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伟业丨《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兼论“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
《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
龙伟业
内容摘要：《九家集注杜诗》版本共有五种，依次为宋淳熙八年郭知达刻本、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清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民国二十九年《杜诗引得》铅印本。但因叶德辉、洪业等名家误导，学界对此多有误解，所谓“乾隆武英殿刻本”、“乾隆武英殿聚珍本”（活字）及其“嘉庆时翻刻之本”，实皆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所谓“元明间刻本”，纯属子虚。以《九家注》为例，可以窥见清代修书刊书与书籍著录之一斑：《四库全书荟要》不收《九家注》，是其编纂从速、去取不精的例子之一；学者、书坊、官书局等未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实情，错误地著录乃至“重刻”不少“聚珍本”。今人从推测清宫印出“聚珍本”《九家注》后又“不欲其流传”，到断言清宫宋本《九家注》“绝不会是宋刻”等等，以讹传讹，应予澄清。
关键词：《九家集注杜诗》 《新刊校定集注杜诗》 武英殿聚珍本 武英殿刻本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荟要》
一、《九家注》版本叙录
《九家集注杜诗》（下称《九家注》），一名《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南宋郭知达编，是现存最早的杜甫诗歌注本之一[①]，保留不少今已散佚的宋人注杜成果及其他诗文、诗话资料，极有价值。清人梁章钜称：“杜诗注本，以郭知达之《九家集注》为善。”[②]
理清版本源流及存佚情况，是深入研究与整理《九家注》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学界因受叶德辉、洪业等名家误导，误添所谓“元代仿刻本”、“明刻本”、“刻于元明时期”的“武英殿聚珍本”、“乾隆武英殿刻本”、“乾隆武英殿聚珍本”（活字）及其“嘉庆时翻刻之本”、“半叶十行”的“嘉庆间复刻本”等等。有学者校点《九家注》，底本用《四库全书》本而非宋本，已属可议；将行款、字体与宋本迥异的《四库全书》本称为“影抄宋本”，更不可解[③]。本文试予澄清疑点，先将《九家注》版本撮述于此，以便展开下文论述。
其一，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刻本，曾噩称之为“蜀本”，早已亡佚。
其二，南宋宝庆元年（1225）曾噩刻本，书名《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半叶九行，行十六字，以郭知达刻本为底本。书前有淳熙八年郭知达序云：“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宋景文公、豫章先生、王源叔、薛梦符、杜时可、鲍文虎、师民瞻、赵彦材凡九家，属二三士友各随是非而去取之……大书锓版，置之郡斋，以公其传。”[④]据此，“九家”对应的是“善本”，未必实指收录九家注释，有学者据后起的书名《九家集注杜诗》来指摘名不符实，恐怕不合郭知达原意。次有宝庆元年曾噩序云：“今蜀本引赵注最详，好事者愿得之，亦未易致。既得之，所恨纸恶字缺……兹摹蜀本，刊于南海漕台，会士友以正其脱误。”[⑤]可知郭知达刻本在曾噩时代已不易得，曾噩得之，先校勘，再付梓，书名“新刊校定”四字，殆指此而言。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严羽《沧浪诗话》均载此本[⑥]。降及清代，曾噩刻本已很罕见，“佞宋主人”黄丕烈仅得残卷五十五叶，就已视如“连城”之宝[⑦]，郭知达刻本更是寂焉无闻。曾噩刻本今存者有二：（1）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者，曾为清人瞿镛所藏，缺卷一九、二五、二六、三五、三六及零星书叶[⑧]。20世纪30年代张元济借得此本制成铅皮版，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据此铅皮版影印；198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原本影印，更善。（2）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者，曾为清人陆心源所藏，仅存卷六至一一[⑨]，书影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日藏珍稀中文古籍书影丛刊》第4册。
（清瞿镛所藏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
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
（清陆心源所藏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
见《日藏珍稀中文古籍书影丛刊》）
其三，清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1784-1787）《四库全书》抄本，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以曾噩刻本为底本，书名《九家集注杜诗》，为此后两种版本沿用，成为更通行的名称。今存四部：（1）文渊阁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8册。（2）文津阁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印本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072册。（3）文溯阁本，今藏甘肃图书馆，尚无影印本，《提要》见《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4）文澜阁本，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者为原本，影印本见台湾大通书局1974年版《杜诗丛刊》第1辑；今藏浙江图书馆者为晚清钱塘丁氏补抄，影印本见杭州出版社2015年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第1097册。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本均署“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文澜阁本署“乾隆五十二年四月恭校上”。严格来讲，此乃四种版本，不可混同。只就卷首而言，文津阁本有目录，文渊阁、文澜阁本无；文津阁、文澜阁本有郭知达序、曾噩序，文渊阁本无；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有高宗御题诗，文澜阁本无。其他字词异同，更难遍举。只因四者同为《四库全书》抄本，为便言说而合称之。
（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抄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
其四，清嘉庆八年（1803）武英殿刻本，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郭知达序、曾噩序、高宗御题诗及《四库提要》，底本应为《四库全书》抄本。今存至少40部[⑩]，但各藏馆编目者对其刻印之时间、地点，或语焉不详，或判断错误。
（清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
其五，民国二十九年（1940）哈佛燕京学社引得校印所《杜诗引得》铅字排印本，其底本实际是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行款、内容也一致（另附“杜诗补遗”，采自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但主事者洪业误判为“乾隆时聚珍印本”之“嘉庆时翻刻之本”[11]。“引得”即英文“index”音译，因该本有字词索引，故名。后有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重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缩印本。
（民国二十九年《杜诗引得》铅印本）
二、清宫宋本的发现与误说的提出
讨论《九家注》版本，有必要了解相关时代背景。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高宗下旨修《四库全书》；同年五月，高宗念其卷帙浩繁，“检玩为难”，遂命从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12]。据高宗御制诗及谕旨，《四库全书荟要》（以下简称《荟要》）共两部，一贮摛藻堂，一贮味腴书室，分别于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告成[13]；《四库全书》共七部，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陆续告成，分贮文渊、文溯、文津、文源、文汇、文宗、文澜七阁，后三阁位于江南，“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14]。缮写的同时，高宗又命“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劂流传”，雕版印行《易纬八种》《汉官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4种之后，从金简之议，采用木活字排印；因“活字版之名不雅驯”，遂将“武英殿现办《四库全书》之活字版”称为“武英殿聚珍版”[15]。这项工作始自乾隆三十八年十月，至嘉庆朝才完成，所印之书绝大多数行款一致（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弁以高宗《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目录或《提要》首行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版心或卷尾署校对官名。
