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在法律上将人工繁育与自然野生区别对待

自2020年新冠疫情漫延以来,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的特种动物)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特别是人工繁育特种动物,几乎被逼上了绝路。有曾经管理缺位的原因,也有人们认识不到位的原因,对于那些既成事实,应该是怎么去理顺,而不是“放长线钓大鱼”,等鱼养大了再“一网打尽”。

最先是以食用为目的的人工繁育特种动物,虽部分划入了水产,或部分已经进入了畜禽目录被保留下来,但许多饲养技术成熟、不与人争口粮的特种养殖还是被排出在畜禽目录外,成了冤死鬼。那些进入了畜禽目录的种类也并非一帆风顺,“野味”的魔咒并没有解除,许多人对畜禽目录的概念和包含的内容并不清楚,直接影响着那些特种动物的经营利用。

有一些所谓动物保护人士(指那些极端保护主义者)仍然在鼓吹,保留下来的那部分人工繁育动物依然存在着风险,或者对自然资源有着危险。不顾科学依据,故意将特种动物与疫病关联起来,混淆视听,使人们依然不敢科学面对特种动物。或者以所谓动物权益宣扬他们认可的价值观,用双重标准来对待特养动物。

接下来是观赏动物,鹦鹉、爬宠等等这样一些物种养殖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一些完全是人工繁育的动物因为被“等同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而被举报、被抓捕和惩罚。在呼吁区别对待“人工繁育”与“自然野生”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动保组织还一直强调科学技术上“没有办法区分人工繁育与自然野生”,他们的观点就是应该全面取缔。

再接下来是观赏动物,涉及到众多的动物园,在他们看来这是动物园就是猎捕洗白的场所,多年来动物园为迁地保护所做的努力被他们故意否定。他们认为“人工繁育的物种没有发生基因突变,就不能够继续繁育,因为没有办法根据生物学技术区别开来”。

可以预测,也许接下来就是药用动物、毛皮动物、实验动物等。总之一句话,在中国要全面取缔特种动物养殖。

他们没有针对国外对鸵鸟的驯养、对火鸡的驯养、对美国七彩山鸡的驯养,包括对马鹿、梅花鹿的驯养。这些物种是近几十年来取得的人工繁育技术,人工繁育个体与自然野生个体在生物学上也没办法区分开来。国外的知识产权可以任由发展,而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却因为一句“存在猎捕洗白的可能”而要求禁止,这是何方逻辑?究竟是想干什么?

因此,再谈谈在法律上将人工繁育与自然野生区别对待的必要性。

人类从众多的物种中脱颖出来,成为了当今世界的顶级控制者,这与人类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取得的胜利。这与人类的社会性,以及学会了工具的使用和制造工具有关,更与人类学会了自然资源的利用与生产可利用资源有关。是种植、养殖技术与方式的发展,解决了人类食物的持续供应问题,躲过了季节性、区域性的缺食问题。人类即使到了今天,也离不开种植、养殖生产的食物,而且种植养殖还增加了美学等精神需求的东西,如与人们相伴的花草虫鱼鸟兽。人们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有动物园、植物园、庭院绿化,有宠物赏玩等。在总结与发展中,人们还发现了许多物种在医药保健方面的价值,更加体现了人类生存对动植物资源的刚性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能够制造出很多东西来满足自身的有需求,这与通过养殖、种植生产出来许多物品来满足需求是一样的。无论如何发展,人类都割不开与自然的关系,割不开与动物、植物之间的利用关系。如果没有了种植、养殖,人类就只能回到采集和狩猎的时代,是人类发展的倒退。

有人说“现在已经有几十种家禽家畜供人类利用了,不应该再去搞什么特种养殖”,这话听起来很荒唐。人类认识自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天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不足自然本身秘密的5%,怎么可能停止呢?每年都有不少的植物新品种培育出来,也有诸如鸵鸟、火鸡、羊驼、雉鸡、马鹿等动物从野生动物到人工繁育,用于生产动物蛋白、药材、毛皮等人类生活物资。这个过程不该停止,也不能停止。成功的通过人工生产来实现市场的需求,本身就是伟大的创举,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

人是“高等动物”,不管人愿不愿意,始终逃不脱“动物”这一属性,也有演化,而食物多样性正是保证该物种有更宽的生态位的关键。物种的演化过程与大环境的相互关系,是有些物种逐渐被淘汰,而有些物种逐渐在产生。发现新的驯养动物,实际上是拓展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今天的所有家禽家畜都是人们从野生动物驯养得来的,追踪溯源都来自于自然野生。有些物种,虽然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产品,但它们在遗传方面却尚未改变,与野生个体的基因几乎一致,而且有些物种在育种过程中还保留有从野外引种强化基因的技术手段,育种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所以,判断一个物种是野生还是人工繁育,不是在遗传物质等生物学技术上,而是看其来源,从管理上将野生与人工繁育区分开来。比如人有好人和坏人,他们的遗传物质都是一样的,没有听说通过遗传物质可以判断某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如果他犯了法做了坏事,就被作为了坏人。

管理上是完全可以实现人工繁育与自然野生区分开来的,对自然野生的种群采取严格保护与科学调控,而对于人工繁育的种群采取监管与引导,通过种源管理、过程管理、去向管理,完全可以实现人工繁育与自然野生的区别对待。比如每个人到公安部门开具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不是说“无犯罪”,而是“无记录”。还没有发现有犯罪行为,那就是合法自由的,如果发现了犯罪行为,则受到惩处,就有了不良记录。

全国的动物园和养殖场有极少数确实因为利益诱惑和监管不力,存在猎捕洗白的现象,但这不是取缔所有动物园和养殖场的理由。汽车有可能有酒驾、有车祸,还有肇事逃逸,但汽车仍然要生产使用,只是加强管理。菜刀、斧头等生产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杀人的工具,但工具依然还会生产,只是在管理上加强,尽量避免犯罪的发生。谁犯罪谁负责,不能因为有人是坏人,而将所有的人都关起来。

对于是那些技术成熟的特种养殖与种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承载。用规范和更加科学的监管让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发挥中国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作用,这是政府应该主导的问题。国外没有停止对一些可利用资源的研究,中国也不应该停止研究。许多开发利用研究的基础是要有资源,而对于生物资源来说“有资源”的方式就是加强人工繁育研究。

只有从法律上将人工繁育与自然野生区别开来,将生态功能与物资功能区别开来,才能真正地实现有效管理,实现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共存,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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