最为持久，无论是艺术计划还是爱情生活，往往是和盘托出。
大约在一八八九年夏天，普鲁斯特进入了阿尔芒·卡亚维（Madame Armande Caillavet）夫人的沙龙。卡亚维夫人出身于富裕的犹太银行家家庭，会四种语言，美貌而机智。此前一年，她成为著名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情人，并在私家寓所开办了一个以法朗士为中心的文艺沙龙，鼎盛时期，每周日的宴会上出席的客人多达百位，既有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有诗人、画家和演员们。卡亚维夫人游说之功，法朗士为普鲁斯特一八九六年出版的处女文集《欢乐与时日》写了序；作为回报，普鲁斯特在小说中为法朗士留了位子：作家贝戈特。
普鲁斯特与卡亚维夫人的独子加斯东·德·卡亚维（Gastonde Caillavet）更为亲密。加斯东比普鲁斯特年长一岁，对他呵护有加、情谊深长。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年，普鲁斯特服兵役时，每星期日来加斯东家度周末。兵役结束后，普鲁斯特一度喜欢与卡亚维一家在网球场相聚。由于身体虚弱，他不能打球，只负责点心供应，是场外树阴下夫人小姐群中大受欢迎的人物。现在流传下来的一张著名照片摄于一八九二年的网球场，普鲁斯特双膝跪地，以一只网球拍充当吉他，向凳子上站立的小姐“献唱情歌”。那位小姐是让娜·布盖（Jeanne-Maurice Pouquet），普鲁斯特童年时代的玩伴之一。一八九三年四月，加斯东与让娜结婚，婚礼上普鲁斯特充当伴郎。普鲁斯特虽然是同性恋，却总是装作对贵妇很有兴趣的样子，他对让娜就是如此。
依靠施特劳斯夫人和卡亚维夫人的“台阶”，一八九二年，普鲁斯特得以结识玛蒂尔德公主（La Princesses Mathilde, 1820-1904），并进入更为高级的帝国沙龙。玛蒂尔德公主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女、拿破仑三世的堂妹，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主持的沙龙极富威望，座上客曾经包括戈蒂耶、福楼拜、罗西尼、圣勃夫、梅里美、大小仲马、龚古尔兄弟等人，有“艺术圣母”之名。普鲁斯特觐见的这一年，大部分座上客都已仙逝，公主也垂垂老矣。按照老派规矩，她送给普鲁斯特一块她裙子上的绸料，让他去做成一条领带。就像在其他的沙龙一样，普鲁斯特迅速成为公主的宠儿，有资格陪着公主定做衣服、访朋会友。公主念念不忘法国大革命，因为“帝国贵族”的统序正是靠此奠定，但在世纪末，豪奢虽在——按照公主宴客的场景，普鲁斯特写了盖尔芒特王妃和帕尔玛公主的晚会——内里的精神支柱却日渐贫乏，时过境迁了。
相比之下，另一个生机勃勃的沙龙更能吸引年轻的普鲁斯特，这就是女画家玛德莱娜·勒梅尔（Madeleine Lemaire, 1845-1928）的沙龙，她是小说中维尔迪兰夫人的原型之一。勒梅尔夫人是花卉和风俗画家，被誉为“玫瑰皇后”。她的沙龙就是她的画室，不仅玛蒂尔德公主会纡尊降贵前去拜访，威尔士王妃、德国大公、比利时王后和瑞典国王来巴黎时，也会顺访一下，因此带给她空前的名气。勒梅尔夫人的沙龙以音乐和舞蹈见长，每年五月，她组织的星期二晚会十分著名，邻近的四条街道都为之拥塞，不断拥入的王子、公主、王妃、公爵夫人、伯爵夫人、大使、将军、财阀们，使预备的椅子远远不够用，楼梯上都坐满了人，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在别的沙龙里都是前排就坐的，现在为了看一眼钢琴家哈恩的演奏，都必须要爬上一条板凳。正是在这里，普鲁斯特第一次听到圣–桑的奏鸣曲，也就是《追忆逝水年华》里“凡德伊奏鸣曲”的原型。自然，更为重要的是，一八九三年四月，普鲁斯特终于在这里结识了孟德斯鸠伯爵。
四、上流社会中的普鲁斯特
罗贝尔·孟德斯鸠家世显赫，祖先是《三个火枪手》中达达尼昂的原型，他本人是巴黎社交界的“教皇”，也是秉承唯美主义、注重自身形象的丹第一族的“领袖”。他自命不凡、矫揉造作，声音像正在变嗓的少年，为了掩饰他又黑又小的牙齿，总是在大笑时以手掩口，并以手指轻拍嘴唇。可是，公正地说，孟德斯鸠品位出色，他不仅左右着时尚潮流，也深刻影响着文艺趣味。是他推广了加勒和拉利克（Galleand Lalique）的玻璃工艺美术，资助了加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Diaghilev’s Ballets Russes），捧红了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为埃德加·德加、古斯塔夫·莫罗、保罗-凯萨·埃勒等现代主义画家打通成功之路，若是没有他的捧场，后来大名鼎鼎的前卫俱乐部“屋顶上的牛”可能也不会那么牛气冲天。