民国十四年（1925），傅增湘领故宫图书馆事，“尽移宫中藏书”于寿安宫，陶湘于此“手批目玩”五六年之久，编成《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板书目》《武英殿聚珍板书目》等名作[16]。《武英殿聚珍板书目》著录138种（包括上述刻本4种），另附“聚珍板书单行本”8种（大多编印于嘉庆朝、行款不一、不注“武英殿聚珍版”六字）[17]。其说得到学界公认，2012年故宫出版社影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即以陶湘所定为准。近年有学者提出质疑，以为“准确数量，需依据清代官方所认可的说法”，即“乾隆帝亲自下令编纂”、“接近嘉庆元年”编成、收书129种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录》（清宫写本，国家图书馆等藏）[18]。其实该目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已出书目，且又统计不全，不能作为最终依据。如该目未载的《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书末乾隆四十一年金简跋文称是书“用聚珍版排印”，同年高宗将它赏给四阿哥等50人[19]。该目未载的《四库全书考证》，高宗曾两度下命排印“聚珍版”[20]。该目未载的《诗伦》，乾隆朝就已决定排印，因其每卷末尾所署校对官，正是卒于乾隆五十九年的金简[21]。而且以上三书卷首均注“武英殿聚珍版”六字，能说它们不是“乾隆帝”和“清代官方”所“认可”的吗？陶湘根据亲见故宫藏本而编的《武英殿聚珍板书目》，涵盖了上述写本目录所列129种，涵盖了《（乾清宫）懋勤殿书目·聚珍版》所列130种[22]，涵盖了光绪二十年热河总管《奏查明文津阁并园内各殿宇书籍折》所列聚珍本132种[23]，涵盖了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印本141种，最为可靠。本文即以陶目为基础，结合《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中国古籍总目》等，判断某书有无聚珍本。
广搜典籍是编纂大型丛书的前提，原在宫中默默无闻的曾噩刻本《九家注》，因此被意外发现。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高宗作《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兴奋地记录此本之发现缘由与版本信息：
平生结习最于诗，老杜真堪作我师。书出曾锓实郭集，本仍宝庆及淳熙。九家正注宜存耳（原注：卷后署云“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版”，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此版，亦称为善本），余氏支辞概去之。适以遗编搜四库，乃斯古刻见漕司（原注：此书旧藏武英殿，仅为库贮陈编，无有知其为宋椠者。兹以校勘《四库全书》，向武英殿移取书籍，始鉴及之。而前此竟未列入《天禄琳琅》，岂书策之遇合迟早亦有数耶）。希珍际遇殊惊晚，尤物暗章固有时。重以琳琅续天禄（原注：《天禄琳琅》惜早已成书，此本当为续入上等），几闲万遍读何辞！[24]
次年二月，高宗作《再题宋版九家注杜诗》，将此“宋椠善本”视如“兑氏之戈和氏弓”[25]。此时它已被录入重编后的皇家藏书目——《天禄琳琅书目》之“宋版集部”，编者称其“字画端整，一秉唐人，而刻手印工皆为上选”，与宋版《汉书》《资治通鉴纲目》并称宫内藏书之“最善本”，“皆命写御容于卷端”[26]。其后，它被抄入《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再次称道：“此本即〔曾〕噩家所初印，字画端劲而清楷”，乃“宋板中之绝佳者”；并谓“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此书集……九家之注，颇为简要”，又削去伪苏轼注，“知其别裁有法”[27]。《四库提要》以评骘严苛著称，对《九家注》却无一句指摘。
总之，《九家注》内容之善、宋刻之精，深获清朝君臣爱赏。然而，导源于叶德辉（1864-1927），奠基于洪业（1893-1980），发扬于周采泉（1911-1999），清宫印出“聚珍本”《九家注》后又“抑之，不欲其流传”的误说流行开来，并衍生其他误说，影响至今。
先是1928年，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出版，称有“武英殿聚珍版本”《九家注》，又说：“自曾噩刻版后，元、明以来无翻刻……向以无人重刻为恨，初不知武英殿聚珍版固摆印也。《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无此种，不知何故，意者馆臣于汇印丛书时未曾编入耶？”[28]
到1940年，洪业《杜诗引得·序》提出，清印本《九家注》卷二五、二六含有成书较晚的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及宋刘辰翁评、元高崇兰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以下简称高崇兰本）之内容，因而推测“此殆曾〔噩〕板残阙，后人乃依目录就蔡本及高崇兰本，取诗并注补刻之耳”[29]，进而解答叶德辉之疑：
聚珍本乃流传甚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向不列其书；昔叶德辉曾举此点以为疑；今乃知其故矣。盖聚珍印后，又发见本中杂有赝刻，欲讳其先鉴别之有误，遂抑之，不欲其流传也。[30]
洪业受叶氏影响，以为“乾隆印本”《九家注》“虽不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内，而必为木块聚珍排印之本无疑”[31]，但否定叶氏“元、明以来无翻刻”之说：
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原注：1870刻本）4/4a有明刊本。陈树豹（引者按：“豹”应作“杓”）编陈徵芝藏书《带经堂书目》（原注：顺德邓实风雨楼排印）4A/4b“九家注杜诗三十[原注：六？]卷，旧刊本，明柯尧叟[原注：茂行]藏书”。叶氏所云殆误。[32]
再到1986年，周采泉《杜集书录》断言：“正因其誉之过情，及后发现赝刻，四库馆臣不敢暴其当日赏鉴之误，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不列此书，其中必有原因。”他还根据洪业所引《持静斋书目》，著录“明刻本”；又谓《带经堂书目》“仅云'旧刊本’，不言时代，但有明人藏印，则为元明间刻本”；并总结道：“观上列旧刻，明刻，虽流传较少，不能谓无翻刻，叶氏殆误。”[33]
上述三家，或精版本目录之学，或为杜诗研究权威，其说影响甚深，学界沿袭至今[34]。两部杜集目录专著——《杜集书目提要》《杜集叙录》，分别著录武英殿聚珍本、明刻本[35]。三篇专讲《九家注》版本的论文——《〈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九家集注杜诗〉的成书与流传情况考》《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都说兼有武英殿聚珍本、元明间刻本，且都认同乃至发挥洪业的“抑之”说。洪业、周采泉还只是说清宫所藏宋本羼杂两卷“赝刻”，此三文则断言全帙三十六卷刻于元明间，“绝不会是宋刻”[36]。近年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作为《四库全书》菁华版的《荟要》，所收唯一杜集并非《九家注》，而是馆臣自己也认为注释“真赝错杂”、评点“所见至浅”的高崇兰本，故“可断定，最迟于第一分《荟要》成书”时，“于《荟要》'专司其事’的四库馆总裁王际华等就肯定知道了其中有赝刻”，王氏“就是深抑'九家注’的人”；清宫藏本“最合理也最真实的面貌”是“元代仿刻本”，清廷“识破”真相后，“秘而不宣”，“抑之不传”[37]。
另一方面，陶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板书目》称清印本《九家注》为“乾隆年校刊”的刻本；1933年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所藏殿板书目》亦谓之“乾隆年刊本”；傅增湘也说藏有“乾隆末年内府重刊本”《九家注》[38]。受此影响，当代书目如《（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1983）、《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1995）、《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2003）、《中国古籍总目》（2012），以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台北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网站，均著录“乾隆武英殿刻本”《九家注》，并谓现藏辽宁省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39]；前两处藏本还因此分别登入第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三、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
若今人所言属实，则下述种种无法理解。嘉庆九年二月初三日，清仁宗将“武英殿刊本《九家注杜诗》”赐给“亲王、大臣及庶吉士”等205人（同时赐出仁宗御制《味余书室全集》），同年十月又赐给二阿哥等20人[40]。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仁宗为何一而再地将乃父“抑之，不欲其流传”的《九家注》赏出，达225部之多？敕撰之书如《皇清文颖续编》《（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均有关于此事的记载[41]，嘉庆十一年成书的《国朝宫史续编·书籍》亦载“奉敕校刊”的《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诗》[42]，何曾“秘而不宣”？再者，《九家注》原藏深宫，本不为外界所知，如果“欲讳其先鉴别之有误”而不抄入《荟要》，为何在《荟要》告成后，又把它抄入《四库全书》？后者可是“每进一编，必经〔皇上〕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43]，告成后又予复校，“应行撤毁及语意可疑等书，逐部详细阅看”，“所有四阁及江浙三分书，均照此办理”[44]。为何《四库全书》本《九家注》至今尚存？
显然，事实恰与今人言之凿凿的观点相反。原因何在？原来，清印本《九家注》是在嘉庆八年由武英殿雕版印行的，不列入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理所当然。乾隆朝并未印行《九家注》，更未在印出后又“抑之，不欲其流传”。请看嘉庆八年七月初十日“管理武英殿事务和硕仪亲王”永璇等折：
查本馆摆、刻诸书，向例五十卷以内发摆，五十卷以外发刻，是以《西汉会要》七十卷、《唐会要》一百卷未经发摆。臣等以聚珍馆木子尚属完全，未便虚置无用，于嘉庆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进呈《农书》时奏请：即令供事等《西汉会要》《唐会要》一律摆印，既省刊刻多费……今自旧夏迄今，二书一百七十卷均已摆办全竣……又新刻得《九家注杜诗》一部、《补后汉年表》一部，仍另开单，并请钦定发出，交懋勤殿陈设、颁赏，遵奉施行。惟数年以来，摆办聚珍书籍及本馆校刻《续通典》《杜诗》《年表》等书……臣等拟请照嘉庆元年、五年书成之例，邀恩赏给议叙，以示鼓励。[45]
仁宗阅后“依议”，并作朱批：
《九家集注杜诗》陈设……连四纸书二十五部，赏用……榜纸书二十部。《补后汉书年表》陈设……连四纸书二十部，赏用……榜纸书十五部。[46]
是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亦载：“朱批武英殿总裁折一件：摆、刻书成，请将校录、供事等议叙。旨：依议。”[47]两则材料若合符契。按，上云“摆”“刻”，分明不同，否则何以五十卷为界？“摆”即活字“摆印”，“刻”即整板“刊刻”。《九家注》《补后汉书年表》没有“发摆”，而是“新刻得”的，且与“聚珍书籍”对举，乃是刻本，而非活字本。
更有力的证据是：《九家注》《补后汉书年表》的书板至少保留了73年，直到光绪二年尚存宫中。是年三月十一日谕旨：“左宗棠奏甘肃乡试闱中应用书籍，请饬颁发《周易折衷》……各一部等语。着传知武英殿查明现在有无此书，如无此书，其各项书板是否尚存，并此外尚有何项书板，均着咨报军机处，钦此。”[48]同年四月初七日，武英殿奏报：
