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画传》| 纪念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
“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的，中国乐器如果依照欧洲技术加以完善，也是具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的，因此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会给中国引进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那在旋律上那么丰富的中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下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且要永远成为一笔财产。”
——萧友梅：《至17世纪的中国乐队史研究》（博士论文），1916年6月
萧友梅与家人合影。前排居中坐者为萧友梅父亲萧煜增，后排右侧为萧友梅（右2）和长兄萧柏林（右1）、三弟萧卓颜（右3）。摄于1910年。
1902年，萧友梅在大哥萧柏林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06年考入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教育系，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唱歌和钢琴。这一年，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萧友梅住处经常成为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秘密开会讨论革命活动的地方；有一次孙中山为躲避清政府密探跟踪，在萧友梅住处躲了一个多月。1909年，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同时获东京音乐学校选科“唱歌”结业证书，然后回国。
清朝钦差出使大臣胡为发给萧友梅的在日本留学学历证明书。（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藏）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大总统。萧友梅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员。
3月，孙中山临时政府在袁世凯胁迫下被迫解散时，孙中山批准了萧友梅等总统府部分青年工作人员希望出国留学的愿望，交教育部办理。当年10月，萧友梅等二十五人由教育部派出，赴美、英、法、德、日等国留学。萧友梅从天津启程，经由俄国赴德国留学。此行是他走向人生既定目标的关键一步。之后经过在德国数年极其刻苦的学习和钻研，萧友梅最终以博士的优异成绩毕业归来报效祖国。
1912年11月10日，萧友梅抵达德国首都柏林，先学习德语。次年3月27日进入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学习，主修钢琴及作曲理论。萧友梅很幸运，因为他的钢琴导师罗伯特·泰希米勒（Robert Teichmüller，1863—1939）教授是德国当时最知名的钢琴教育家之一。萧友梅学习刻苦，导师也很欣赏这位用功的中国学生。
德国的各种音乐会、歌剧演出之多，令萧友梅非常兴奋，有一年他在柏林听了二百多场音乐会。当然，正厅的票他是不敢问津的，只能买最便宜的后排票甚至站票。他在莱比锡时经常听著名指挥家阿图尔·尼基什（Artuhr Nikisch,1885—1922，匈）指挥莱比锡布业会堂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引发了对指挥的兴趣，后来还去施特恩音乐学院专门学习指挥。
1914年新年，柏林中国留学生聚会合影。
前排左1为廖尚果（即青主），左4为萧友梅
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的同时，从1913年4月起，萧友梅又入莱比锡大学哲学院攻读教育学。他德语仅学过三个月，便选择同时学习音乐和教育学。除了奔波于两所大学之间学习多门理论课程、阅读多种德文教科书和参考书籍，还必须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习钢琴才能完成规定作业。他学习不但刻苦，还经常主动早到课堂以便在正式上课前向老师请教。
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的学业进行了两年之后，鉴于报给教育部的预定毕业期限为至1916年9月止，因此他不得已而更改专业，将乐学（Musikwissenschaft，即音乐学）及音乐史作为主科，而以教育史及人类学作为口述试验副科重新注册。
莱比锡皇家音乐学院于1915年7月30日颁发给萧友梅的毕业文凭（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藏）
萧友梅在准备博士论文过程中的笔记本。
（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藏）
据萧友梅向教育部汇报的留德学业报告，他在莱比锡大学修习的课程有：伦理学、教育学、美学、心理学、比较人类学、德国音乐史、德国歌剧史、德国音乐美学、德国作曲家、乐曲体裁原论、和声学及实习、对位法实习、对位法史、乐器学、16世纪名曲解释、有量音乐乐谱翻译等四十余门课程；所涉及的十七位任课教师皆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其中不乏德国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如享誉世界的音乐学者胡戈·里曼（Hugo Riemann，1849－1919）、德国教育学家、哲学家与心理学家爱德华·施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1882－1963）、学界公认的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文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国著名音乐学家和研究贝多芬的权威阿诺尔德·舍林（Arnold Schering，1877－1941）等。
