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在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还率不高，所以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比如说在村里、小区门口、工厂、学校、交通路口放个大喇叭。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也能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更厉害的是，因为广播放在公共场合，谁也不能把耳朵塞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人群中谁是冲锋队。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可纳粹当局根本不管你们，在播出广播的时候，所有人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想在家里混吃等死的人来说，那更痛苦，因为居委会大妈会拿着喇叭及时的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因为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的，因为希特勒这类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所以非常浪费时间。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因为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当然，光放广播还不行，还要对国外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比如当时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了。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好信息。可万万没想到，这位母亲居然好心当成驴肝肺，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
所以说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谎言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可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假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只会被全世界当弱智看待，还沾沾自喜，其实就是个x逼。比如说，一个德国人写信时候使用了敏感词，那就会被立马封号，我指的的封号是真正的封号，直接把你整个户口本给封了。在整个德国，比如外国是怎么看待希特勒的，外国是怎么看待德国的、外国是怎么同情德国老百姓的，统统不重要，反正戈培尔会吹嘘的天花乱坠，比如希特勒令全世界政要震惊、比如德国发展让全世界惊讶、再比如全世界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很多德国媒体打着英、法、美的旗号，大肆传播德国最伟大，全世界要崩盘的消息。在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讲的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希特勒说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这正是民主的力量之所在，让所有的独裁者只能活在虚空世界之中。”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就对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媒体了，所以和王婆卖瓜一样，它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可能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的确，但第三帝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却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西线情景必须是依然坚固的，我们不能让公众们知道帝国在溃败。”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可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已经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时，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哪怕你重复千遍、万变，那也不会成为真理的，迟早会被人戳穿，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那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或者假装把它当作真理。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听到的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只要你不傻，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因为大家都在演戏。”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所以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真相，就给你扣一个损害国家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帽子。哪家报纸敢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给西方其它国家睇刀子。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同样的，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自己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人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是下面念错了经，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等等。这个曾经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在纳粹的影响下，整个民族都开始不讲道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