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日| 古代盗版也疯狂

今天是世界知识产权日。1999年中国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了关于建立“世界知识产权日”的提案。2000年提案通过并从2001年起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知识产权又称“知识所属权”，指的是国家赋予创造者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或独有权。一般知识产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著作权（也称为版权、文学产权），另一类是工业产权（也称为产业产权）。步入近代前，著作权即古代知识产权的核心。

在古代，著作权是在出版业兴起之后而逐渐产生的，而出版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

然而不幸的是，自印刷术普及之始，抄袭不止步，盗版不停歇……

盗版形式：层出不穷

中国的盜版行业历史悠久，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产业。从现存的史料看，古代盗版主要有三种形式：

直接翻印是最为普遍的形式，且一直延续至今。此举因未经原作者授权无疑是违法的（尽管古代没有版权保护法），且原作者也不能从中得到利润，无疑侵犯了其经济利益。

除了直接翻印多销获利，还存在另一种盗版方式：伪造高价版权页。在印刷史上，宋版书因纸质上乘、印刷精细而被视为雕版印刷中的精品，售价也相应较高，不法商人将元版书或明版书的版权页上的“木记”挖掉，然后模仿宋版书的字体刻上宋版书的“木记”，经此移花接木，元版书或明版书随即摇身一变成了宋版书，最终得以高价出售。

▼印刷术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更损的一招：将书名及原作者名更改并盗印其书籍。不法商人看到哪本书畅销了就把该书的内容稍作更改，署上别的作者名，将书名变换后公开出售，以此来获得利润。

盗版内容：五花八门

古代不仅盗版形式层出不穷，盗版书籍的内容、类型同样也五花八门。较早记载盗版之害可追朔至唐代。唐文宗时东川节度使冯宿曾给皇帝上表请奏:

“准救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青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表中反映了剑南两川、淮南等地擅自印盗版历书的情况。在农业社会，历法对于农时的作用可见一斑。于是，朝廷果断下令禁毁盗版历书。然而随着唐后期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削弱，僖宗年间江东地区市面上出现大量盗版历书，内容错谬百出，甚至连大月小月都出现错误。

至宋代，随着印刷术的改进及普及，造纸原材料和造纸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书籍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匠人对笔墨的改良均推动了出版业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也给盗版行业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时期盗版愈发猖獗。盗版商不仅盗印名人著作，甚至还盗印政府公务员用书，如庆历年间杭州一官员把刑法全书《刑统律疏》改名《金科正义》后偷偷刻版贩卖。

▼清代书商画像

明清时期，市井阶层扩大，通俗文学蓬勃发展，书稿需求量增大，图书出版业更加繁荣，与之而来的盗版也愈发猖獗。此时不法书商或跟风仿作，或翻刻、盗版，或伪托他人之名刻书……

思想家顾炎武就曾如此吐槽：

“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吾读有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深受其害的文人

谁是古代盗版书受害深重的群体？相信不少文人墨客对于盗版一事自然是咬牙切齿。

早在唐代，元稹在为白居易的诗集《长庆集》作序时就指出社会上有许多人用手抄、雕版印刷出售白居易的诗集：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司马光（1019年11月～1086年10月）

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北宋司马光提及自己所著《历年图》时就觉得“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不料不法分子为利所驱，随意增删，改变目次，改以《帝统》之名出版。

苏轼也饱受盗版之苦。作为大文豪，每有所作，士子捧读，市人喜欢翻刻倒也可以理解。最令他气愤的是盗版者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将“闲杂人等”之字掺杂其中……盗文事小，欺名事大，以至于苏轼在给好友陈传道信中气得“欲毁其板”：

“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以公过取其言，当令人录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文集》）

翻刻必究

相信看到这里你已发现，盗版并非新生事物。中国的盗版业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市场逐利的恶劣手段，盗版业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普及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