在一八九〇年代，孟德斯鸠在巴黎社交圈呼风唤雨，他租下位于凡尔赛的宫殿式夏季别墅，时常举办路易十四风格的豪华派对。在他看来，派对的目的就是一群人反对另一群人，所以请谁来不请谁来大有讲究，以恭维还是羞辱的态度对待哪些人尤其讲究，他自如而且残酷地组织着社交游戏，并在其中划分等级、实施社会区隔。偏巧上流社会和准上流社会爱死了这种勾当，半个巴黎都对他的请柬趋之若鹜。
普鲁斯特对孟德斯鸠极尽巴结、曲意奉承，他不仅把自己比为“蚯蚓”、把对方比作“天空”，还夸奖对方“您不仅是流逝事物的、更是永恒事物的主宰”，说对方的灵魂“是座稀有精美的花园”，写信署名为“您寒微的、热情的、完全被迷住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八九四年，普鲁斯特难掩激动地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描述了孟德斯鸠在凡尔赛举行的盛大“文艺聚会”，一一列举了到场的上百位嘉宾的姓名，非富即贵。排在第一位的是孟德斯鸠的表妹格雷菲勒伯爵夫人（CountessGreffulhe），她贵为“巴黎沙龙的女王”，仪态万方、风华绝代，普鲁斯特一见惊为天人。
友人指出，“普鲁斯特长于奉承，就像寓言中的那只狐狸，而孟德斯鸠张开大嘴，掉出了嘴里的猎物。”孟德斯鸠的确帮助普鲁斯特获得更上流社会的邀请，格雷菲勒伯爵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夫人的婚姻不算幸福，丈夫在外寻花问柳，她则永远在家吃晚饭（只有一次英国国王的宴会例外）。但是，她的晚宴是巴黎最顶级的社交场合，礼仪俨然，不像勒梅尔夫人的沙龙那么“随便”。与孟德斯鸠一样，她也是现代风格的推行者，德彪西、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人等都受到她的扶植。一八九六年她在舞会上穿过的一条长裙迄今陈列在巴黎历史博物馆里，见证着她的优雅品位。于此，普鲁斯特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
孟德斯鸠还向普鲁斯特介绍了另一个表妹安娜·比贝斯科-布朗谷文（Anna Bibesco de Brancovan）公主，后来的安娜·德·诺阿耶（Anna deNoailles）伯爵夫人。安娜非常有文学才华，一生有大量诗集行世，是获得法国三级荣誉勋位的第一位妇女，也是比利时皇家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安娜结识普鲁斯特时只有十六岁，二人发展了终身友谊，她既是普鲁斯特组织的聚会的常客，也是普鲁斯特的坚定支持者。依靠在新闻出版界的广阔人脉，安娜在普鲁斯特的出版事务上帮助颇多。附带说一句，后来普鲁斯特的卧室全贴上软木也是安娜的建议。
贵族的世界攀藤牵蔓，当普鲁斯特终于迈进这扇大门，迅即结识了一批上层社会人士，包括安娜的堂兄、罗马尼亚亲王安托万·比贝斯科（Antoinede Bibesco），格雷菲勒伯爵夫人的女婿阿尔芒·德·格拉蒙·吉什公爵（Armandde Gramont, duc de Guiche），他们的朋友贝特朗·德·费纳隆（Betrand de Fenelon）子爵，路易·德·阿尔布非哈（Louis d'Albufera）公爵，加布里埃尔·德·拉罗什富科（Gabriel de La Rochefoucauld）伯爵。普鲁斯特与他们发展出一套暗语，分享一些秘密，也时而一起出门旅行，他们大约合成了小说中的青年贵族圣卢。
