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因难产一生不能生育，84岁为周恩来写下最后一封情书
暮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时候，84岁的邓颖超站在窗前听着鸟儿轻轻地啼鸣，她忽然轻笑，又失声叫到：“恩来同志，鸟来了！”
忽然想起周恩来总理已不在身边了，便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
走到书桌，斑驳的双手拿起老花眼镜，坐下提笔写道：
“又是一年春来，百花竞放，恩来同志，你养在西花厅里的海棠花又盛开了，而你这个看花的主人却不在了，你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不再回来……”
邓颖超用手轻轻抹干滴在信纸上的泪水，留下淡淡的一抹泪痕。
“我与你是萍水相逢，虽然没有一见倾心，也没有浪漫的恋爱，但是我们相知相爱携手走进婚姻是经过一番考验的，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邓颖超久久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记忆又将她带回了过去的峥嵘岁月，她的眼前又出现了当年与周恩来相见的场景。
那年烽火硝烟的相遇
雨急云飞，北京城内乌云压境，四处灰茫茫的，城内不少学生举着旗在段祺瑞宅邸大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城外工厂工人纷纷走出工作台走向大街和学生一块呐喊：“抵制日货，宁肯玉碎。”
这场学生浪潮很快就遍及苍茫的中国大地，在田径的抗议运动领导人中，一个年仅15岁的年轻姑娘从稚嫩的胸腔里发出鲜亮的吼声：“废除二十一条！”她和另一个杰出的穆斯林一起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列，她就是邓颖超。
她偷偷地看了一眼站在他们中间的那个英俊神武的男子——周恩来，他就是天津这次学生运动的发起者。
邓颖超听过他在游行前给他们做的一个演讲，那种激昂的神情，那种为大义奋不顾身的气质让她的心中产生一阵又一阵的颤动，她发誓：“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游行之后，周恩来又组织学生晚上到学校话剧社的小房子里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小小的邓颖超随便吃了一个馒头便前往会场，她是第一个到达会场的，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
在这一批学生里她的年龄最小，她和大家一样其实都不太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只是仰慕周恩来的魅力才加入进来。
当时周恩来住在天津城南部的河北第三大街，他有一个固定的习惯，每天早上在一个路边的小吃店里以豆浆油条为早餐，然后转身到公共厕所，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每日社论构思完毕。
周恩来不像“学生联合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爱出风头，目空一切，他平易近人，热情善良，而且处理各种事情特别迅速，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邓颖超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很快就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精髓，并且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勇敢地站上讲台进行宣讲，由于个子矮小，她搬了一把椅子站在上面，将自己准备好久的话一股气全部大声说了出来。
当她红着脸说了最后一句：“谢谢大家！”周恩来第一个站起来为她鼓掌，掌声忽如潮涌，邓颖超站在椅子上目光清澈地看着周恩来。
邓颖超很快就被选为天津女子爱国学会的负责人，她像周恩来一样坚持组织各种讲座和各种会议，不断提高政治觉悟。
周恩来后来想起的时候很骄傲地说：“知道吗，当时她只有15岁！”
二人当时还没有产生爱情的火花，只是相互之间的印象还不错，周恩来一直忙于学习以及追求革命思想之中，没有心情想人身大事，邓颖超年龄还小对当时的周恩来只有深深的仰慕之情。
事实上，周恩来在南开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周恩来风华正茂，深目愁胡的模样惹来好多漂亮姑娘的侧目，其中有一个富翁的女儿，姿韵绝人，周恩来很早就认识她，而她的父亲和兄长也喜爱周恩来的才干，主张把女儿许配给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考虑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当中，对方家中富有，怕未来给不了她很好的生活，相互痛苦，于是他和这个女孩子家人透露自己是独身主义，一心志向革命事业，心无旁骛。
日本人飞扬跋扈的行为持续刺激着学生们的情绪，学生们利用双十节为借口再次召开会议游行示威，天津学生们计划聚集在南开运动场，但是等到学生陆续进入运动场的时候，却隐约发现操场四周围有警察站在不远处监视他们。
邓颖超带领女学生指责警察，她们高喊着：“警察也要爱国！”“你们不能打爱国学生！”不少被包围的学生用棍子打掉警察头上的盔帽，冲出包围圈，反过来包围警察厅。
而周恩来因为与刚上任的天津警察厅长公开叫板让这位新官丢了颜面，当警察厅长准备拔出枪来威胁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一脸坦然，目光炯炯地盯着这位警察厅长。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另一个编辑赶忙走过来帮周恩来打圆场，鞠躬道歉才把嚣张的警察厅长给送走，这场风波才暂时过去。
不过，经此一事，周恩来更是政界高官的眼中钉。
不久，周恩来所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禁，周恩来带着学生闯进省长办公室，准备质问省长为何要禁止新闻自由，省长却要求单独和周恩来等四个学生领袖谈话。
学生们都看出来这是陷阱，纷纷劝阻他别以身犯险，周恩来豪气凛然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士兵看四个学生领袖进入了省长办公室之后，忽然从两边冲出来用警棍殴打学生逼他们就范，而周恩来等人被拘禁起来。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被捕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地托人将一些生活用品捎带给周恩来，周恩来对自己在监狱期间邓颖超所给予的帮助十分感激。