左宗棠请领书籍，现存书板：《佩文韵府》……已无书板：《周易折衷》……查明另存书板……《后汉年表》《九家集注杜诗》。[49]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七所载与此相合[50]。按，聚珍本之排印流程，正如《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所云：“临时按底本将木字检校明确，摆置木槽版内”，“每版印完之后，即将槽版内字子尽数抽出，各按部分检置于类盘之内，然后就柜归于原屉”[51]。清印本《九家注》若为聚珍本，不可能有保存至少73年的书板。其实洪业有过疑惑：《国朝宫史续编》等书著录《九家注》，“曰刻，曰刊，不云排印，何也？故宫尤在，书多南迁，姑记于此，以待后考”[52]。可惜他过于相信叶德辉所谓“武英殿聚珍版本”。
武英殿聚珍版的文本来源，《永乐大典》辑本占90种，非《永乐大典》辑本占48种（其中内府藏本仅2种）[53]。那么，内府所藏宋本《九家注》未被排印为聚珍本，无足深怪。宋本《九家注》发现于乾隆朝，到嘉庆朝才有武英殿刻本，亦非特例。乾隆朝抄入《四库全书》而嘉庆朝雕版印成者，仅据《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所收《嘉庆元年至十三年奏事档》记载，除了《九家注》《补后汉书年表》，还有《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钦定热河志》《钦定兰州纪略》《蒙古源流》《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盛京通志》《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钦定清凉山志》《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平定两金川方略》《钦定满洲源流考》《西域同文志》《大清律例》《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54]。
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九家注》之底本，应为《四库全书》抄本。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失火，祸及昭仁殿“天禄琳琅”诸书[55]。同月，彭元瑞等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嘉庆三年，《后编》告成，已不再著录宋本《九家注》。《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记载：“至昭仁殿检书，书已检毕……大抵《续编》多半有，而《正编》则未见一部。”[56]傅增湘于1925年领故宫图书馆事，曾想找出宋本《九家注》，但“穷搜殿阁，迄未之获”[57]。如果在嘉庆二年十月宫火以前就已调取宋本校刊，似不应迟至嘉庆八年七月才告“新刻得”。字数与《九家注》相当的《皇朝词林典故》六十四卷，从发刻到刻成也只用了三年零一个月[58]。即使校刊《九家注》确需较长时日，则宋本似应在刻板完竣的嘉庆八年归还，但为何宋本在嘉庆二年十月宫火以后绝迹？
四、既无乾隆刻本亦无地方翻刻本
现藏辽宁省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乾隆武英殿刻本”《九家注》又该如何解释呢？关于辽宁省图书馆藏本的来历，该馆特藏部主任刘冰说：“清代内府刻印之书，均要送三、五部到盛京皇宫恭藏。原盛京恭藏之殿版书现由辽宁省图书馆庋藏。”[59]今检《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有云：
嘉庆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都虞司为移会事。据武英殿修书处移称：为奉旨带往盛京恭贮《西汉会要》二部、《唐会要》二部、《九家集注杜诗》二部、《补后汉年表》二部……知会都虞司速传该处派员领取……右移会盛京内务府。[60]
所述四书均于嘉庆八年印成（见前文），次年送往盛京，于理甚合。清印本《九家注》若为乾隆刻本，至嘉庆九年才送往盛京，未免太迟了。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该院前图书文献处处长昌彼得指出，“书中于仁宗御名'颙’字缺笔”，则仍是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其余两处藏本之真相，亦由此可知矣。
陶湘之所以误判清印本《九家注》为乾隆刻本，原因有三：其一，“殿本向无封面”[61]，该本之版心、序跋等亦未说明刻印时间，为猜测留下余地。其二，该本弁以高宗御题诗，起到一定误导作用。其三，《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四《书籍·校刊》依次胪列书籍如下：《御定仿宋版五经》《御定重辑旧五代史》《御定补刊通志堂经解》《御定重刻论语集解义疏》《御定重刻补后汉书年表》《御定重刻唐会要》《御定重刻九家集注杜诗》《钦定武英殿聚珍版式》及“武英殿聚珍版印行书一百二十六种”[62]。其惑人之处在于，前四种与第八种都印行于乾隆朝，那么，位处其间的第五、六、七种似乎也该一样，但此三书至嘉庆八年才印成（见前文）。
所以，与误判清印本《九家注》年代相似，对于清印本《补后汉书年表》《唐会要》，无论是陶湘的《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板书目》，还是前述《（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等当代书目，均有误判为乾隆印本者。陶湘说《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依《宫史》'书籍’门编类”，傅增湘也说该目“意在绍述《宫史》”[63]。其致误之由，便可以理解了。
自洪业提出《杜诗引得》底本为“乾隆时聚珍印本”之“嘉庆时翻刻之本”后，学界多以为有武英殿本之地方翻刻本。如《杜集书目提要》著录“嘉庆翻刻本”，“疑此书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九家集注杜工部诗》之翻板”[64]。周采泉还说浙江图书馆有“半叶十行”的“嘉庆间复刻本”（引者按：武英殿本半叶九行），又被一些学者遵信。按，清印本《九家注》今存至少40部（见前文），查各藏馆之著录，大多笼统地称“刻本”“清刻本”，仅少数几家称“乾隆武英殿刻本”“嘉庆间刻本”“道光武英殿刻本”“清末刻本”，无一提及清宫以外的刻书地点。一般来说，书坊、地方官书局等翻印武英殿刻本、聚珍本等书，会在封面或版心、序跋等说明翻印时间、地点。以中山大学所藏诸种《旧五代史》为例：其一为武英殿刻本，无封面；其二每叶版心有“扫叶山房”四字；其三封面题“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书局重雕”；其四封面题“光绪戊子季春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其五封面题“光绪壬辰季武林竹简斋石印”；其六虽非翻自殿本，亦于封面题“辛酉八月”“吴兴刘氏嘉业堂依四明卢抱经楼旧钞本校刊”。故笔者认为，清印本《九家注》只有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一种（此即洪业、周采泉实际所见者，虽然他们不明实情），并无地方翻刻本，今日各藏馆编目时，因无显在标志可依，才会不约而同地对刻印时间、地点语焉不详。
这可以从笔者所见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及南京图书馆藏本（两部）中得到佐证。这三部被馆员著录为“清刻本”的《九家注》均无封面、牌记等，避讳至清仁宗（颙琰），不避清宣宗（旻宁），如卷一六叶二六“颙”字缺笔，卷一叶一九“琰”字改写，卷五叶二三“宁”字不避——此成于嘉庆朝之证。各字之间笔划交叉，多不胜举，且卷一七叶八有一道白痕横跨版面中部（“断版”现象）——此雕版之证。再将它们与辽宁省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处藏本之书影比对，其版式行款、笔势刀法等全部雷同，极细微处亦皆吻合[65]，可知都是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至于周采泉所谓“半叶十行”的浙江图书馆藏本，据该馆著录，乃是“9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66]，仍与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完全一致。
五、“元明间刻本”纯属子虚
《九家注》清代版本实情已如上述，元明两代有无印行呢？叶德辉认为没有，洪业用“1870年刻本”《持静斋书目》、“顺德邓实风雨楼排印本”《带经堂书目》来反驳，深得学界肯定。但笔者核查洪业所据版本，发现他实以不误为误。前者分明写着“《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刊本”[67]，洪业衍作“明刊本”。后者确实著录“《九家注杜诗》三十卷，旧刊本，明柯尧叟藏书”[68]，但洪业似未细读该目序跋。邓实序云：
陈徵芝兰邻以名进士为令浙江，藏书甚富。孙星村名树杓，亦善鉴别，编为书目五卷，手写成帙，以就正于祥符周星贻季贶、归安陆心源刚父。季贶、刚父为之删订添改，多有旁注眉批，皆季贶、刚父手笔也。季贶、刚父皆夙好藏书，素精目录之学。[69]
邓实即据此手稿校印，并于每卷首叶注明“周星贻季贶、陆心源刚父批订”。书末有陆心源《〈带经堂陈氏书目〉书后》，明言“陈兰邻大令所藏书”中有“宋刊《九家注杜诗》”[70]。原来，这部被今人当作“元明间刻本”证据的“旧刊本”，被当时亦藏有宋本《九家注》的大藏书家陆心源“批订”为“宋刊”。
本来，仅凭“旧刊本，明柯尧叟藏书”寥寥数字，是无法确定朝代的。难道宋本一定不能称“旧本”？《带经堂书目》就著录：“《国语》二十一卷《国语补音》二卷，旧刊本。吴韦昭注。《补音》，宋宋庠补辑。此本明以前旧刊，宋氏《补音》同刻，想即宋氏刊行本也。”[71]可见这“旧刊本”在编目者看来也是宋本。明人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设“不全旧宋元板书”一类，清人莫友芝撰有《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近人李盛铎《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收录大量宋版书——此皆以“旧本”称宋本之例。至于周采泉“但有明人藏印，则为元明间刻本”云云，更难成立，宋版书被明人收藏，有何不可？
笔者遍检《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等所收南宋至民国之书目题跋317种[72]，未发现一处提及元明两代所刊《九家集注杜诗》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而南宋曾噩刻本，南宋陈振孙、严羽已有记载（见前文），清代藏家钱曾、黄丕烈、汪士钟、瞿镛、陆心源等人著录更详，见于《读书敏求记》《求古居宋本书目》《百宋一廛赋注》《百宋一廛书录》《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编》《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续跋》《归安陆氏旧藏宋元本书目》《吴郡陆氏藏书目录》《静嘉堂秘籍志》《静嘉堂文库观书记》[73]。各家所记与高宗两首御题诗、《天禄琳琅书目》均无出入。原藏陆心源皕宋楼、今藏日本静嘉堂之残宋本共三册，“每册首尾，皆加垫宋时藏经旧纸”[74]，正与高宗《再题宋版九家注杜诗》自注吻合：“世以藏经纸之未作经册者为卷筒纸，最为难得，此书面页用之。”[75]否定清宫藏本为宋本的学者提出的一个“证据”是：“《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偏偏不见'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这个'漕台本’各卷末均属（署）的刊记，馆臣有意不记此种最能说明其为'宋本’的重要信息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76]按，这一刊记，前引高宗《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之自注言之甚明，见其《御制诗四集》卷二五，又见《九家注》之《四库全书》本、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民国《杜诗引得》本之卷首，何尝“偏偏不见”？