社会阶梯攀爬至此，普鲁斯特已经到了最高处。而从心态上说，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他只是这个顶层社会的“旁观者”，从一切方面不可能与那些青年贵族平起平坐。据说，普鲁斯特在孟德斯鸠的庇护下初入社交界时，曾有一个小记事本，每当他在沙龙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便在这个本子上秘密地记录下他们的家世谱系和性格特征。与此同调，在小说中，当主人公马塞尔终于成了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房客与沙龙宾客、从此跻身于最上流最高贵的小圈子后，他是不够踊跃的丹第、不太炫耀的食利者、无足轻重而文质彬彬的沙龙人士。家境富裕使他免于生计之虑，健康和性情的缘故又使他对名利看得淡泊，正是因此，除了自己的爱情生活，他以旁观者身份生活在与他人的纠葛里，其中的莫大乐趣就是对上层社会真实面目的“发现”。正是这种“反转”，使得普鲁斯特的小说发表后，引起不少朋友的反对，不过更多人一言不发，以“印证”普鲁斯特所说的：“书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绝对的原型人物。”
普鲁斯特与孟德斯鸠的关系有其复杂性。瓦特等学者认为，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间二人曾经“擦出火花”，但是因性情不合，数月后只发展了类似于师生之谊的部分。当普鲁斯特与钢琴新秀莱昂·德拉福斯（LéonDelafosse）要好时，希望孟德斯鸠予以提携，孟德斯鸠做到了，德拉福斯的声望箭一般蹿升，不过随即孟德斯鸠要独占这位“天使”，普鲁斯特只好把感情转向另一个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普鲁斯特一方面继续吹捧孟德斯鸠，组织他的作品朗诵会，发表《美的教授》；另一方面，他也常在公众场合模仿孟德斯鸠大笑、顿足、说话的样子，以博大家一笑，还声称要写一篇《论孟德斯鸠先生之简单》。时间久了，孟德斯鸠有所耳闻，两人关系渐渐疏远。当《索多玛和蛾摩拉》一卷出版后，众人都从书中辨识出孟德斯鸠就是书中夏吕斯男爵的原型，兼有丹第和同性恋的特征。孟德斯鸠聪明地拒不“对号入座”，他只向一位友人表示，普鲁斯特的作品出版令他一蹶不振，卧病在床。他不无自嘲地询问另一位夫人，自己是否从此应该更名“孟德-鲁斯特”？
一九一〇年，普鲁斯特在施特劳斯夫人的沙龙里结识了文坛新秀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科克托被视为孟德斯鸠和普鲁斯特的天然继承人，也与二人发展了交往。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奥克塔夫有科克托的影子：聪明绝顶、不择手段、沽名钓誉、一心向上爬的年轻人。尽管在小说结尾普鲁斯特借助叙述者之口补充说，奥克塔夫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给当代艺术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绝不亚于俄罗斯芭蕾舞团，但科克托还是对此耿耿于怀。私底下，科克托认为所有的人物原型都可以轻松地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辨认出自己。在一篇回忆文章里，科克托写道：“普鲁斯特毫不犹豫地评价上流社会的人士，称他们很愚蠢。他认为他们愚蠢而自命优越，这恰恰是自命风雅的定义。”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科克托说对了，也许在起步之时，普鲁斯特是一个“贵人迷”，但是抵达终点的时候，他成了那个社会最敏锐的观察家和讽刺者。
参考阅读：
亚当·瓦特：《普鲁斯特评传》，辛苒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
爱德蒙·怀特：《马塞尔·普鲁斯特》，魏柯玲译，三联书店2014年。
安德烈·莫洛亚：《普鲁斯特传》，徐和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莱昂·皮埃尔-甘：《普鲁斯特传》，蒋一民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Jean-Yves Tadie, MarcelProust: A Life. Penguin, 2001.
William C. Carter, Proustin Love.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