开庭之日，周恩来发现在法庭上为他申辩的两个律师都是自己的崇拜者，且都受到邓颖超的拜托，在一场唇枪舌战之后，周恩来被判无罪释放。
南开大学校董严范荪欣赏周恩来在法庭上的临危不惧，才华横溢，在和周恩来一番详谈之后，知道周恩来想去国外留学的心思决定资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
民国十年，周恩来如愿踏上去往法国的轮船，邓颖超特地和同学一起去给周恩来送行，周恩来摸了摸邓颖超的头说：“小超同志，一定要坚持学习社会主义知识，坚定革命思想啊！”
邓颖超笑着说：“肯定的，恩来同志等你回来我会更加成熟的！”
相爱在革命情谊中
周恩来到达法国，就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学习之中，虽然学习的费用不用操心，但是生活资金紧张，他必须勤工俭学，生活极其简朴，随身带着一个木制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缝补袜子，一个汽炉子，烧开水、泡面包额外加一点卷心菜就是一餐。
除了学习，周恩来也没忘记自己的革命信仰，他经常出入法国华侨组织的宴会，希望为革命事业获得爱国华侨的金钱资助。
而此时的邓颖超已渐渐蜕变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党人，在北京一所小学教书。一天，她忽然收到周恩来的来信，心中一阵激动，等心情恢复平静之后打开周恩来的信。
周恩来信上记述了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在革命思想上的进步，他将自己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见解都抄录下来给邓颖超，结尾寄语：“希望小超同志看了有所感悟。”
此后，二人就常常鸿雁传书，在信中邓颖超常常谈国内的局势，并将自己思想上的困惑也细细地写下来。
而周恩来则会和邓颖超倾诉自己对革命学习的相关心得，顺带会说一些留学的小趣事。
比如周恩来在一次来信中记录了他在法国和一些湖南籍的学生一起攀登圣母岛，他在信中说道：
“我们一帮人像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精灵似地蹲在那里，凝视着在雾霭中渐渐沉睡的巴黎，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风景如此迷人！”
“但是，蔡和森同志严肃提醒我们：'恩来，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不应该沉醉于此。’我的心上一紧，中国局势肯定很紧。如果我们想在祖国发动一场革命，首先应该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将法国工人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最后，周恩来在信的结尾说：
“希望我们二人将来能够共进退，同生死，为祖国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邓颖超看完之后阵阵感动，知道这是周恩来和她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
周恩来在法国碰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有当时也在欧洲游学的朱德，据说朱德主动进入周恩来的房间，看见周恩来的时候不禁感叹真是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翩翩少年啊！
周恩来举止文雅，看上去有些腼腆，慢慢地二人谈论起对于革命的见解，朱德开始打心底欣赏这个俊俏的青年，他和周恩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够通过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侧耳倾听，并告诉朱德他可以暂时先录用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周恩来帮助朱德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政府保密。
周恩来和巴黎的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一些朋友对于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因为周恩来来巴黎已经有两年多了，一般而言，再大的情感也抵不住时间的消磨。
然而，周恩来却表示了他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内心炽热的情感全部都化作了一封封信，每周都会将自己的情意寄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心爱的女孩。
民国十二年秋，周恩来秘密返回中国，当他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的时候，内心阵阵激荡，他要在这一片古老的大地上施展属于自己的才华，成就一番事业。周恩来并没有及时告诉邓颖超回来的消息，他要先将手中的工作完成。
周恩来经他人介绍进入孙中山所创办的黄埔军校担任校政治部主任，每日清晨都要搭乘小汽船从广州城内出发到黄埔讲课，每次他讲课的教室里总会坐满了人。反观右翼领导人上课，大多数人都显得昏昏沉沉没半分朝气。
黄埔军校校长虽然欣赏周恩来的才干，但是右翼分子经常在校长耳边吹风说：“周恩来进来用心不纯，要提防着点。”一开始校长还不相信，但是这种话听多了，校长再看周恩来的种种行为也带一种有色眼光。
然而，祸不单行，一向支持周恩来的国民政府中间人士廖仲恺，在民国十三年八月20日被暗杀，周恩来顿时觉得心下彷徨，写信给邓颖超告诉她他现在内心的无助。
不想这封信寄出去一个月之后，那个意志坚定的“小造反者”突然来到广州，彻底闯进了周恩来的生活。
这是他们长久分别以来第一次相见。
邓颖超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不知世事，稚嫩的“小造反者”，她已经蜕变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党人，这次来广州是以国民党代表人的身份从天津南下来此。周恩来不知道邓颖超为了能够长久待在广州付出了多少努力，为了周恩来，更为了他们二人的革命信念。
没过多久，二人就悄然无声地结婚了，那年，周恩来27岁，邓颖超21岁，这场婚姻于他们而言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那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年代里，他们是自愿的，充满热情的，是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