古老的宋本既见多家著录，还有两部残本流传至今，晚出的“元明间刻本”不但片纸无存，在书目题跋中又难觅踪迹，岂不反常？梁启超指出：“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77]“元明间刻本”《九家注》正是一个“忽然出现”的误说，始于洪业之误读文献。今人在此基础上，在清宫藏本的一叶纸都看不到、又无一则可靠材料为据的情况下，仅凭其卷二五、二六补自他书，就推翻乾隆朝君臣手披目验以后所作的鉴定，斩钉截铁地断为“元明间刻本”，可乎？
前述专讲《九家注》版本的三篇论文，都以书名不同作为“元明间刻本”的一个证据。如说：“馆臣所见'内廷本’的题名就是'九家集注杜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这个在'槽台本’中随处可见的题名，在《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提要》中均未见任何迹象。”“元明人重刻时将宋本改名为《九家集注杜诗》。”[78]按，四库馆臣更改书名之例并不鲜见，总裁于敏中致总纂陆锡熊书云：“僧徒诗文……其虽名语录，实系诗文，所言亦不专涉禅理者，又不妨改正其名而存之。”[79]《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内府藏本……书首原题'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此即《天禄琳琅书目·宋版集部》所录《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以下简称黄氏补注本），抄入《四库全书》后仅题“补注杜诗”四字[80]。《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别本韩文考异》（《四库全书》本同名），原书卷首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存目类有《洗心居雅言集》，原书序前标曰“新镌史纲论题雅言”；存目类有《韵学渊海》，原书名曰“新刊增补古今名家韵学渊海大成”[81]。既然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有“郭知达所集九家注”云云，则四库馆臣改题“九家集注杜诗”，无足深怪。
六、清宫宋本卷二五、二六之来源
清廷因修《四库全书》而意外发现的《九家注》确为宋本，但并非完帙。因此本毁于宫火，目前只能通过《四库全书》本及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来间接了解，笔者将此二者卷二五、二六与中华书局影印瞿镛所藏宋本之目录比对，确如洪业所说，“乃依目录”“取诗并注”配补。
这两卷据何配补？洪业说是蔡梦弼本及高崇兰本。周采泉则说：“洪氏尚说得含糊。编者将各本核对结果，其所补刻之诗与注，确为高崇兰本。”这种“补正”向称定论，学者纷纷称引。但笔者核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发现卷二五《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别房太尉墓》《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卷二六《奉和军城早秋》《宿府》《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散愁二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15首，见于蔡梦弼本卷一九、二一、二二、二三及补遗卷一；卷二五《山馆》、卷二六《登高》2首，见于《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三〇、三二，又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二、二；其余见于高崇兰本[82]。字词容有小异，大体则同。限于篇幅，姑举一例以见其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五《山馆》：
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原注：苏曰：“张茂先：北风凛冽，天色正寒，游子不归，吾心如割，虽有尺书，吾不能达。”）路危行木杪，身远宿云端。（原注：洙曰：“鲍明远诗：云端楚山见，林表吴岫微。”）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原注：赵曰：“《楚词》有《山鬼》篇，此山馆乃楚地矣。晋傅玄［引者按：玄字原缺末笔］诗：厨人进藿茹，有酒不盈杯。”）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
此诗并注见于《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三〇，又见《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二，除了“凛冽”作“凛烈”，“玄”字不缺笔，其余雷同。所以，洪业之说“虽不中亦不远”，周采泉的“补正”则是越说越错。
这两卷何时配补？昌彼得认为：“《四库》馆臣似即从《集千家注》等本钞撮补足。”此说误，《天禄琳琅书目》所摹前人藏印中，钤于卷二五者有“陆叔度书画印”、“项氏子长”、“初炳”，钤于卷二六者有“项氏万卷堂图籍印”、“初炳父”、“陆氏叔度”[83]，馆臣不至于伪造印章。按，项笃寿，字子长，嘉靖四十一年进士；陆启浤，字叔度，明末贡生[84]。这两卷钤有项、陆二人印章，说明至迟在明代就已配补。
这两卷如何配补？对洪业提出的“补刻”说，学界又视如定论，不曾考虑：在古代，仅为一部藏书所缺的两卷而去刻板补印一次，岂非太过费事？“补钞”应是更为合理的解释。《天禄琳琅书目》卷四专门著录影宋抄本，并谓明末毛氏汲古阁“选善手以佳纸墨影钞”宋版书，其效果“与刊本无异”，“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该目“宋版史部”著录《资治通鉴考异》，高宗题曰：“中间十二卷至第十八卷旧阙，不知谁氏补钞，几与雕本莫辨。”[85]瞿镛所藏宋本《九家注》亦残缺不全，瞿氏“仿原式版印格纸钞配”，“遽视之，似为影写”[86]。清宫宋本的补卷，殆即此类。
七、未入《四库全书荟要》之由
既然清宫所藏《九家注》确为宋本，其学术价值亦堪重视，何以未被抄进《荟要》，反而是高崇兰本入选？有学者以此作为“赝刻”《九家注》遭到“深抑”之证，乍看似有道理，实则难经推敲。请看《四库提要》对黄氏补注本的评价：“钩稽辨证，亦颇具苦心”；“使读者得考见其先后出处之大致”；“其考据精核者，后来注杜诸家亦往往援以为证”[87]。既褒扬如此，如果嫌弃“赝刻”《九家注》，何不换用《天禄琳琅书目·宋版集部》所录“内有红笔校正处，颇为精核”的黄氏补注本？事实是，后者和《九家注》一样只入《四库全书》（最早进呈的文渊阁本署“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与杜集收录情况相似的是王维集。《荟要》只收明人顾起经注本，《四库全书》只收清人赵殿成注本，是否说明顾注本更优？然而《荟要》本书前《提要》也说：顾注本“区别繁碎，更甚于宋人所编杜集、苏集，中间配隶尤为乖舛”[88]；《四库全书总目》更说：赵注本“于顾注多所订正”，“核其品第，固犹在顾注上”，因此将顾注本归入“存目类”[89]。
关于《荟要》去取不尽精善的问题，学界多有论述。刘乃和说：“《四库〔全书〕》中的精粹，也并未完全选入〔《荟要》〕。”“由《史通》为《荟要》摒弃，亦可概见其所谓选择精粹的标准之一斑。”[90]黄爱平说：“《荟要》入选书籍中一方面'钦定’、'御纂’诸书充斥其间，一方面某些重要典籍却付阙如。”[91]江庆柏也说《荟要》“敕撰书选录过多”，“差不多有五分之一”，而《梦溪笔谈》《孙子》《伤寒论》《本草纲目》《农书》《农政全书》等重要典籍却未收入[92]。
除了《荟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四库全书》也有不少令人乍看费解的现象。吴慰祖说：“还有不少内府藏善本，稽之《天禄琳琅书目》亦相同，而《四库总目》未采用，另以次本著录，证之本目（引者按：指《四库采进书目·武英殿书目》），往往而有。”[93]吴哲夫说：“《四库全书》及《荟要》本间有虽系同一种著作，内容上却有不同的现象。”[94]张升说：“按理说，聚珍本都应入《四库荟要》，但《四库荟要》所收的聚珍本恰恰很少。”[95]
总之，在一定时期内，上述三套大型丛书同时办理，工程浩繁，而时间、人力、物力（包括书籍版本）有限，协调不易，问题迭出，如馆臣说：“《永乐大典》而外，各省送到遗书甚多……头绪纷繁……又武英殿及《荟要》处共誊录六百余名，校阅各官七十余员，所有收发书籍，综核字数，登记各种档案，日久益繁……前设供事十六名仍不敷分办……又聚珍版处刊刻木字数十万，检查排版，换篇归类，头绪更繁，现有供事亦不敷使用。”“日久书多，未免顾此失彼。”[96]今人不应“想当然”地遽下结论。
纂修《四库全书》之初，高宗已是“望七之岁”，“时略嫌迟”，《四库全书》浩如烟海，难望速成，作为浓缩版的《荟要》倒是可期[97]。馆臣遂尤为加紧，一再奏称：
臣等承办《四库全书荟要》，原拟二年半缮竣……亟应设法调剂，以冀早得观成……仍勒限以开年为始，每季办成书二千册，统于乾隆四十二年春季，将第一分《荟要》全行告竣……书得速成。（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于敏中等折）
所余未进之书，现在上紧赶办。本年内第一分《荟要》一万二千册可期全竣……伏思俟至第一分全竣后再行办理，未免有羁时日，莫若先行另派妥员校办，庶可迅速无误……随写随校，亦即勒限于是时全行告竣。（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十一日于敏中等折）[98]
经此不断催迫，两部《荟要》分别于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告成，高宗满意地说：“真是速。”[99]
在此背景下，作为馆臣最早办理的杜集之一，高崇兰本就被抄入《荟要》。开馆之初，总纂官陆锡熊撰《初拟办理〈四库全书〉条例》云：“杜集向无佳注，今勉录《千家注》本。”[100]可知在乾隆三十九年宫中宋本《九家注》被发现以前，《千家注》（即高崇兰本）已是首选。《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开馆后各书《提要》之首次汇辑，成于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之前，所录杜集4种，其中就有高崇兰本，还有“不足取”的《杜诗分类》、“失之肤浅”的《杜诗会粹》以及《杜诗详注》（此入《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署“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101]。黄氏补注本和《九家注》不在其内，它们的第一份《四库全书》本，要到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四十九年十一月才分别“恭校上”，彼时《荟要》早已告成了。“《四库荟要》成书迅速，对图书内容未及详审”，“《四库全书》则成书较晚，有宽裕时间从容研议”[102]，《九家注》不见于前者而见于后者，是不可穿凿求深的。
