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眼中的世界

自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以来，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近代价值就天然地包含自由与平等这一组包含内在矛盾的概念。这种矛盾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有集中体现。今天，我们有必要反思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平等是否是近代的核心价值。

　　《历史哲学》是1882—1831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题为“世界史的哲学”课程的讲义，于其殁后的1837年首次出版。在授课的最初（“导论”部分），黑格尔明确提到哲学的世界史的论述可以回溯到《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以下简称《法哲学》）中。对比《法哲学》和《历史哲学》，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后者是对前者结尾部分“世界历史”的系统性建构，进而将黑格尔关于世界史的哲学性思考，以严整的逻辑形式纳入其哲学体系。

　　探求“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

　　无论是《法哲学》的“世界历史”还是《历史哲学》，黑格尔期待解决的问题，都是基于先验的理念证明而非说明经验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出发，黑格尔首先区隔了三种历史学，即原始的历史学、反思的历史学和哲学的历史学。黑格尔认定历史需要指明未来的必然性，即由于世界由理性支配，因此世界史必然以理性方式发展，这也是哲学的历史学最核心的工作。与此对应，原始的历史学是基于个体直观进行的表象描绘，其目光聚焦于过去业已发生的事件；反思的历史学则以民族、国家乃至世界视野“超出事情本身”地进行思考与反思，试图联结过去与现在，但这种方式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历史哲学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还原真实历史，也不是以古为今用为目标，而是从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中，探寻“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

　　以指明未来的必然性为目的的历史学，其研究对象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展开的必然过程。因此，努斯式的不“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的理智”必须被排除出精神和世界史的范畴。对于黑格尔而言，作为主体的精神需要意识到自身自由，这种自由的意识不断发展并在现实中形成作用，而这就是世界史的本质。从这个定义看，世界史的核心是支配世界且自在自为的理性，而这种理性必然是自由的。换言之，在黑格尔的观念中，理性与自由是不容辩驳的核心价值，而对自由的认知程度，又反过来证明个体、民族、文明乃至国家理性的水平，这也成为他“世界历史之自然的划分”的依据。在此观念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人知道特定的部分人是自由的，唯有日耳曼人真正知晓“所有人绝对是自由的”，世界史也因此被自然区隔为东方的历史、古希腊的历史、罗马的历史和日耳曼的历史四个阶段。

　　不平等具有合理性

　　黑格尔的这一论断一定程度上与经验一致。但不能忽略的是，在逻辑结构中结论和前提的差别；同时，这一论断还包含两个问题：第一，被意识到或“知道”的自由是什么？第二，对于自由的认知程度不同会有什么结果？至少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并未对自由进行定义，也未设定其边界。这样的含混拓展了黑格尔论断的适用范围。为了厘清黑格尔此处所言的“自由”，我们可以参照他其他著作，或是基于自身的理解进行回答，但这弱化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关心，从而忽略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包含的不平等要素。

　　如果我们相信黑格尔的论断，并以此为前提，自然就会接受他所说的东方—古希腊—罗马—日耳曼的历史线性序列，这个序列包含着原始的历史学、反思的历史学、哲学的历史学的演进，同样也包含东方—西方的区隔。古希腊—罗马—日耳曼的路径在经验事实中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在探讨日耳曼民族的文明与思想时，古希腊文明业已衰亡。但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其民族与历史和西方民族、历史是一个共时性存在，日耳曼民族兴起、繁荣时，延绵的中华文明仍在持续，那么，将东方民族及其历史置于古希腊之前意味着什么呢？《历史哲学》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法哲学》似乎暗示了答案：“统治的民族”承担着“世界精神的自行发展着的自我意识的进程”的使命，因此作为“文明民族”的统治民族可以（甚至应当）以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意识看待落后的其他民族，民族（及国家）间的战争和争端会因世界精神的缘故而被赋予“世界史的意义”。从《法哲学》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视域中，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基于精神实现自由原理的过程，而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不过是某一具体民族（国家）与这种精神契合程度的区别，这种区别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平等。基于对自由认知的不同，民族及国家间的不平等具有“合理性”。在这种“合理性”的驱动下，一个民族无论其自愿与否、是否期待真正的自由，均有可能被合理地取消延续的资格与必要。

　　反思启蒙逻辑

　　黑格尔将自由与平等置于对立位置，成为一组非此即彼的选项。他并非不知道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为原则，但在《历史哲学》的论述中，他一方面肯定法国民众接纳了这一组理念，另一方面却基本忽略平等观念的世界史意义与价值。出现这样矛盾的根本原因，乃因为黑格尔以理性与自由作为世界史的核心价值。

　　承接启蒙运动余绪的黑格尔，之所以否定平等而捍卫自由，根本原因在于启蒙逻辑中内含的不平等要素。启蒙的核心价值是理性，而理性被假定为所有人都具有的属性，这是启蒙运动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但在启蒙者—被启蒙者的身份区隔中，启蒙者意味着率先自由地运用理性“摆脱自身的未成年状态”（康德语），勇敢地去思考；而被启蒙者则无法意识到自身理性。启蒙者的任务并不是灌输或传递业已形成的知识或观念，而是启发仍处于“未成年状态”的人们进行自主思考。从前提和目标看，人都具有理性，且人都应当自由地运用自身理性思考，在抽象的意义上，人是平等的；但启蒙者先于被启蒙者拥有思考的能力，需要指导被启蒙者。那么，在现实层面，人就是不平等的。启蒙逻辑是否要求启蒙者承担启蒙被启蒙者的责任，以最终消除这样的不平等，或许有诸多不同答案。但就《历史哲学》及历史现实看，“启蒙者”们在理论建构及实践中，实质上利用了这种“不平等”，通过武力的方式不断扩大自身的“自由”。

　　正如《历史哲学》日语版译者长谷川宏所言，黑格尔历史哲学基于欧洲近代经验而确立。作为欧洲近代经验的一个总结，且以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为目标，它对理性、自由的宣扬，对平等的无视乃至抹杀是需要反思的。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正是黑格尔所言的理性意识到自身的自由，并不断发展自由，那么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自由”但不平等的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如何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不平等要素，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最为关键的；而尝试分析、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只是这项工作的第一步。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世军