没有冗长繁杂的正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亲朋好友的面，宣布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事实证明，在他们漫长的婚姻岁月中，他们誓死守候着这个诺言，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也最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
邓颖超之所以能够和周恩来有灵魂相吸，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相似的儿时经历。
邓颖超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却是在河南出生的，邓颖超的父亲当年因广西战乱带全家逃到了河南亲戚家。
但是，邓颖超父亲是一个软弱的文人，身体体质不好，很快就因为水土不服逝世了。
所以邓颖超和周恩来一样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为抚养邓颖超在一些显赫家庭里做家庭教师，母亲从小对邓颖超要求严格，后来因为母亲的最大雇主到天津躲避战乱，邓颖超母女也移居到天津法租界。
当时邓颖超在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恰好周恩来也来到天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相守一生
在那个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只是代表两种不同形式的选择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含义，而邓颖超因为周恩来的影响在民国十二年加入了共青团，几个月后就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
此次广州之行是邓颖超收到周恩来的信时特意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参加的，不过结果出乎她的意料，没想到她能够在这趟旅程重彻底和周恩来喜结连理。
二人结婚后相互之间不仅是很好的伴侣，邓颖超也是周恩来很好的助手，黄埔军校的学生经常到他们二人的小家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
邓颖超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忙，但是她从来不在宾客面前表现出来，还会经常教客人如何挑选到很好的家具以及如何做菜。
结婚没多久，周恩来就返回前线，参加反对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妻子邓颖超则留在广州参加国民政府代表大会，和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一起工作，而这个时候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对于当时的邓颖超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她怀孕初期妊娠反应十分严重，她后来在爱回忆录里说：“那阵儿上班的 时候总是感觉到恶心，想要跑厕所。但是工作没有完成，只能强忍着。”
但是妊娠反应岂是说忍就能够忍住的，思来想去，邓颖超决定为了事业将自己肚中的孩子打掉。
她独自一人上街买了些打胎药悄悄吃了下去，一个人在床上疼得滚来滚去昏死过去，早上佣人发现之后才送到医院，但是经此以后邓颖超身体损害严重，医生告诉她很难再怀上孩子了。
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周恩来辗转到南昌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众所周知南昌起义以失败告终，这个事实让周恩来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随后周恩来被派到上海监督顾顺章等秘密人员的行动。
而邓颖超则在1927年底避开了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在组织的帮助下回到了周恩来身边，夫妻二人再次团圆，住在威海卫路一座西式小房。这个时候，邓颖超才把孩子没了的消息告诉周恩来。
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声指责邓颖超怎么可以将孩子与工作对立起来看到，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随后又很心疼邓颖超损害了自己的身体，他尽量忙里偷闲帮助妻子调理身体。
不久后，邓颖超有了第二个孩子，母亲接到消息之后从天津赶到邓颖超身边，也许是天公不作美吧，邓颖超快生产的时候正逢周恩来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当时革命形势刻不容缓，周恩来无暇顾及怀孕中的妻子。
邓颖超不敢到大医院去生产，辗转到了一个不正规的教会医院，不想因为难产，教会医院条件有限，最后只能保住邓颖超的性命。
也因为如此邓颖超的子宫受到损害，医生告诉二十三岁的邓颖超她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周恩来好不容易回到家中，以为自己有孩子了，不想得到孩子夭折的消息之后，手中的玩具掉落在地，嚎啕大哭，邓颖超抱住周恩来的肩膀，悄声抚慰。
他们相互之间再也没有提过孩子的事情，二人相伴相扶一起跨雪山经历磨难，相伴走过肃杀的大跃进，在周恩来最难熬的日子里，邓颖超总是会悄悄站在他的身后，这使周恩来觉得什么困难都能够挺过去。
周恩来有些时候会抱怨妻子写的信太过官方：“你怎么都不说想我。”
邓颖超笑着说：“你那么忙哪有时间想我啊！”
也许外部世界种种磨难，但是夫妇二人感情甚笃，1976年，周恩来即将 逝世时候，邓颖超泪流不止，握着周恩来的手：“恩来，我的爱人啊，你这一生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此次一别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寻你，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让你此生有太多太多的遗憾！”
周恩来轻轻地用另一只手抚摸着邓颖超说：“小超啊，我还有一肚子的情话没来得及和你说，等我下辈子一定全部都告诉你。”
又是一年，西花厅的海棠花又一次盛放，虽然周恩来再也不在了，但是在邓颖超的心中他就好像还在身边轻轻地在她耳旁说：“望你珍摄，吻你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