八、“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
最后，讨论《九家注》“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此说是后来诸种误说的根源，唯有知其误且知其所以误，才能扫清疑点，由此亦可窥见清代修书刊书与书籍著录之一斑。
长期以来，学界获知“聚珍本”《九家注》的唯一来源是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其实杨守敬《观海堂书目》、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缪荃孙致孙毓修书，也说有“聚珍本”《九家注》[103]。除了《九家注》，叶德辉误录的“聚珍本”还有《唐阙史》《曲洧旧闻》《金石史》《新唐书纠缪》《御批通鉴纲目三编》《陈止斋集》《旧五代史》[104]。陶湘《武英殿聚珍板书目》也谈到清人误录“聚珍本”之例，即孙星衍误录《春秋集传纂例》，朱学勤误录《河朔访古记》《帝王经世图谱》《旧五代史》，方功惠误录《幸鲁盛典》，张之洞误录《白虎通义》《新唐书纠缪》《唐史论断》《小畜集》，导致福建官书局据他本重刻（《旧五代史》除外，另又误增《四库全书总目》，共9种），补入《（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笔者发现，例子远不止此，早在乾隆四十六年，胡德琳就误以为《齐民要术》有“聚珍印本”[105]。为什么会这样？陶湘之语不到400字，未予深究，学界亦未留意及之，笔者试作分析[106]。
其一，聚珍本“俱系随校随发，上紧摆印”，“每次进呈后陆续颁发”[107]。清廷既未预设一个总目，此后亦未向外界公布，前述著录不全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国朝宫史续编》也一直以写本的形态深藏宫中。外界遂无确据可依，称其“全数几何，未见记载”，“时有增加，无确定种数”，“并无总目”，“其先后增刊，部帙多寡，迄今聚讼不休”，甚至以为多达“数百种”[108]。这是外界误录聚珍本的根源。
其二，《四库全书》的编纂、缮写与选刊，乃是跨越乾嘉两朝、历时二三十年的长期工程，初拟的计划会随着实际进展而有所调整。
（1）有原拟只抄不刊而改为既抄又刊者，如《文恭集》《雪山集》[109]。
（2）有原拟既抄又刊而改为只抄不刊者，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周必大文集》《帝王经世图谱》[110]。
（3）有些应刊之书曾在雕版与排印之间摇摆，有原拟雕版而改为排印者，如《西汉会要》《唐会要》（见前文）；有原拟排印而改为雕版者，如《旧五代史》《四库全书总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11]。
（4）有些应刊之书径付雕版，初无排印打算，所谓“五十卷以外发刻”（见前引），如前述《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嘉庆元年至十三年奏事档》所载诸书。
以上种种实情，外界鲜能知悉，人们看到的是通行书籍中的这类表述：
《四库全书》一应刊刻、刷印、装潢等事……莫若刻做枣木活字套版一分……遇有发刻一切书籍，只须将槽版照底本一摆，即可刷印成卷。[112]
纂修《四库全书》，复命择其善本校正剞劂……因枣梨繁重，乃奏请以活字排印，力省功多。得旨俞允。[113]
这容易让人误以为《四库全书》之应刊者均排印为聚珍本。黄烈所云“《四库全书》……分为三等：择其中罕见之书，寿诸梨枣，以广流传，用活字法，以'聚珍’名……此上焉者也”，胡培翚所云“《四库》……以卷帙繁多，未能尽付聚珍板摆印”，黄丕烈所云“《四库全书》聚珍板”[114]，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相同观点。因此，有些《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书，其武英殿刻本被误录为聚珍本，如叶德辉等误录《九家注》，叶德辉误录《御批通鉴纲目三编》（俱见前文），叶德辉等误录《旧五代史》（详后），周中孚误录《钦定大清通礼》[115]，方功惠误录《幸鲁盛典》[116]，缪荃孙误录《补后汉书年表》[117]，邵章误录《平定两金川方略》《临清纪略》《兰州纪略》《台湾纪略》[118]。
其三，武英殿聚珍版原印本数量较少，一般“每种通行竹纸书三百部”，“于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刊书工价廉省处所，各发给排印定本一分，准其翻刻”，后思“未免过少”，改为“五省各发给五十部”[119]。外界对聚珍本的了解，往往是通过翻刻本甚至传抄本间接得来；而五省之翻刻，要么品种不全，要么误增他种。丁申《武林藏书录》（自序于光绪十一年）云：“江南凡八种，江西凡五十四种，福建凡一百二十三种，浙江凡三十九种。”[120]福建官书局翻刻最多，但于道光年间误增16种，即《钦定周易述义》《钦定诗义折中》《钦定春秋直解》《宋版易经》《宋版书经》《宋版诗经》《宋版春秋》《宋版礼记》《清汉对音》《经典释文》《续通鉴纲目》《闽政领要》《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康熙字典》[121]。朱记荣便将它们录入“武英殿聚珍版书目”[122]。至光绪年间，傅以礼等已知上述“御纂诸书，因其与聚珍版书同奉钦颁，被以'续增’之名已属语无根据。若《释文》《领要》两种，为闽中所刻，更与聚珍本一无关涉”，遂将这16种析出[123]；却因孙星衍等人误导而增入9种（见前文），共148种。光绪二十五年，广东广雅书局又据闽版148种翻刻[124]。
更重要的是，外界翻刻、传抄清廷官修官刊之书，远不限于聚珍本一类，不少误会由此产生。如黄丕烈著录：“《中兴馆阁录》九卷《续录》九卷，校宋旧钞本……购得一钞本，其原或出聚珍本，由《永乐大典》掇拾者。”[125]按，是书清廷只抄不刊，黄氏此语透露出人们误录聚珍本的一个原因：见一《四库全书总目》所录稀见书籍（特别是从《永乐大典》辑出者）之刻本或抄本，推测先有一聚珍本，为其所见刻本或抄本之源头。
（1）有据武英殿刻本翻刻者。嘉庆年间，扫叶山房翻刻武英殿刻本《旧五代史》，却于目录、《提要》、卷一之首行注“武英殿聚珍版原本”八字。莫友芝便称该书有“聚珍板本”“殿本”“扫叶山房刊本”三种[126]。《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只著录扫叶山房刊本一种[127]，后来朱学勤（字修伯）增补《汇刻书目》，却将《旧五代史》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书”，注云：“《大典》本，后印，少见。”[128]
（2）有抄录《四库全书》本而后付梓者。江南三阁对外开放，“用资学士窥览，近遂有摭取秘逸、刻为丛书者”[129]。嘉庆年间，张海鹏辑刻《墨海金壶》丛书，“诸书系文澜阁本居多……皆录《四库提要》以冠卷端”[130]。道光年间，钱熙祚等“诣〔文澜〕阁领书，命抄毕则易之”[131]，又收得《墨海金壶》残版，据此刻成《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等丛书，所收书籍，多在卷一首行注“四库全书原本”六字。这些丛书的刊行，也曾引发误录聚珍本之现象。如《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著录：“《河朔访古记》二卷，元纳新撰。摆本（引者按：朱学勤以此特指武英殿聚珍本），少见。《真意堂丛书》刊……《守山》刊。”同叶又有注云：“未见摆本。”[132]后来朱氏增补《汇刻书目》，又将它列入“武英殿聚珍版书”。按，是书清廷只抄不刊，《真意堂丛书》（嘉庆间吴志忠活字版）、《守山阁丛书》均收《河朔访古记》，书前均录《四库提要》，朱学勤殆因此误以为先有一聚珍本。傅以礼等又受朱氏误导而重刻，补入《（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所据底本正是“守山阁所刻文澜阁本”[133]。
外界据以抄录、刊印之《四库全书》本，亦不限于江南三阁所藏。如李调元与四库馆臣交好，“因以得借观天府藏书之副本，每得善本，辄雇胥录之”[134]，是其辑刻《函海》丛书的重要来源。《省心杂言》乃从《永乐大典》辑出，清廷只抄不刊；《函海》第十一函收入刊印，书前有李调元跋，几乎全抄《四库提要》，但未明言底本为何，应即抄自“天府藏书之副本”。后来周中孚著录：“《省心杂言》一卷，武英殿聚珍版本……李雨村〔调元〕即从武英殿本录出，刊入《函海》。”周氏所云无据，其后莫友芝、邵章又误称《省心杂言》有聚珍本[135]，根源或在于此。
其四，某丛书若有部分品种曾由武英殿排印，会让人误以为该丛书全部品种均曾如此。最典型的例子是叶德辉著录的“汪汝瑮无年月重刻武英殿聚珍版本”，其中有《唐阙史》《曲洧纪（旧）闻》《敬斋古今黈》《五经算术》《蛮书》《金石史》《云谷杂记》，叶氏以为“以上七种武英殿聚珍版已活字印行，此即据以重刻者”[136]。按，《唐阙史》《曲洧旧闻》《金石史》三种，清廷只抄不刊，只因与另外四种确有聚珍本者混杂于一编，才被叶氏误会。
又如，嘉庆初年，王复、武亿辑校《驳五经异义》《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郑志》，前四种为郑玄撰以驳许慎、何休者，末一种为门人记录郑玄学说者，合为《郑氏遗书》五种。孙星衍（即前述误以为《春秋集传纂例》有聚珍本者）为之撰序云：“许、何、郑彼此相非，不害其说之各有依据。聚珍板本近时流布渐少，急宜刊以行世。”[137]实际上仅《郑志》有聚珍本，其他四种，清廷只抄不刊。孙氏此语引起不少误会，郑珍、胡元仪便误以为《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三种有聚珍本[138]。陈寿祺、周中孚、朱学勤、胡元仪均误以为《驳五经异义》有聚珍本，流波所及，民国间《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今人两种《五经异义疏证》点校本，均沿此误[139]。
其五，有些误录聚珍本之例，似无明确的原因，可能只是出于误记或想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张之洞《书目答问》初刊于光绪二年，误称《白虎通义》《新唐书纠缪》《唐史论断》《小畜集》均有“聚珍本，福〔建〕本”，又说：“凡言聚珍版本者，福州皆有重刻本。”[140]实际上，直到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傅以礼等才因为《书目答问》著录上述四种而重刻他本，补入《（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141]，张氏何以能未卜先知？陶湘《武英殿聚珍板书目》云：“缪艺风〔荃孙〕曾入张文襄公〔之洞〕幕参校《书目答问》事……〔余〕面询缘由，缪称注语恐有笔误。”
又如，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最早的整理本为其子莫绳孙抄本，该本在“雪溪集（宋王铚撰）”下注云：“张金吾有旧抄本。拜经楼藏抄本五卷。”后有别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在“张金吾”前误增“聚珍本，闽覆本”六字[142]。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雪山集》（宋王质撰），未收《雪溪集》，殆因时代、人名、书名相近而引人误记。
除了上举诸例，笔者所见被误录有“武英殿聚珍本”之书，还有《春秋五论》《春秋或问》《春秋意林》《文庄集》《西汉年纪》《禹贡山川地理图》《爱日斋丛钞》《大金吊伐录》《太平经国之书》《张邱建算经》《缉古算经》《数术记遗》《石峯堡纪略》等。这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个普遍而有趣的现象，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笔者另撰专文讨论。
九、结语