从1913年夏季学期至1916年夏季学期，萧友梅在莱比锡大学哲学院接受世界最高学府的系统学习，聆听了多位德国著名教授的讲课，这些学历，对萧友梅日后音乐史学观和音乐教育观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
1916年6月27日，萧友梅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正式提交他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题名为Eine 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chinesische Orchester bis zum 17. Jahrhundert（《至17世纪的中国乐队史研究》）。论文在“引言”中指出：“在中国，音乐没有得到像欧洲音乐一样多样化和更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的，中国乐器如果依照欧洲技术加以完善，也是具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的，因此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会给中国引进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那在旋律上那么丰富的中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下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且要永远成为一笔财产。”论文在“结束语”的最后写道：“因此我个人的愿望是，除了推广一般的科学与技术之外，还应该更多地注意音乐的特别是系统的理论和作曲学在中国的人才的培养。”这些饱含对中国音乐未来殷切希望的肺腑之词，从此成为萧友梅毕生为之奋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誓言。
萧友梅的论文以“优”的成绩获得通过后，1916年7月，在胡戈·里曼主持下，论文答辩也获得“优”的评语。
这年10月，萧友梅进入柏林大学，在哲学科继续深造，研究器乐史；11月进施特恩音乐院（Stern’sches Konservatorium der Musik）正式学习指挥及作曲，以补习在莱比锡音乐院未及修了的课程。这时候的萧友梅，已经深知指挥和作曲在音乐领域中的重要性，而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位接受过欧美专门培养的正式的作曲家和指挥家。
1919年10月22日，莱比锡大学向萧友梅签发博士证书。天涯游子，学成归国。而此时的中国对音乐文化艺术的认识仍停留在非常肤浅甚至封建的状态，音乐教育更是匮乏、落后，迫切需要萧友梅这样的人才以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去开拓中国音乐的新天地。
1920年9月，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萧友梅担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及音乐研究会导师；同时他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几所学校教授音乐。
萧友梅在北京家中坐在德国IBACH牌钢琴前，墙上一副篆书对联写着：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1922年8月，北大设音乐传习所，萧友梅任教务主任。他还组建了一个西洋管弦乐队，经常举行音乐会，演奏中外名曲，萧友梅不但担任指挥，还亲自撰写节目单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
1927年6月，萧友梅与国立女子大学音乐科及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师生在北海合影。
1927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称“音乐有伤社会风化”而下令撤销北京高等学校中的音乐、戏剧专业，北大音乐传习所也被取消。萧友梅南下到上海，在蔡元培支持下于当年11月27日创办了国立音乐院，蔡元培亲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也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国立音乐院在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开院纪念照。前排左2蔡元培，第二排左4萧友梅。
1929年8月，国立音乐院奉命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凭借上海有市政厅管弦乐队和众多外籍音乐家、音乐生活较为丰富的有利条件，聘请了多位外籍音乐家到国立音专任教，如俄国圣彼得堡音乐院钢琴教授查哈罗夫、市政厅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富华和大提琴家佘甫蹉夫、俄国歌唱家苏石林、俄国钢琴教授拉查雷夫等。教务主任黄自参照欧美音乐教育体系制定了符合我国的教学大纲。在萧友梅、黄自的不懈努力下，数年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为了亚洲一流的音乐学府，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音乐专业本科生和高级水平的选科生。
“七七事变”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938年2月，国立音专决定对外使用“私立上海音乐院”的名称。萧友梅在开学典礼上慷慨陈词：“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他蓄须明志，并表示：“那是不妥协、不投降的意思。抗战胜利后，我就剃掉。”
萧友梅长期患有肺结核病，又操劳过度，心力交瘁，终于一病不起，于1940年12月31日去世，享年56岁。
感谢上海音乐学院张雄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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