乾隆以来，学者、书坊、官书局等错误地著录乃至“重刻”不少“武英殿聚珍本”，叶德辉《郋园读书志》（1928）所谓“武英殿聚珍本”《九家注》即其一例，但叶氏又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无此种，不知何故”的疑问。其后洪业发现该本卷二五、二六补自他书，复因叶氏之误导，遂在《杜诗引得·序》（1940）中推测：清廷印出“武英殿聚珍本”《九家注》后，“又发见本中杂有赝刻，欲讳其先鉴别之有误，遂抑之，不欲其流传”。其后学者又据被洪业误读的《持静斋书目》《带经堂书目》，断言有“元明间刻本”《九家注》，并谓清宫藏本即属此种而非宋本，甚至指实“抑之”的时间和人物。90余年来，从疑问，到推测，再到断言，越说越肯定、越具体，却越来越偏离事实。
事实是，清印本《九家注》只有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一种，不列入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理所当然；仁宗以此大赏群臣，恰与“抑之”云云相反。所谓“元明间刻本”《九家注》乃误读文献所致，纯属子虚。《九家注》在乾隆朝抄入《四库全书》，在嘉庆朝雕版印行，诚如近代藏书巨擘李盛铎1917年跋云：“自宝庆乙酉（1225）南海漕台刻后仅此一刻，亦不能不珍重视之矣。”[143]清宫所藏宋本《九家注》已毁于火，其卷二五、二六乃从他书配补；现存宋本《九家注》亦缺此两卷，此外又缺卷一九、三五、三六及零星书叶——这些内容，因为清廷的缮写和刊刻才得免湮灭。就此而言，清廷有文献存续之功，却遭今人曲解多年，应予澄清。
[①]曾祥波：《〈杜工部草堂诗笺〉注文的来源、改写与冒认》，《文学遗产》2020年第2期，第82-83页。
[②]梁章钜：《退庵随笔·学诗二》，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71页。
[③]郭知达编，陈广忠校点：《九家集注杜诗·校点说明》，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陈广忠：《唐诗的丰碑：〈九家集注杜诗〉》，《学习时报》2019年9月13日。
[④]郭知达编：《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首，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中华书局，1982年。
[⑤]同上。
[⑥]陈振孙撰，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59页。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31-232页。
[⑦]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余鸣鸿等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52页。
[⑧]昌彼得：《跋宋广东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蟫菴论著全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年，第742-747页。下引昌彼得语均出此，不另注。
[⑨]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卷一〇，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83-686页。
[⑩]国内藏馆：国家图书馆（5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2部）、首都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北京大学（4部）、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都杜甫纪念馆、香港新亚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日本藏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爱知大学、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
[11]洪业等编：《杜诗引得》上册《杜诗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79页。
[12]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13]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六五《重华宫茶宴内廷大臣翰林等题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并成二律》，《故宫珍本丛刊》第562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04-205页。
[14]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八七《经筵毕文渊阁赐宴以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庋阁内用幸翰林院例得近体四律首章即叠去岁诗韵》，《故宫珍本丛刊》第563册，第99-100页。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日、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89、2027页。
[15]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卷首高宗御题诗及金简折，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印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4页。
[16]傅增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煮雨山房辑：《故宫藏书目录汇编》，线装书局，2004年，第91-97页。
[17]陶湘：《武英殿聚珍板书目》，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3-102页。下引该目均出此，不另注。
[18]项旋：《“武英殿聚珍版书”收书数量及相关问题考辩》，《古典文献研究》2018年第2期，第218、226页。
[19]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拟赏〈钦定淳化阁帖释文〉名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1-262页。
[20]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旨、五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和珅致四库馆总裁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37、1943页。
[2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二一《金简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88页。上举《钦定重刻淳化阁帖释文》等三书，均见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印本。
[22]此据国家图书馆藏抄本。该本每叶有“东武刘氏味经书屋藏书”“燕庭校钞”等字，可知是刘喜海校抄本。刘喜海，号（一说字）燕庭，山东诸城（古称东武）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官浙江布政使。
[23]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世纲等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645-2674页。
[24]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二五，《故宫珍本丛刊》第560册，第363页。
[25]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二七，《故宫珍本丛刊》第560册，第397页。上引二诗之写作时间，见《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九家集注杜诗”条。
[26]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三、卷首联句，第61、9页。该目初编于乾隆九年，重编于乾隆四十年，详见《凡例》。
[27]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页。
[28]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5-336页。
[29]洪业等编：《杜诗引得》上册，第79-80页。
[30]同上书，第80页。
[31]同上书，第13页，注62。
[32]同上书，第12页，注59。
[33]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7-55页。下引周采泉语均出此，不另注。
[34]限于篇幅，姑举数例，恕不详录版本、页码。书籍有：万曼《唐集叙录》（1980），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1986），贾晋华等《香港所藏古籍书目》（2003），金开诚等《古诗文要籍叙录》（2005），孙微《清代杜诗学史》（2005），张忠纲等《杜集叙录》（2008），郁贤皓等《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2009），郝润华等《杜诗学与杜诗文献》（2010），陈伯海等《唐诗书目总录》（2015）。论文有：聂巧平《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考论》（2003），林夕《丛书的版本和收藏——古书版本知识》（2005），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2011），蔡锦芳《〈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1994），罗效智《〈九家集注杜诗〉的成书与流传情况考》（2011），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2017）。
[35]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第21页。张忠纲等：《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第84页。
[36]蔡锦芳：《〈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73页。
[37]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第75、77页。
[38]煮雨山房辑：《故宫藏书目录汇编》，第53、231页。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第85页。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980页。
[39]限于篇幅，姑举其名称、年份，恕不详录版本、页码，读者不难按图索骥。
[40]朱珪等：《皇朝词林典故》卷首联句、卷九，余来明等校点：《翰林掌故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4、677-680页。嘉庆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军机处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1-472页。
[41]《故宫珍本丛刊》第657册，第320页。《大清五朝会典》，线装书局，2006年，第13册第652页，第17册第643页。
[42]庆桂等撰，左步青点校：《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四，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918页。
[4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第16页。
[44]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军机大臣片及高宗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65页。
[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386-389页。
[46]同上书，第390-391页。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49]同上书，第111-114页。
[50]《清实录》第52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410-411页。
[51]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卷首奏议、正文“归类”条，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印本。
[52]洪业等编：《杜诗引得》上册《杜诗引得·序》，第13页，注62。
[53]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1、390-404页。
[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第262、276、279、280、281、295、297、315、317、322、335、402、409、462-466页。
[55]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4册《乾清宫失火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56]翁同龢撰，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2685页。
[57]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029页。
[58]嘉庆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中堂谕、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武英殿修书处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第1册，第428、478页。
[59]刘冰：《九家集注杜诗》，《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11期，第2页。
[60]杨丰陌等主编：《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61]陶湘：《清代殿板书始末记》，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第66页。
[62]庆桂等撰，左步青点校：《国朝宫史续编》，第915-921页。
[63]煮雨山房辑：《故宫藏书目录汇编》，第87、97页。
[64]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第19页。
[65]国家图书馆等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翁连溪编：《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台北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及“高校古文献资源库”网站检索“九家集注杜诗”所得结果。
[66]在浙江图书馆网站检索“九家集注杜诗”，再点击“marc信息”即可见。
[67]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卷四，影印同治九年（1870）丰顺丁日昌刻民国印本，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3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1页。
[68]陈树杓：《带经堂书目》卷四，影印宣统顺德邓氏风雨楼铅印本，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第28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22页。
[69]同上书，卷首，第243页。
[70]同上书，卷末，第561-562页。
[71]同上书，卷二，第318页。
[72]《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2006），《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近代卷，2005），《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2010），《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丛刊》（2012），《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2008），《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2002），《古书题跋丛刊》（2009），《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2016），《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2003）。按，笔者之查阅，其体例不收唐人诗文集者不计入，如《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等；专录抄本者不计入，如《嘉业藏书楼钞本书目》等；伪书目不计入，如《箓竹堂书目》等；再去其重复，合计317种。
[73]中华书局编：《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第8册第775页，第10册第276页，第11册第200页，第13册第402、434页。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第24册第309页，第29册第26页。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5册第492页，第9册第497页。李万健等编：《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1册第292页。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9册第25页，第18册第737页。韦力编：《古书题跋丛刊》，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8册第415页。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4册第683页。
[74]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1437页。
[75]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二七，《故宫珍本丛刊》第560册，第397页。
[76]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第76页。
[7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78]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1期，第76页。罗效智《〈九家集注杜诗〉的成书与流传情况考》，《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第83页。
[79]于敏中：《于文襄手札》第三十通，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8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第1281页。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三，第63页。黄希原注，黄鹤补注：《补注杜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9册。
[8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卷九〇、卷一三七，第1288、762、1168页。
[82]笔者所据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影印《古逸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第2220-2234册，中华书局，1985年）。旧题王十朋编：《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贵池刘氏玉海堂1913年影宋刻本。佚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影印宋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刘辰翁评，高崇兰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影印明嘉靖八年懋德堂刻本（《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228册，北京出版社，2010年）。
[83]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三，第62-63页。
[84]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卷四五，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二，分别见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第133册第351页，第10册第287页。
[85]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四、卷二，第97、29页。
[86]昌彼得：《跋宋广东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蟫菴论著全集》，第746页.
[87]黄希原注，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9册，第1-3页。
[88]顾起经注：《王右丞诗集》卷首，《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359册，台湾世界书局，1988年，第2页。
[8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卷一七四，第1282、1534页。
[90]刘乃和：《〈四库全书荟要〉的编修》，《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70、65页。
[91]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0页。
[92]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96-197页。
[93]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原名《各省进呈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87页。
[94]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第199页。
[95]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308页。
[96]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永瑢等折、四十年五月十六日于敏中等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305-306、392页。
[97]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第190页。
[9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488-489、634-635页。
[99]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六五《重华宫茶宴内廷大臣翰林等题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并成二律》，《故宫珍本丛刊》第562册，第205页。
[100]陆锡熊：《宝奎堂集》，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1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455页。按，此书原题陆费墀《颐斋文集》，经学者考证，实为陆锡熊《宝奎堂集》。详见张升：《陆锡熊与〈四库全书〉编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苗润博：《国家图书馆藏“陆费墀〈颐斋文集〉”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3期。
[101]四库馆臣等撰，赵望秦等校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校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25、1399、1489、1490页。仇兆鳌：《杜诗详注》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0册，第2页。
[102]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第204-205页。
[103]杨守敬：《观海堂书目》宙字号，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10册，第110页。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〇五，中华书局编：《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16册，第927页。张廷银等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39页。
[104]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卷六，第322-323页。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卷二、卷四，中国书店编：《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5册，中国书店，2008年，第44、46、116页。叶德辉：《藏书十约·购置》，祁承㸁等：《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105]于钦：《齐乘》卷首胡德琳《重刊齐乘序》，乾隆胡德琳刻本。
[106]清中叶以后，“聚珍本”有时特指武英殿聚珍本，有时泛称活字本。本文所论皆前者，其中一部分是古人明确连用“武英殿聚珍本”之类字眼的，另一部分虽不如此，按其文意确是指武英殿聚珍本的。如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在“唐会要”下录“聚珍板本，又活字本”，朱学勤《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在“西汉会要”、“鹖冠子”、“山谷内集注”、“文苑英华辨证”下录“摆本”（特指武英殿聚珍本），又录“新活字本”、“又活字本”等，区别之意甚明。又如孙星衍为《问经堂丛书·郑氏遗书》撰序，于“聚珍板”三字前空一格以示尊崇，无疑指武英殿聚珍本。
[107]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军机大臣片、四十二年九月初十日董诰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295、724页。
[108]《（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张国正识语》，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第325页。杨守敬原编，李之鼎补编：《增订丛书举要》卷四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534页。缪荃孙致孙毓修书，张廷银等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第2册，第539页。傅增湘：《〈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题辞》，煮雨山房辑：《故宫藏书目录汇编》，第95页。汪康年撰，庄建平整理：《汪穰卿笔记》卷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256页。
[109]胡宿：《文恭集》卷首高宗御题诗，王质：《雪山集》卷首高宗谕旨，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印本。
[11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旨、卷一三五，第2、1147页。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简等折，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236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83页。
[111]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简等折，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236册，第83页。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3页。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军机大臣片、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曹文埴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41、2374页。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3册，第80页。
[112]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卷首奏议，国家图书馆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印本。
[11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条，第713页。
[114]黄烈：《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序》，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第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79-80页。胡培翚：《守山阁丛书·序》，上海博古斋1922年影印《守山阁丛书》本。黄丕烈：《宋严州本仪礼经注精校重雕缘起》，余鸣鸿等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683页。
[115]周中孚撰，黄曙辉等标校：《郑堂读书记》卷二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68页。
[116]《（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例言》，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第335页。按，《幸鲁盛典》为康熙年间孔毓圻奉敕编刊，一般仍视为内府本。
[117]缪荃孙致孙毓修书，张廷银等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第2册，第539页。
[118]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4-225页。
[119]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金简等折，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236册，第83页。
[120]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上，祁承㸁等：《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第24-25页。
[121]《（同治闽版）武英殿聚珍版书》首册《凡例》《书目》及邓廷枏识语。笔者所据为苏州图书馆藏本，除了《清汉对音》，其余误增品种俱在，其版式行款与聚珍本迥异。
[122]朱记荣：《行素堂目睹书录》乙编，李万健等编：《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14册，第277-292页。
[123]《（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例言》，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第334页。
[124]《（光绪粤版）武英殿聚珍版书》首册《书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
[125]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三，余鸣鸿等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第149页。
[126]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二年莫绳孙抄本。
[127]朱学勤：《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卷五，影印光绪十一年管礼耕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128]顾修原编，朱学勤增订，王懿荣重编：《汇刻书目》第五册，光绪十五年上海福瀛书局刻本。该目“武英殿聚珍版书”条原注：“今据仁和朱〔学勤〕氏所藏原本编录。”下引朱氏增补《汇刻书目》之语亦出此，不另注。
[129]胡培翚：《守山阁丛书·序》，上海博古斋1922年影印《守山阁丛书》本。
[130]张海鹏：《墨海金壶·凡例》，上海博古斋1921年影印《墨海金壶》本。
[131]张文虎：《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下《孤麓校书图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339-340页。
[132]朱学勤：《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卷七，第297-298页。
[133]《（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例言》，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第336页。
[134]李调元：《函海·总序》，香港宏业书局1968年影印《函海》本，第2页。
[135]周中孚撰，黄曙辉等标校：《郑堂读书记》卷三六，第560页。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七“省心杂言”条，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二年莫绳孙抄本。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九，第389页。
[136]叶德辉撰，杨洪升点校：《郋园读书志》卷六，第322-323页。
[137]孙星衍：《五经异义驳义及郑学四种叙》，嘉庆承德孙氏《问经堂丛书·郑氏遗书》本。
[138]郑珍：《郑学录》卷三，黄万机等点校：《郑珍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22-523页。胡元仪：《北海三考》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549册，第657页。
[139]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71册，第1页。周中孚撰，黄曙辉等标校：《郑堂读书记》卷二，第18页。朱学勤：《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卷三，第131页。胡元仪：《北海三考》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549册，第664页。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90页。陈寿祺撰，曹建墩点校：《五经异义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点校说明》第3页。陈寿祺撰，王丰先点校：《五经异义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从许郑到陈皮》第3页。
[140]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231、245、261、280、226页。
[141]《（光绪闽版）武英殿聚珍板书·例言》，窦水勇校点：《书目丛刊》，第331页。
[142]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三“雪溪集”条，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二年莫绳孙抄本，又扫叶山房1923年石印本。
[143]李盛铎撰，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龙伟业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